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電影《長征》中,我第一次飾演毛主席。當時接這個戲是有壓力的:太多演員都演過毛主席,並且得到老百姓的承認。作為一個后來者,如果沒有自己的特色,觀眾不會認可。一開始從心理上就敗了三分,那麼就隻能從戲上下工夫。
前面扮演過毛主席的演員都從腔調和造型模仿入手,一開口就說湖南話,不管是湘潭話、長沙話還是韶山話,隻要是湖南腔,那就是毛主席﹔在毛主席造型上首先參考的是照片,可大多數照片都是毛主席在微笑,沒有他發怒,更沒有流淚。所以,我覺得影視作品在塑造領袖的時候,一開始就走入了藝術創作的誤區。要是按照藝術創作的規律去演繹,那就應該說普通話,不是說家鄉話。於是,我從第一次扮演毛主席開始,就說普通話。另外,我干脆就撇開這個角度像、那個角度不像的問題,更多地去接近人物,追求“神似”。我覺得這是走了一條比較艱難的路,但它是真正的藝術創作之路,而不是圖一個近、貪一個巧。
再有,我是一個熟面孔。我如果是一個生面孔,從來沒有演過別的戲,一出來就演主席,觀眾沒有其他的參照物,會比較容易接受。但我演過轟動影壇的《小花》,那時大家說我是奶油小生,就是現在所說的“偶像派”﹔我也演過“諸葛亮”,演過“雍正”。甚至連毛主席的女兒都說:“唐國強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麼?”因此從一開始,觀眾對我就抱有了很大的疑問,這個疑問其實很難消除。因為我塑造過很多形象,觀眾看我的時候,需要把我以前的形象都撇掉,才能進入對毛主席這個藝術形象的審美。這點對我來說就是創作上的壓力,但好在繼電影《長征》后,我又在電視劇《長征》中塑造毛主席的形象,這在首次飾演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的基礎上,又給了我時間,能夠引領觀眾由跟著形象、跟著人物的思想性格走,轉而跟著劇情、跟著人物表演細節走了。我用了24集的時間慢慢去改變觀眾,最終,觀眾從“唐國強能演毛澤東嗎?”變成了“唐國強還能演別的嗎?”
拍電視劇《長征》的時候,因為在后期擔任導演,所以我就和攝像師說:“你不要顧忌我像不像毛主席,你先考慮把整個畫面流動起來。”“一集戲裡面能有五處讓人感到外形挺像就夠了,不可能做到重現照片那樣,要真這麼拍就完了,這個角色肯定就毀了。”我更多地追求的是人物在流動中的狀態。首先是情感,因為情感是最能和老百姓溝通的。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同志之情等等這些情感是能夠打動老百姓的,抓住這一點就要對人物細節精細雕琢。比如毛主席看地圖,按照模式化思維,他一定是像《決戰前夕》那幅油畫一樣,背著手,挺著腰或者掐著一支煙在看牆上的地圖。如果演員按照這樣來演就不恰當,因為影視作品是流動的,它不是油畫,不是照片,老是這麼端著把人物架起來,戲就完了。在拍《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時候,我就說,能不能把地圖鋪到地上——地圖太大,幾個地圖放在一起就要擺在地上。地圖的位置一變,整個場面調度、形體變化、人物的感覺就全不一樣了。毛主席可能就是蹲在地上、跪在地上,甚至拿個放大鏡撅著屁股往地上看,其他所有人物來這個場景交流,整個鏡頭呈現的畫面就“活”了起來。
毛主席的詩詞寫得又多又好,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危險的時候,他的詩詞寫作量就越大。比如《長征》裡面《十六字令》:“山,快馬加鞭未下鞍。”如果我們僅僅拿出來就這麼念,那就沒有意義沒有意境了。表演也一樣,要有氣有意境。行軍當中,毛主席之所以念出這個“山”,是因為當時各種情況堆積到一起:毛主席決定要出山了,老百姓說:“你們撤離之后很多人就會被殺害了。”毛主席聽了,心裡很沉重,所以他才講“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另一首就是《婁山關》,這首詞,首先要看創作的大背景。從1931年初毛主席開始受到排擠和責難,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才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在這個階段,他眼睜睜地看著國外歸來的“布爾什維克”以及李德等人瞎指揮,自己有力氣使不上,想提建議也不被採納。到遵義的時候整個部隊彌漫著沮喪、迷茫的氣氛,所以這場戲我是這樣處理的:馬背上的近景,部隊蜿蜒走著,主席看到了群山,尤其聽到了那幾聲雁鳴,是一種很淒涼的感覺,於是吟出了“馬蹄聲碎,喇叭聲咽”,繼而“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再如《建國大業》裡“重慶談判”一場的人物刻畫,毛主席去見蔣介石,兩個人從樓梯上下來,毛主席畢恭畢敬地伸出手來握。我覺得這是他獨有的胸懷,也是他另一面的表現:能伸能屈。這一刻他是“屈”著的,可柔中有剛。《建國大業》裡的表演,毛主席的心理活動不明顯,大多是通過一些動作、眼神來完成的。比如,斯大林當時對中國政局的意見是劃江而治。而毛主席說:“中共會議決定了,4月渡江。”這就是不動聲色的抗議。淮海戰役勝利了,毛主席坐在那裡說:“江北從此無大戰”,接著下一場戲是毛主席喝多了,坐在缸上像孩子一樣笑,那是他心理活動的展示。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影視作品中能有所突破的地方:怎麼去表現這個人物,不在於他喝不喝醉酒,而是在於表達他的心情。又如毛主席和李濟深談話的時候,李濟深說,我殺過共產黨,蔡和森就是我殺的。這時的毛主席稍微愣了一下,咳嗽了一下,喉骨咽了一下,但還是接著講:“我們往前看吧。”這是一個政治家胸懷的展現,這一瞬間的停頓是非常正常的藝術手段,而不是那種隨意的、輕描淡寫的:“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這樣處理的話倒反讓人覺得有點虛假或者是不近情理。這個停頓包含著毛主席對痛失摯友的傷心和悲痛,這就是心理活動上的處理,人性化的處理。《建國大業》中有一段毛主席在政協會議上講話,當演講完后,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在這裡導演用了升格鏡頭:毛主席很慢很慢地看著大家,他眼睛裡面有一點濕潤,也輕微有一點驚愕:“我是得到這麼多人的擁護嗎?”還有閱兵一場戲,毛主席從車裡面出來,導演跟我說“你先愣一下”,表現出當時毛主席也沒想到有這麼多人圍了過來,然后才有他順理成章地說,“希望大家幫忙打開共和國的大門”。編劇和導演給劇情中的毛主席設置了很多這樣有意思的小細節,這些細節就是不按常規出牌,但可能就出現意外效果。一個小細節一個小細節加起來后,就像一個一個美麗的珠子串起來,變成了成功的角色。
這麼多年來飾演毛主席,我認為毛主席無疑是個智者。他就像寬闊的海洋一樣,那種心胸,那種睿智,那種豁達的境界,我們演員如何能夠感受得到?如何能夠把他身上的豪氣、書卷氣,把領袖的胸襟、質朴的情感,都恰如其分地在每一個細節中表現出來?這些都是我永遠無法完成的課題,但我確信自己演毛主席上了癮,就是到了70歲我也演不夠,因為毛主席太偉大了,需要一個演員用一生的功力去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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