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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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與毛澤東是我黨兩位偉大的革命領袖。他們從青年時代開始建交，始終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肝膽相照，在思想上相互產生著很深的影響。
一、學友：志同道合
蔡和森與毛澤東的革命友誼，是從湖南第一師范開始建立的。辛亥革命前后，他們分別從湘鄉永豐（今屬雙峰縣）和湘潭韶山沖，先后來到省城求學。蔡和森初入鐵路學堂﹔毛澤東入湘鄉駐省中學，隨后轉入省立第四師。一師創立后，蔡和森於1913年秋轉入﹔毛澤東於1914年春隨四師並入一師而轉入。從此，兩位愛國有志青年相聚到一起。蔡和森編入第六班，毛澤東編入第八班。他們雖然不在同一班級，卻是同一年級，並且同是楊懷中、徐特立等名師的學生。所以，倆人很快相識，並結為志同道合的學友。
“志”是一個人畢生事業的開始。蔡和森與毛澤東之所以都能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他們從小即抱有遠大的革命志向。早在1910年毛澤東16歲時，父親就不讓他繼續升學，而要送他去湘潭一米店當學徒。毛澤東堅決拒絕，投考了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離家時，他仿照日本西鄉隆盛的詩意，寫了一首七言絕句夾在父親的賬本裡：“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充分表達了青年毛澤東志在四方的雄心壯志。無獨有偶，蔡和森也是16歲在永豐蔡廣樣辣醬店學徒期滿時，為改造社會，棄商求學，立志走讀書救國之路。他們當時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到了極處”，要拯救國家和民族，就要有本領。為救國救民而讀書，這是蔡和森與毛澤東的共同求學目的，也是他們共同的志向與所追求的道路。這種“志同”與“道合”，不僅是他們入一師后建交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他們一同走上革命道路，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奠基石。
當時的一師范，是湖南辦得最為出色的一所學校。該校騁請了一批很有名望的教師，如楊懷中、徐特立等﹔對學生也有不少優惠條件，不收學膳費，很能吸引家境貧寒的學生入學。在教育救國已成為當時多數愛國青年所選擇的救國道路之時，全省各地的有志青年都願意報考一師。蔡和森與毛澤東，就是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志向比其他青年更宏偉，求知欲望也比其他青年更高。他們入一師后，便利用一切條件刻苦學習，並且善於獨立思考。那時，西學已經傳入中國，一些提倡新文化的人士，往往摒棄舊書不讀﹔而墨守陳規者，則往往拒讀新書。蔡和森與毛澤東則不是採取這種態度。他倆認為，要尋求救國真理，不讀新書是不對的，但舊書亦須研讀。毛澤東針對某些新文化人士全盤肯定傳統文化的錯誤傾向，頗有見地地提出：“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蔡和森也說：“中國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盡然，而西歐文化制度用之於我，不必盡是。”他們所持的這種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無疑是對當時“全盤西化論”與“保存國粹論”兩者的有力批評！正是這種獨立思考、去偽存真的探索，使他們歷經一條曲折而崎嶇的道路之后，成為一代馬克思主義者。
學生時代的蔡和森與毛澤東還有一共同特點，就是不僅注重對書本知識的研究，而且注重社會調查，向社會廣求知識。他們把向書本學習叫讀有字之書，把向社會學習叫讀無字之書。毛澤東曾在一師范的《講堂錄》中寫道：“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矣!”為了向“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他們經常利用課余時間或假日到學校附近的工廠、農村去作社會調查。1918年春，毛澤東母親寓居蔡家“劉家台子”治病時，倆人各帶一把雨傘，腳穿一雙草鞋，身無分文，走遍洞庭湖區5個縣市，作了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出發時，他們對自己的母親說：我們兩三天就回來。但他們一出門，半個月才歸。回家時，蔡母問他們：“你們身無分文，在外生活怎麼過?”蔡和森與毛澤東回答道：“我們見人說話，遇事幫忙，給人家送幅對聯，別人就給我們飯吃。看來，天下農民是一家，隻要樂於助人，走遍天下都不怕呀！”這種社會調查，不僅使他們獲得了大量豐富的社會知識，而且鍛煉了他們克服困難的毅力與勇氣。
求學階段的蔡和森與毛澤東還意識到：將來在改造國家與社會的道路上，一定會遇到許多困難甚至疾病折磨的，必須在身體和意志上預作准備。在一師求學期間，他們一面共同探求真理，一面進行身體與意志鍛煉。他們鍛煉體格的方法，一是冷水浴。不分春夏秋冬，都堅持用冷水洗臉、洗澡。同時，還堅持一種常人很難做到的鍛煉方法，即在下大雨、刮大風、下大雪的時候，脫掉衣服，冒風雨而行。他們把這些鍛煉方法叫雨浴、風浴、雪浴。二是游泳。這是他倆最喜愛的一種運動。常在晚餐后，一道到桔子洲頭去游泳。三是爬山、野營和露宿。一師后面的斜坡上有個君子亭，這是他們經常讀書與談論之所，晚上常露宿在那。有時，他們星期六下午一道上岳麓山，要到第二天才下山來，晚上露宿在山頭﹔肚子餓了就採野果充飢。他們這樣頑強地進行鍛煉，完全是為了將來從事革命活動。
在那茫茫黑夜與荊棘叢生的時代，有蔡和森與毛澤東這樣的民族精華聚結到一起，而且又如此的意氣相投與志同道合，實在是難得的。他們的思想與生活與眾不同，時人稱之為“怪人”。“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在湖南的一般先進青年中，就盛稱毛蔡之名，而奉之為表率。”不僅青年們願意與之交往，就是進步教師也十分器重他們。楊懷中先生曾經就極其推崇他倆，常在好友前夸耀這兩位得益門生。臨死時，他還寫信給章士釗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二子”，指的就是蔡和森與毛澤東。
二、會友：心心相印
蔡和森與毛澤東在一師同學雖僅一年半，但他倆結下的友誼卻是牢不可破的。1915年秋，蔡和森因一師課程繁雜有余而缺少專攻，無法滿足自己求知的欲望，便跳級考入了湖南高等師范文史專科。高師與一師，以湘江為界，一在河西，一在河東，每逢星期天，或是蔡和森渡過江去一師，或是毛澤東渡過江來高師，倆人繼續探求革命道路。尤其是1917年夏蔡和森在高師畢業后，並未急於謀求職業，而是動員母親把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定居。從此，蔡家成了毛澤東等一班進步青年聚會的場所。每逢星期六課后，毛澤東便邀集張昆弟、羅學瓚、陳章甫等進步同學，來到蔡家開展各種討論。當時，他們集中討論的問題，是“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顯然，他們這時的關系，已經不是一般的同學關系，而是為共同探討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革命關系了。經過一年半時間的探討，“乃得到一種結論，就是‘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於是乃有組織學會的提議”。1918年4月14日，一個以“革新技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的新民學會，在蔡和森與毛澤東的發起下建立了。從此，這兩位志同道合的學友，成了新民學會心心相印的會友。
蔡和森與毛澤東這兩名會友的心心相印，最突出的是“印”在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之路，堅持用社會主義救中國！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遍中國。這時，毛澤東“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思想尚未成熟。但是，這些思想並未根深蒂固，僅為匆匆一“過客”。十月革命的消息傳來后，他覺得“俄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文明國”，從而開始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當時的蔡和森，堅持十月革命道路的觀點更為鮮明。他曾對毛澤東說：“隻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願則而效之。”這裡，蔡和森把列寧的學說與墨翟的哲學思想等同起來，似乎不倫不類，但他這種仿效列寧的思想，就是他與毛澤東主張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光輝起點。特別是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有的人毫無所知，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視之為“洪水猛獸”，而他們卻提出“仿效列寧”的觀點，這是難能可貴的！
為開展“大規模的自由研究”，1918年夏，新民學會發起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毛澤東出於對蔡和森的信賴，提議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聯系有關留學事宜。蔡和森抵京后，廣泛接觸傳播新文化的著名人士，進一步堅定走俄國革命道路的信念。他在京寫信給毛澤東說：“吾人之窮極目的，惟在沖決世界之層層網羅，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寧”之所為。他覺得，為“達到窮極目的計”，“駐京惟有潤兄最宜”。於是，又幾次寫信促毛澤東赴京。毛澤東的心與蔡和森的心是相印的。他接到蔡和森的來信后，立即決定去京。蔡和森得知這一消息，欣喜若狂!他給毛澤東復信說：“隻要吾兄決來，來而能安，安而能久，弟則從前所慮種種，皆不成問題。”這種互相信賴，更加加深了兩人間的真摯友誼。是年8月，毛澤東在一師畢業后，邀集一些會友來到了北京。他們8人同住三眼井，白天四處奔波，晚上同睡一個坑。經過他們的艱苦努力，湖南留法准備工作的進程加快了。一切基本就緒后，毛澤東與蔡和森又商定，一個“出洋”，到法國去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一個“暫不出國，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1919年底，蔡和森率領一批新民學會會友及湖南青年啟碇赴法了，毛澤東則與另一部分會友在國內研究國情。從此，新民學會以蔡和森與毛澤東為首分成了國內國外兩個部分。兩部分之間，通過書信往來連成一個統一整體。
當時的法國，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工人階級政黨已經建立，馬列主義的各種法文小冊子大量印行，社會思潮十分活躍。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抵法后，從五花八門的“主義”中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開始，很多人擇定的是用無政府主義救中國，如肖子升等認為，“世界進化是無窮的，革命也是無窮的，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而蔡和森則不同，他在國內即與毛澤東有“仿效列寧”和“加倍放大列寧”之所為的思想基礎，赴法后經過“猛看猛譯”，更覺得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舍此無方法”。他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1920年7月，他在蒙達尼會上提出了“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並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他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蒙達尼會議后，肖子升與蔡和森分別將各自的主張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看毛澤東的意見如何。毛澤東早就與蔡和森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當然是贊同蔡和森的主張。他在給肖子升、蔡和森並在法諸友的信中說：“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正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合，並且我料到是與多數會友的主張相合的”。到底用什麼方法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呢?我於子升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蔡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蔡和森還在給毛澤東的另一封信中，系統而深刻地論述了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及組織原則。他說：“我以為現世界顯然為兩個敵對的階級世界，學說亦顯然劃了鴻溝。”並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產階級的思想。以唯物史觀為人生哲學的出發點，結果適與有產階級的唯理派相反，故我們今日研究學問，宜先把唯理觀與唯物觀分個清楚，才不致墮入迷陣”。毛澤東接到蔡和森這一信后復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同。”並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是唯一正確的主義。
無數事實証明：新民學會建立后，蔡和森與毛澤東這兩名會友的心是何等地相印啊！他們在尋求“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上，雖然一個在國內側重研究國情，一個在國外側重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由於兩顆心緊緊地印在“中國這個地盤”和“想把中國搞好”這個目的上，所以能夠互相取長補短，共同完成世界觀的改變。過去，在提到建黨理論的創建和確立社會主義救中國的問題上，一般隻提毛澤東，不提蔡和森，這是片面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實，一個人的成長及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不是孤立的。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善於同蔡和森等如此切磋與琢磨，正是他能從混亂的思想中很快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戰友：肝膽相照
蔡和森留法歸國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建立，他便留在黨中央機關工作﹔黨的“二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負責主編《向導》周報。這時，毛澤東在湖南發展黨團組織，開展工農運動。他們雖然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但倆人患難與共，肝膽相照，始終保持著深厚的革命友誼。
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著重討論如何與孫中山國民黨合作的問題，蔡和森和毛澤東一同出席。大會以投票的方式選舉陳獨秀（40）、蔡和森（37）、李大釗（37）、王荷波（34）、毛澤東（34）、朱少連（32）、譚平山（30）、項德隆（27）、羅章龍（25）為中央委員（根據瞿秋白紀錄）。蔡和森的高票當選，與其主編《向導》成績顯著，理論水平高等直接有關。會后不久，他們共駐上海黨中央機關，公開以“王姓兄弟”相稱，同住慕爾鳴路甲秀裡。在這棟老式的二層樓房裡，蔡和森夫婦住樓上，毛澤東夫婦住樓下。當時，毛澤東負責中央秘書工作，國共合作建立后，與向警予同在國民黨中央執行部工作﹔蔡和森仍主編《向導》周報，主持“家務”的則是楊開慧。他們在各自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還共同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經常一同主編《向導》周報，有時還一同深入到工廠舉辦工人夜學。這種在生活上的相互關心，在工作上的相互配合，真是親同兄弟。
“五卅”運動后，毛澤東展轉湖南等地開展農民運動，蔡和森則赴蘇聯駐共產國際。1927年春，中國革命運動迅猛發展，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在毛澤東的發動下，如火如荼。在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潮中，毛澤東回到湖南考察了湘中5個縣，並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黨內外懷疑和指責農民運動的論調，指出：農民問題是決定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隻有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段時間，蔡和森雖然不在國內，但他與毛澤東的思想始終相通。1927年4月，他剛從莫斯科歸國，途經湖南時，就在長沙教育會坪作農運演說，他指出：“農運是整個革命的根本問題”，“資產階級是壓迫工農的，不能領導革命”，“誰可以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誰可以得天下”。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一致性，加深了他們的革命友誼。在黨的“五大”上，他倆又針鋒相對地批評了黨內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黨的“五大”后，蔡和森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中央秘書長工作﹔毛澤東主持全國農民運動，與楊開慧寓居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武昌都府堤41號。蔡和森雖然日夜操勞著中宣部和辦公廳的繁重工作，但他出於對毛澤東的友誼和信賴，經常到毛澤東住宅共同研究革命大事。一段時期，蔡和森因積勞成疾，住在毛澤東家養病，受到了楊開慧的親切關懷。據陳玉英回憶，楊開慧還特意從街上買回一隻鴨子，用當歸海參燉湯給蔡和森滋補身體。湖南“馬日事變”后，蔡和森在毛澤東家接待了許多由湘去鄂的同志，他們傾聽了來自第一線群眾所反映的情況后，清楚地看到了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統治對革命的危害。根據當時的革命危局，他們都極力主張“進攻論”，認為隻有進攻，革命才有出路。毛澤東對湖南來的同志說：“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武裝保衛革命。”蔡和森非常贊同毛澤東的主張，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歷數許克祥、夏斗寅叛變的反革命罪行及其對革命的危害，主張迅速而廣泛地發動民眾，以“進攻對付進攻”，以“暴動對付暴動”。他還建議中央“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毛澤東也向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可是，蔡和森和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始終沒有得到陳獨秀的採納。結果不出毛、蔡所料，出現了7月15日的汪精衛反革命事變，以致使這場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遭受慘重失敗。
嚴酷的歷史事實說明：蔡和森與毛澤東這兩位肝膽相照的戰友，從一同尋求“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革命道路到一同實踐這條道路，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特別是毛澤東，他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在黨的許多杰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於首要地位。早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已經明確指出無產階級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在這個問題上的右傾危險”，這是完全切合實際的，也是十分公正的歷史結論。
為了挽救中國革命，1927年8月7日，黨在漢口舉行緊急會議，蔡和森與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徹底清算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接受了毛、蔡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可是，會議成立新的中央領導班子時，共產國際代表擬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隻有蔡和森，而沒有毛澤東。蔡和森積極建議毛澤東應進入新的中央政治局，從事黨中央的領導工作。由於名額限制，他寧肯自己退下來，硬要把毛澤東選進中央政治局為候補委員。事后，有人攻擊蔡和森，說他這是拉“左”派。蔡和森大義凜然地聲明：“和森和毛澤東之關系，絕不是什麼企圖組織左派。” 他說自己十分了解毛澤東，毛澤東具有一位未來領袖人物的深思熟慮與遠見卓識的非凡品質。可見，蔡和森是我黨正確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最早的人之一，也是我黨第一個選能讓賢，主張毛澤東參與中央領導工作的人，這無疑是蔡和森對中國革命的一大功勛。
黨的“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蔡和森本也向中央要求隨同毛澤東回湖南。可剛跨上從武漢開往長沙的輪船，就被中央召回派到北方局做恢復北方黨的地下工作。爾后，蔡和森先后兩次赴莫斯科。這段時間，他們雖然工作不在一起，但他們的心是隨時相聯的。1931年春，蔡和森從莫斯科回國，得知毛澤東在瑞金建立了武裝，開辟了蘇區，非常向往，馬上向中央申請，要求到瑞金中央蘇區去搞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可是，由於當時廣東黨的組織遭到全面破壞，黨要派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去領導南方局的工作，以挽回大局。蔡和森以黨的利益為重，服從了組織安排。就在這次赴港不久，蔡和森即被叛徒出賣遭捕，並被引渡到廣州，慘遭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從此，毛澤東失去了這位肝膽相照的戰友。他曾在一次談話中十分悲痛地懷念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在這裡，毛澤東不僅高度評價了蔡和森的一生，也體現了他們之間的誠摯友誼。
蔡和森與毛澤東在探求革命的道路上和從事革命斗爭的實踐中，由志同道合的學友發展到心心相印的會友，再從心心相印的會友發展到肝膽相照的戰友。他們的革命友誼象鬆柏一樣，萬古長青﹔他們的思想和功績與日月同輝，永遠載在中國革命的史冊上。
（作者單位：湖南省雙峰縣扶貧辦）
注釋：
蔡林彬給毛澤東信，1920年8月13日，載《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3集）
蔡林彬給毛澤東信，1920年9月16日，載《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3集）
毛澤東給蔡和森的信，1920年12月1日，載《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