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
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敗的改革都是修補式的。敢於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補補,無法解決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矛盾,因此沒有辦法獲得成功。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改革事業綿延不斷。戰國時期,商鞅和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兩次大規模的變法,為秦國崛起作為戰國時期的霸主、乃至后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歷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漢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發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之后,南北朝時期有北魏孝文帝和馮太后的漢化改制。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變法,時間跨度大約十六七年,從1069年到1085年。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張居正,從1572年到1582年。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是清末光緒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變法,但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了。最近的是鄧小平領導的1978年改革開放。
簡短地回顧一下歷史,粗略地講,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國的歷史上就會出現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許純粹是時間的偶然,也許是因為制度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必須通過改革來進行調整。在這些改革中,一頭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敗,一頭一尾就是商鞅變法以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原因在哪裡呢?
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敗的改革都是修補式的。敢於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補補,無法解決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矛盾,因此沒有辦法獲得成功。
所謂突破就是突破現有體制,讓新生力量涌現出來,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舊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動變革。新生力量產生於新的激勵機制。激勵是個經濟學的概念,我們實際上是在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歷史,是經濟學和歷史學的交叉與融合。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加有效,提高經濟的總產出,提高社會的融合度和穩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效率來自激勵,制度的作用就是調整社會的激勵機制,使得現有資源產生更高的效率。在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最重要的資源就是人力,另一個是土地。到了近現代,資本的作用越來越大,而當代決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項,那就是技術。
效率高了,在資源總量沒有很大變化的情況下,社會總產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了。蛋糕大了,就能夠實現“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變法就是一個雙贏或多贏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阻力變小了,新制度就能生根、固定化並延續下去,改革就成功了。如果不能做大蛋糕,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損,受損的那些人必然反對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撓,變法就難逃失敗的命運。所以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是能否給全社會帶來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從中受益。要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須是能增加社會總產出的,或者增加社會總財富,在資源總量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就必須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這是我們理解歷史上改革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所在。以提高效率為目標,而不是簡單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會激起受損方的反對,改革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變法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都增加了社會的總財富,這是他們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變法,並不是著眼於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並不是著眼於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僅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發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對,最后歸於失敗。
還有一個區別,失敗的修補型改革是單純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體系推進。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完全依靠體系內的官員設計和操作,在變法的過程中沒有新生力量冒出來,沒有推動和支持變法的社會基礎。成功的改革在突破現有體制時,會出現新生力量,就商鞅變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農民,在鄧小平改革的時代,就是廣大的農民、城鎮的居民和企業家。
因此,突破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鄧小平的改革不是單純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間創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並不都是他自己躲在宮裡想出來、設計出來的,而是來自於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王安石更是頂層設計的大家。完全的頂層設計,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場。用政府取代市場有什麼問題呢?政府不了解市場的運作,因此頂層的設計往往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完全頂層設計的另一問題是激勵不協調,甚至產生相互沖突的激勵,各種矛盾導致生產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種各樣的新政都是設計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實踐中全都碰了壁,不僅沒有實現他當初的設想,反而打亂了社會經濟秩序,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和交易。官員反對新法,因為新法傷害了官員的利益﹔民眾怨聲載道,因為民眾沒有從新法中得到實惠。於是變法就轉變為政治斗爭,一旦轉變為政治斗爭,新法必定失敗,因為官僚體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傾向,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預期效果,變法者很難証明自己的正確。王安石在政治斗爭中敗下陣來,結果是人亡政息。
(摘自作者在“東方歷史講堂”所作的“改革的歷史”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