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先行者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探索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上篇”的話,那麼改革開放以后的探索則是“下篇”,這兩個階段的探索既相聯系,又相區別,前者為后者奠定了基礎,后者是對前者的飛躍。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始於毛,成於鄧”。

◎導語

在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歷史關頭,如何正確認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搞清楚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不同時期探索的關系,深刻理解毛澤東時代的探索對改革開放后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奠基之功,對進一步增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覺性、堅定性至關重要。為此,我們採訪了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會長唐洲雁。

本版編輯(以下簡稱“編”):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自然包括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們說這種政治前提和制度具有根本性、基礎性。

唐洲雁(以下簡稱“唐”):“根本政治前提”是因為毛澤東最偉大的功績,就是領導黨和人民創建了新中國,實現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孜孜以求的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舊中國長期受外國列強欺凌的歷史,中國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嚴,從此揚眉吐氣,以嶄新的姿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獨立,特別是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空前提高,這是中華民族開始走上復興之路、追求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夢想的一個重要標志。新中國的成立,使得長期受盡壓迫和欺凌的勞苦大眾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為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人民群眾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主人,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提供了最根本的依靠力量。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整個大陸地區的完全統一,結束了長期以來國家分裂和軍閥混戰的狀況,營造了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局面,從而為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探索面向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共同建設美好家園,奠定了堅實基礎。

“制度基礎”是因為毛澤東締造的新中國,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証了廣大人民管理國家、社會事務的權力。在這種國體和政體之下,新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以及它實行的基本政治制度,為后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礎。

編:“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毛澤東時代的探索與改革開放后的探索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而是接續奮斗、接力探索的關系,這種“接續、接力”關系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前者為后者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

唐:毛澤東時代探索的基本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主要表現為:主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提出一系列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方針,包括堅持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走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堅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把農業放在經濟建設的首位﹔按照“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原則,搞好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實行增產節約、勤儉建國的方針﹔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的方針,等等。在政治建設方面,主要表現為:重視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建立和健全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揮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作用﹔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各民族平等相處、共同發展﹔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強調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主張精簡國家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義,等等。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主要表現為:主張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牢固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求實行政治與經濟、與技術的統一﹔提倡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推行“雙百方針”﹔強調科學技術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極端重要性,主張制定長遠規劃,盡量採用先進技術,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除此之外,還包括執政黨建設方面的經驗、對外交往和國際戰略方面的經驗,以及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方面的經驗,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毛澤東時代所要探索的是一條有別於外國、有別於他人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付出的代價也就格外沉重。上述許多寶貴的經驗並沒有得到及時的應用和推廣,有的甚至是從失誤中總結出來的深刻教訓。但它們的探索和積累,為改革開放后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指南和借鑒。

理論准備方面,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以后,毛澤東反復要求全黨學習理論,調查研究,總結經驗,不斷認識和把握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他曾經說過,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思想家,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正是在領導全黨進行艱辛探索的過程中,他寫出了《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科學著作,以其獨特的思想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改革開放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基本原理原則,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思想養料。不僅如此,毛澤東在探索中還堅持和發展了許多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包括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和獨立自主的思想原則。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既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也是改革開放后繼續探索的思想指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說,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們雖然形成於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著不同的歷史任務,但都貫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路線,貫穿著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因而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

物質基礎方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開始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初步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特別是“兩彈一星”的成功發射,向世人証明了中國具有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勇氣和魄力,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在當今世界風雲變幻、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力更生所積累起來的綜合國力,以及在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所倡導的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對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著多麼重要的作用。

編:在毛澤東時代,我們黨也曾提出以蘇為鑒,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那麼這一“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我們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什麼區別?這一時期的探索,如剛才所說,取得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那為什麼仍然沒有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呢?

唐:毛澤東時代的探索與改革開放后的探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我個人認為,這些差別主要表現在探索的方向、走過的道路、追求的目標模式等方面。具體來說,就是前者以維護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體制為目標,后者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前者選擇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中國式”建設道路,后者選擇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者以調整、改造為特征,后者以改革開放為特征。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時代的探索,始終沒有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在毛澤東時代,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還有一定的優勢和潛力,結合本國的具體實際,可以走出不同於別國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與我們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有區別的,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不是想改變而是維護傳統的社會主義目標模式。而到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和平和發展成為新的世界主題,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優越性已經喪失殆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再是要走一條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也不再是要走一條不同於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建設道路,而是要走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根本經濟制度。

編:關於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個重要論斷,就是它們“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這種本質上的一致性就決定了,毛澤東時代的探索與后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毛澤東本人也可以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唐: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了,一直延續到鄧小平及其以后的時代。這些探索可以分為兩個歷史時期,即改革開放前探索的歷史時期和改革開放后探索的歷史時期。其中前一個時期是在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后一個時期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下進行的﹔前一個時期的探索由於沒有找到正確的目標、正確的道路,結果沒有成功﹔后一個時期的探索接續了前人的實踐,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方向,找到了改革開放的突破口,終於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

因此,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探索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上篇”的話,那麼改革開放以后的探索則是“下篇”,這兩個階段的探索既相聯系,又相區別,前者為后者奠定了基礎,后者是對前者的飛躍。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始於毛,成於鄧”,即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探索,到鄧小平時代終於找到了、開辟了這條正確道路。

毛澤東曾經把孫中山稱之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借用他對孫中山的這一評價,我們也可以說,毛澤東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先行者。

相對於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來說,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疑是失敗了。但這絲毫不影響人們對他的革命性和革命功績的評價,不影響他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共十五大仍然把他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三個歷史人物﹔天安門廣場每逢重大紀念日的時候,仍然會樹立他的畫像。這是因為,沒有他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探索,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找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

同樣,作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先行者,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也永不可沒。他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想過一些同時代人沒想過的事情,看到了一些同時代人沒有看到的問題,做過一些前人沒有做過的探索,當然,也就犯了一些前人沒有犯過的錯誤。對於這些錯誤,人民理解他,歷史原諒他。我們決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否定他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奠基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