劉 建 李曉明
2013年11月24日是劉少奇誕辰115周年紀念日。當天，“劉少奇與民生座談會”在湖南長沙寧鄉縣劉少奇紀念館舉行，“追尋少奇足跡”中國劉少奇紀念地聯合展覽也同時開展。劉少奇之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政委劉源表示，他的父親就是從百姓中、從人民群眾中來，又回到人民群眾中去的，“我們也應該在人民群眾中成長、學習”。以下這個故事講述的就是從人民群眾中走出來的劉少奇。
了解黨史的人都知道，從1922年9月開始，劉少奇與李立三一道，在江西安源領導了聞名全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中學課本裡有一篇文章《一身是膽的工人代表》，描寫的是劉少奇同志作為工人代表，不顧個人安危，孤身入虎穴，同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斗爭，最后取得罷工勝利的故事。課文中描寫的他大義凜然、胸有成竹、大智大勇，表現了非凡的膽略和智慧。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具體的情節，文章卻沒有詳細介紹。
“是他們在領導我，哪裡是我領導他們”
2008年11月30日，江西萍鄉舉行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座談會，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的劉源出席了座談會，會上劉源根據他父親的回憶以及母親的文章，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具體細節。
1922年，劉少奇同志剛從莫斯科回來，陳獨秀安排他去湖南找毛澤東，時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委托他與李立三一起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劉少奇到達安源時，正值大罷工前夜。他到達之后即聯系工人，了解罷工准備情況，仔細研究談判的十七條要求。
回憶那一時期的自己，劉少奇是這樣說的：
那時，我剛從莫斯科回來。在蘇聯住了抗大式的學校，學了點馬克思主義，隻學八個月，就算從西天取經回來，經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長沙。那時，毛主席就在這裡。沒幾天，就叫我去指揮粵漢鐵路的罷工，粵漢路車已停了。中央來了緊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錢買汽車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鐵路的火車，跑到安源。沒幾天就罷工，一罷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緝，工人把他藏起來，所有黨員都躲起來了，隻剩下我一個。人也不認識，什麼也不清楚，罷工中有各種問題發生，我有什麼辦法呢？還不就是聽工人的，他們叫我怎麼辦就怎麼辦，就是他們在領導我，哪裡是我領導他們。當然啰，他們說怎麼辦怎麼辦，我也是經過一番考慮，有一些我也沒採取，有兩種意見的、三種意見的，我也綜合一下。（摘自王光美回憶文章《與君同舟 風雨無悔》，下文楷體引用內容同此處）
簡短數言，謙虛無華，親切實在，沒有神化和拔高自己，而是把一切成績歸之於群眾，自己退到到群眾的后面，把自己融入組織之中、群眾之中。這也許是劉少奇同志的自謙，但的確與我們想象的情節不太一樣。但仔細一想，劉少奇同志的敘述是符合實際的。因為一個剛剛回國的、隻有23歲的青年學生，剛參加斗爭，當然不可能一開始就了解全貌、把握全局，必須向工人了解情況，向工人學習。用劉少奇自己的話就是“是他們在領導我，哪裡是我領導他們”。
劉少奇同志用朴實無華的語言告訴我們，黨的領袖人物並非一開始就是未卜先知、大智大勇的“超人”，他們的革命經驗是在斗爭中積累的，之所以取得斗爭的最后勝利，是他們在實踐中鍛煉、摸爬滾打的結果。隻要你真正懂得工人的疾苦、了解工人的要求，豁出命來全心全意為了工人謀利益，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工人也會信任你、支持你、保護你。
在安源期間，作為全國革命低潮中“碩果僅存”的成功工會領導者，他勇敢地承擔起重任，使各方面工作卓越而穩定地開展起來，並把我黨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第一所黨校、第一支工人武裝、第一個消費合作社搞得有聲有色，還發展、掩蔽和為革命輸送了大批黨員干部。那幾年，安源的黨員數量最多時佔到全國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小小的安源，是我黨早期革命的搖籃，在黨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小莫斯科”之稱。工人運動培養的大批工人后來成為秋收起義的中堅力量，萍鄉多次為革命輸送力量，因此成為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鬧“左”傾情緒 工人要打自己的領導人
對於自己領導的工人運動，劉少奇同志常常從汲取經驗教訓角度進行思考。他講過安源一段有趣的往事，提出非常發人深省的問題：
（罷工取得勝利后，編者注）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稱“萬歲”。工會有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揮當地警察及監獄等。即使這樣，工人還是不滿足，還要更前進：（一）要求增加工資，但實際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動將每日工作減至四小時，很多工人自由曠工，這就使生產減一半﹔（三）工人不聽管理人工頭指揮，許多地方要危害產業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擴大工會權力，審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圍的瑣事。
當時在“二七”事變以后，全國各地工會均遭解散，這一工會很孤立地巋然存在，如海中孤島，整個形勢要求工會的方針暫時退卻與防御。然而工人還要求進攻，這中情形將我苦悶欲死。
為了忠實於工人長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釋不清，無法隻得在會議通過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結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糾察隊沖突。李立三親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離開礦山。我批評工人不要過分，工人要打我，說我被資本家收買，氣得我很難受。也正當我與工人發生裂痕時，敵人進攻，准備武力解散工會。我們立即與工人在一起，動員工人抵御這種進攻，工人完全勝利。然而問題還是如此。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一個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悶躍然紙上。這也是中國工人運動中獨有的問題，就是在斗爭取得勝利時容易犯“左”的急躁病。而且在后來，劉少奇同志領導武漢工人運動時也發生過類似情況。他在另一段描述中說：
這時“左”的情緒比安源嚴重得多，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通的。工會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行得通的政府，它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在武漢那樣大的城市，那樣多人干起來，真是駭人。
這些事干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影響……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是責備共產黨，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系。
共產國際的羅佐夫斯基到武漢，我詳細報告他這種情形，並請教他，但他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隻說工人不能使企業倒閉，工會不能代替政府。我說許多小企業大企業不能維持，而工人還要提出要求怎麼辦呢？他不答。
白勞德（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在漢口、上海時，我和他談過兩天，要他就外國的經驗答復我。他送我二十元紙幣，說“你談的這些材料我可寫兩篇文章寄給美國雜志，這是給你的一半稿費。你所求答復的問題，在美國工人運動中還未遇到過”。我才知道這是中國工人運動中特有的問題。
如果不是劉少奇親口所談，我們很難知道彪炳史冊的安源大罷工中還有另一面，“左”傾情緒，工人要打自己的領導人……這不禁令人驚訝，然而仔細一想，卻又是那麼真實。輝煌的一面和這一面合在一起，才構成了真實的歷史。不虛美，不隱惡，直面歷史，實事求是，做到這一點對於一般人來說已屬不易，對於勝利者和成功者來說，尤為難能可貴。劉少奇在這裡不僅留下一種風范，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重要的提示：在中國的社會土壤裡，的確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左”的因子，防“左”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劉少奇同志在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自覺警惕極左、抵制極左和糾正極左，這些思考一直貫穿到他建國后領導中國建設的實踐中。
這個故事還告訴我們，黨的領袖是從人民群眾中走出來的實踐家，他們始終走群眾路線，注重調查研究，從活生生的斗爭實踐中尋找答案，制定政策，推動工作。這對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事業，也是重要的啟示。
推薦閱讀：
| 相關專題 |
| · 劉少奇紀念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