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坤靜
《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載體和集中展現，是對20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書籍之一。它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大量出版。新中國成立后兩個版本的《毛選》一至四卷，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迄今，新中國成立后的《毛選》四卷本已被翻譯成25種語言文字正式出版，總授權發行量逾3億冊，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那麼，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毛選》究竟是怎樣編輯出版的，其背后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指導地位的確立
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個提法，稱毛澤東的言論、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並說：“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根據於中國革命斗爭豐富的經驗，根據他對中國社會特質及中國革命規律性深邃的認識，在中國革命諸問題的理論與策略上，都有了許多不容否認與不容忽視的創造性與馬克思主義的貢獻。”9、10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詳盡地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確認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王明、博古等人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而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理論卻獲得高度評價，毛澤東代表的政治路線在對外同蔣介石的斗爭中，對內同“左”右傾錯誤的斗爭中，愈加明顯地表現出了它不可否認的正確性和它所具有的日益鞏固的領導地位。此次會議上，除周恩來、劉少奇未到會外，黨的許多重要領導人都發言表達了他們的這種認識。在次年開展的全黨整風運動中，朱德、陳毅、劉少奇、王稼祥、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有文章論及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卓越貢獻。
1942年7月，鄧拓在《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一文中，系統闡述了毛澤東的思想理論。7月5日，王稼祥在為紀念建黨22周年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他說：“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斗爭中，同時又與其在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這個理論也正在繼續發展中”，“這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和中國共產主義到勝利前途的保証”。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一經提出，很快就為黨內所接受，並被公開使用。中央總學委將王稼祥的文章列入干部和群眾學習的參考文件，號召人們“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理論和實際”，“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周圍”。鄧小平於1943年12月4日在北方局黨校整風運動會上的講話中，不僅使用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確指出我們黨及中央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
1945年在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劉少奇在七大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科學的概括和全面的論述，並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去進行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由此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實際上，早在1939年，黨中央根據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局面業已形成的形勢做出決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省委應用各種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出版地方報紙，翻印中央黨報及書籍小冊子”，“堅持公開宣傳馬列主義，出版翻印各種關於馬列主義的刊物和書籍”。至整風時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蔚然成風。這種氣氛無疑極大地影響了邊區出版事業的發展。1941年至1942年間，為了適應廣大黨員干部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歷史的需要，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由王首道、胡喬木等人參加編選工作，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編輯出版了大型文獻集《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又編輯出版了上、下兩冊的《兩條路線》。這3部大型文獻集的面世，對當時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對幫助黨員干部、理論工作者了解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充分認識黨的斗爭歷史，具有重大的作用。特別是《六大以來》和《兩條路線》這兩部文集中，收入毛澤東已公開發表或未公開發表的文章、講話以及簽發的文告上百件，為以后有關部門編輯《毛選》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首部《毛選》誕生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1944年1月10日，黨中央在對晉察冀分局干部擴大會議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別是高級干部中“建設正確的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以達到統一黨的思想”。晉察冀分局負責人聶榮臻、程子華、劉瀾濤等在報告和講話中，也強調要廣泛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要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
同月，在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以下簡稱晉察冀分局）委員、分局宣傳部部長胡錫奎主持制定的《1944年宣傳工作方針與任務的指示》中，第一句話便強調：“在黨內外廣泛深入地宣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使全黨徹底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第一條又指出：“全黨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思想的指導之下，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証。”與此同時，晉察冀分局也決定要編輯出版一部《毛選》。編輯計劃很快制訂出來並報告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王稼祥為副書記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以及中央宣傳教育部，並獲王稼祥批准。中央宣傳教育部對擬收的著作還提過具體意見。
《毛選》的具體編輯工作由晉察冀日報社主編鄧拓負責。他和報社編輯人員以極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工作，僅用三四個月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務。《毛選》中“編者的話”一文是鄧拓起草並經晉察冀分局有關負責人審定的，它無疑是在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有關“毛澤東思想”的論述的影響下寫出來的。
5月初，在鄧拓改任晉察冀日報社副社長並去黨校學習的情況下，胡錫奎兼任社長一職，具體主持了《毛選》出版前剩下的一些工作，例如對有關篇目進行增補調換，排版、校對、印刷直到印出樣書。
7月，首部《毛選》由晉察冀新華書店發行，終於和邊區廣大人民見面了。初版主要編入毛澤東從抗戰以來到1944年6月間的29篇著作，約46萬字，共5卷，印有精、平裝兩種，精裝一冊合訂，平裝分5冊裝訂。這部《毛選》的編輯出版，是在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並確立其指導地位的過程中重要而又不可忽視的一個環節。它翻開了毛澤東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頁，為系統宣傳毛澤東思想作出了重大貢獻。
《毛選》問世后，人們爭相訂購，從而在晉察冀邊區掀起了一股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初版的精、平裝各2500冊在兩個月內即售罄。晉察冀日報社於9月26日以《邊區出版史上一件大事 〈毛澤東選集〉出版》為題發表消息，說：“《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是邊區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選集將毛澤東同志抗戰以來各種名著、講演及其他重要言論都收集進去了，並附有抗戰前的幾篇重要文獻，因此成為系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有力武器。歷史証明毛澤東主義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隻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導，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初版《毛選》雖曾於1945年3月再版過一次，但依然供不應求。加之抗戰勝利后新的形勢需要，為了幫助廣大干部更好地系統學習毛澤東思想，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決定在晉察冀日報社版的基礎上增訂再版《毛選》。這項工作最初由胡錫奎主持，后因他調任，仍由鄧拓負責。楊獻珍、肖三、姚依林、丁玲、沙可夫等人參加了校勘工作，封面由蔡若虹設計。
然而，增訂本《毛選》的出版卻一波三折。原來，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國民黨軍隊於10月11日侵佔張家口，使已在此發排的增訂本《毛選》未能如期付印。撤退時人們將打好的紙型匆匆運往河北省阜平縣馬蘭村，原先承印初版《毛選》的小印刷廠就設在這裡隻有十多戶人家的坡山村。盡管設備非常簡陋，內戰硝煙四起，但印刷廠的工人們還是在1947年3月圓滿完成了任務，將這部增訂本付梓面世。該《毛選》以晉察冀中央局名義出版，精、平裝各2000冊，由晉察冀新華書店總經銷。封面套紅印刷，有毛澤東肖像一幅。全書6卷，約60萬字，收錄毛澤東著作38篇，其中在晉察冀日報社版基礎上增加了9篇文章，並在卷次編排上相應作了調整。期間，在晉察冀日報社1945年3月再版本的基礎上進行增刪，大連大眾書店出版了《毛選》五卷本。該五卷本分別於1947年2月、11月再版過，其間又有所增補。
新中國成立前，《毛選》的出版系統除了晉察冀日報社版之外，尚有1945年蘇中出版社版、1948年哈爾濱東北書店版、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版、1946—1949年間以單行本形式分冊出版的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等4個主要的版本系統。
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出版工作
鑒於新中國成立前各地出版的《毛選》沒有統一排版、出版，也不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更沒有經過作者本人校閱，體例頗為雜亂，文字時有錯訛，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也未能收入，因此，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決定編輯出版四卷本《毛選》。而做出這一決定，則緣於斯大林的建議和支持。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啟程赴蘇聯訪問，於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期間，當中、蘇兩國領導人在莫斯科會晤時，斯大林建議毛澤東把自己寫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和報告等編輯成選集出版，以幫助人們了解中國革命的經驗。毛澤東表示也有此意。因蘇聯在編輯經典著作方面經驗豐富，故毛澤東希望斯大林能派一位理論功底深厚的同志來中國幫助完成此項工作。斯大林當即答應派時任《蘇聯書籍》雜志主編的尤金來華予以協助。
毛澤東結束了訪問，返回北京后，於1950年4月致電斯大林，正式邀請尤金來華幫助開展《毛選》的編輯工作。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斯大林的建議進行討論后，決定編輯出版《毛選》，並成立以劉少奇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要成員有中宣部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中宣部副部長、馬克思列寧學院副院長陳伯達和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等。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出版工作。
在編輯工作中，陳伯達、田家英等負責整理稿件，最后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同時由中央政治局秘書室主任兼中央俄文編譯局局長師哲和蘇聯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費德林負責將選稿譯成俄文，以便尤金看稿。7月，當《毛選》第一卷的大部分文章篇目已選好，2�3的內容也已譯成俄文時，尤金便應邀來北京幫助工作。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毛澤東日理萬機，有不少稿件因他沒有時間審定而無法定稿。故直到尤金結束訪華時，《毛選》的編輯工作還遠未完成。為此，毛澤東於9月30日致電斯大林說：“尤金來這裡工作了兩個多月。但是，關於幫助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現在還沒有完成，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因此，我請求你允許尤金同志在中國工作的時間延長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這樣做，請予復電為盼。”1950年10月9日，斯大林復電毛澤東，表示“尤金留中國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澤東選集》的准備工作及在中國各城市黨的干部會上的講演”。尤金於1951年1月回國，半年后再次應邀來華，繼續指導《毛選》的編譯工作，直至《毛選》第一卷中文版出版后才回蘇聯。
《毛選》一至三卷的編輯工作，基本上是在1950—1953年間進行的。1951年2月初，中央決定毛澤東去“附近地點（指河北石家庄）正式休息一段時期”。毛澤東充分利用這個“休息”時間，全力進行《毛選》的編輯工作。他在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等人陪同下，離京來到石家庄，住進該市西郊環境優美寧靜、空氣清新宜人的石家庄保育院。毛澤東在此主要是修改《毛選》一至三卷的初選文稿，審定第一卷的篇目，撰寫第一卷的部分題解和注釋。此外，他還要處理送來的電文、密件，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作了許多重要指示，審閱修改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協議》，會見了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德田球一。期間，周恩來、朱德也曾專程來此和毛澤東商量國家大事。毛澤東通常徹夜工作，累了就斜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是閉目沉思。時而也到院中散散步，有時還哼上兩句京劇和湖南花鼓戲，調節一下神經。4月底，當毛澤東返京時，《毛選》第一卷的編輯工作已基本結束。
田家英在整個編輯工作中，則穿梭來往於北京、石家庄之間，傳遞毛澤東審閱的文稿，並將毛澤東審定的文稿交給住在北京的費德林和師哲翻譯。
《毛選》四卷本收入毛澤東寫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至1949年9月間的著作共158篇，106萬多字。其中在第一卷收入的16篇文章（第二次印刷時增加了《矛盾論》1篇）中，有9篇是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各版《毛選》中沒有編入過的﹔在第四卷收入的70篇著作中，有35篇屬首次公開發表。毛澤東對上述著作都親自把關，嚴格審定。有的篇目他很欣賞，當即定稿編入選集。有的篇目，他不太滿意，認為不宜收入。還有的篇目，他反復審閱，幾經修改，但最后還是不滿意而未能入選。但也有些篇目，他起初認為不宜收入，后經過修改，最終得以收錄。
毛澤東在校閱擬收入《毛選》的文章時，作了一些內容上的增加和修改。一是改擬了標題，在收入四卷本《毛選》的文章中，有數十篇的標題是他改擬的。二是對有些文章的內容作了適當的補充和修正，比如對《矛盾論》一文，他改得比較多。
《毛選》四卷本第一版共有題解118篇，注釋872條。其中第一至第三卷的題解和注釋，有相當一部分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比如第一卷的16篇題解和249條注釋，就有10篇題解和120多條注釋是由毛澤東自己撰寫或修改的。其余題解和注釋特別是第四卷的題解，均出自胡喬木、胡繩、艾思奇、田家英、李踐為、王宗一等編者之手。
1960年10月，《毛選》第四卷出版發行，至此，歷時10年之久的《毛選》四卷本編輯出版工程大功告成。此后，陸續發現它從正文到注釋都有一些錯訛之處。正文方面，主要是某些史實有誤，某些詞語不夠准確和一些錯漏字﹔題解和注釋中，除了有些史實不准確外，還有一些提法不盡恰當。為了集中解決這些問題，經毛澤東同意，1962年8月由田家英主持，抽調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的幾位同志，開始進行第一版的注釋修訂工作。相繼有20多人參加了全部校訂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這項工作被迫中斷。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修訂《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在建黨70周年出第二版的報告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具體修訂工作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生平著作研究組和注釋組的同志承擔。這次修訂，報經中央有關領導批准，決定在保持原有篇目的基礎上，隻增加毛澤東寫於1930年5月，卻在革命戰爭年代丟失，后於1959年找到，1964年經作者本人審定修改，改標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1991年7月1日，由鄧小平題寫書名的《毛選》四卷本第二版正式出版發行。該修訂本是在20世紀60年代工作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來史料收集和學術研究的成果，對注釋又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增補。
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
在《毛選》第一卷即將出版時，各級黨組織都積極准備有計劃地領導黨員和群眾進行學習和宣傳，各中央局也先后發出指示，做出學習的部署和安排。
1951年10月，《毛選》第一卷正式出版。其中在上海發行的首日即銷售3萬冊，打破了此前的發行記錄。在上海新華書店的兩個門市部、中國圖書發行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海市私營圖書發行業聯合供應處門還未開，讀者已在門前排起很長的隊伍，新華書店兩個門市部在12日上午10時左右就全部賣完。運到天津的《毛選》第一卷共1.2萬冊，當日即銷售一空。早上7時，新華書店天津分店和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天津分公司門前就站了數百人的隊伍等候買書。兩個書店《毛選》第一卷的零售數不到6小時即告售罄。直到晚7時，許多讀者還在向書店預約購書。武漢市當日有7家書店的12家門市部發行《毛選》第一卷，首批運到武漢的書不足兩小時就賣完了，繼續預約購書者達1.75萬人。西安市各書店當日原計劃一天中零售《毛選》第一卷5000冊，結果1個多小時就賣完了，並有4000多人預購。北京的發行情況更為熱烈。新華書店北京分店10月4日在報上登出集體登記訂購《毛選》的啟事后，不少讀者當天就紛紛詢問有關購買事宜，從早到晚電話一直響個不停。10月12日，新華書店王府井大街門市部開始發售時，讀者排起了幾百人的長長的隊伍。一個上午，各門市部當天所分到的《毛選》就全部售完。買書的除了機關干部、職工、軍人、教授、學生和一般市民，還有國際友人。一位部隊軍官買到書后激動地說：“今天我進城，是要上陸軍醫院看病的。可是，一看到報紙上登著《毛澤東選集》出版的消息，我就覺得似乎病立即輕了許多，馬上跑到書店排隊，拿我僅剩的一萬五千元（舊幣值）買了一本。以前我雖然讀過毛主席的著作，但是非常零碎的，沒有系統。這一次我回到部隊，一定要組織大家好好學習，以毛澤東的思想來武裝自己，改造自己。”首批《毛選》第一卷總發行量為60萬冊，因供不應求，故實際發行數量大大超過這個數字。
《毛選》第二卷於1952年4月出版。其全國總印數達150萬冊，由新華書店統一發行，分別從北京、上海、長春3處批發。新華書店各總分店和分、支店都成立了《毛選》發行小組，由經理任組長，領導發行工作。沈陽市兩天內就售出9089冊。
《毛選》第三卷出版於1953年4月10日。發行當天，許多地方的人們頂風雨冒大雪趕到書店購買。西安市當日下了一天雨，但新華書店陝西分店和中國圖書發行公司陝西分公司還未開門時，門前就已擠滿了等候購買《毛選》第三卷的讀者。蘭州市當天大雪紛飛，仍有大批機關干部和部隊官兵一大早就等候在新華書店甘肅分店門口。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為了做好第三卷的發行工作，特地在該卷發行前召開各專區（市）支店經理會議，總結第一、第二卷的發行經驗，以確保第三卷在福建各地的如期發行。
《毛選》第四卷出版發行時，雖然正值國內三年困難時期，但人們學習它的熱情依然非常高漲。
與此同時，《毛選》少數民族文本的出版發行工作也全面展開。當《毛選》第一卷於1951年10月12日在新華書店新疆分店發行時，新疆人民出版社即著手積極組織《毛選》維、哈、蒙文版的翻譯出版工作。11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以下簡稱新疆分局）為了加強對《毛選》翻譯出版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以新疆省人民委員會（以下簡稱省人委）主席包爾漢為主任，省人委副主席賽福鼎和新疆分局委員、分局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鄧力群為副主任的《毛選》翻譯出版委員會，並調集了各方面最好的人員擔任翻譯。經過近半年的努力工作，《毛選》第一卷的維、哈文版單行冊出版。至1952年4月10日，發行維文單行冊6種，共12萬冊﹔哈文單行冊4種，共2萬冊﹔蒙文單行冊正在趕印之中，稍后發行。新疆分局決定在1952年內完成《毛選》維、哈、蒙文版單行冊71種共108.5萬冊的發行工作。發行后，廣泛征求意見，加以研究整理，以使譯文更加完善，然后出版卷集。到1953年春，《毛選》第一卷的維文、哈文單行本出版。單行本共15分冊，陸續翻譯出版，已先后發行37.5萬冊。此后，新疆人民出版社又以3種民族文字分篇翻譯《毛選》第二卷，並計劃於1953年內出版單行冊67種，52.45萬冊，其中：維文34種，45萬冊﹔哈文26種，6.75萬冊﹔蒙文7種，7000冊。維文單行冊34種已全部譯完，並出版31種，22萬冊。
在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毛澤東選集蒙文版出版委員會的領導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於1953年3月底全部出版了《毛選》第一卷蒙文單行本17分冊，並已發行6.8萬冊。為了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毛澤東選集蒙文版出版委員會自同年1月起，就有組織、有計劃地廣泛征求了讀者對《毛選》蒙文版單行本譯文的意見，並根據讀者意見進行單行本的修訂工作，同年5月開始排印《毛選》第一卷蒙文版的精裝本。
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積極學習《毛選》四卷本，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田家英在參加《毛選》編輯工作同時，還多次向機關干部和干部學校學員作學習報告，介紹和宣傳《毛選》，以幫助干部理解和學習毛澤東思想。《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各卷篇目介紹的新華社新聞稿都是由他負責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趙毅敏、副部長熊復，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潘梓年，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新疆分局書記王震和省人委主席包爾漢均發表了宣傳《毛選》的文章。群眾性的各種形式的學習《毛選》的小組層出不窮。一個學習毛澤東著作、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熱潮在神州大地掀起，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