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為了深入學習和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緬懷毛澤東同志偉大的歷史貢獻並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覺性，近日，由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協同創新中心和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聯合舉辦的“毛澤東與當代中國和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來自中國、美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內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6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

一、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中國發展道路及其理論體系的關系問題是本次會議討論的熱點與焦點問題，學者們集中探討了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性和奠基性作用。北京大學教授梁柱認為，毛澤東的歷史性貢獻，是在一個東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裡，成功地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相連接的問題，並在基本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使之成為現實的社會制度。這是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和實際運動的一個偉大創舉。北京大學教授李士坤強調，毛澤東領導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創建了新中國，給民族復興帶來希望。建國以后，又在中國這樣一個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為民族復興開辟了輝煌的道路。也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北京大學教授王東認為，《新民主主義論》開創了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道路，而《論十大關系》則被他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初源頭。北京大學教授郭建寧與人民大學教授楊鳳城則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其獨特的時間起點和邏輯起點，分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市場經濟的提出，所以可以說毛澤東是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北京大學教授李士坤也認為，毛澤東是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

福建師范大學教授李方祥批評了把新時期的改革與20世紀50年代初的社會主義改造對立起來，質疑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必然性的觀點。他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確立的奮斗目標。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國社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歷史性選擇。三大改造作為生產關系的變革，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矛盾的產物。這也正是我們黨和毛澤東制定和作出這一改變中國命運的重大決定的最根本的決策依據。北京大學教授仝華指出，新政協會議的成功籌備與召開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所作的杰出貢獻之一，對目前我國不斷爭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有重要意義。北京大學教授沙健孫從新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思想出發，強調我們必須銘記毛澤東為中國順利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所奠定的和平的國際環境所做的貢獻。

在充分肯定毛澤東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立下的豐功偉績的同時，與會學者認為汲取毛澤東同志執政時期的經驗教訓也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單關系到對他本人的歷史評價問題，更關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發展，關系到中國今后的基本走向，具有重大的政治、理論和實踐意義。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董德剛將毛澤東執政時期的主要教訓總結為三點：一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二是被誤解誤用的馬克思主義，三是忽視民主法治的個人高度集權，並認為它們是“三位一體”的，而個人高度集權的制度模式則是其根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德山對毛澤東社會主義民主形式的選擇進行了歷史的分析。他指出，“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直接發展而來，是發展人民民主的積極探索，但由於對反對力量的夸大估計，加上革命黨思維和工作方式的慣性影響，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出現了偏差。

二、毛澤東思想與群眾路線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后，我們又迎來了毛澤東誕辰120周年。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同志一生的奮斗目標，始終堅持這一目標是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持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地位、實現中國偉大復興的保証。北京大學教授曹長盛提出，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來中央的決議、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講話，正是就如何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貫徹落實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原則，提出要求，作出部署。按照黨的十八大的決定，正在全黨范圍深入開展的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為了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話的靈魂，弘揚求真務實精神，站穩群眾立場，樹立群眾觀點，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糾正黨內生活庸俗化傾向。北京大學林婭教授認為，堅持為人民服務就是對毛澤東最好的紀念。面對國內外形勢的復雜多變，改革發展任務的艱巨繁重，人民群眾價值取向與利益訴求的多樣化，我們要進一步增強宗旨觀念，著力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副教授張浩從分析毛澤東“兩個務必”思想著手，認為這一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它是我們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鞏固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新形勢下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內在需要，也為我們黨當前正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指明了根本方向。國防大學教授黃宏則從毛澤東同志在任期間的具體實踐活動出發，認為毛澤東同志在建國初期所進行的水利建設充分表現了我們黨把人民利益置於一切利益之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情懷，也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對中華文明所作的偉大貢獻。

三、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發展的關系

另有不少學者集中對毛澤東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理論創新中所做的貢獻進行了討論。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許全興提出，毛澤東把哲學變成民族的事業。青年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非普及哲學不可，並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這一理想。他有一顆哲學頭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革命和建設，並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中國哲學的優秀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把哲學變成了黨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而哲學也讓毛澤東贏得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新的征程中，我們要堅持和弘揚重視哲學的優良傳統，不斷推進馬克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和現實化。北京大學教授趙光武也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將哲學從課堂中解放出來，進行通俗化、大眾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普及化，變為群眾手中銳利的思想武器做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鳳城探討了毛澤東文化思想與特定時代的互動。他認為，毛澤東的文化觀成熟於抗日戰爭時期，以決定論、能動論和階級論為突出特征。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化理論的取舍、側重和發揮、發展。評價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方針，需要聯系“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統文化背景，同時也要聯系抗日戰爭需要振奮民族精神的現實要求，還需要聯系新中國建立后全面學習蘇聯，同時與西方國家關系緊張的時代特征等﹔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需要關注當年宏觀的社會與心理背景，關注毛澤東闡述“雙百”方針的時代和個人特點。北京大學教授陳志尚認為毛澤東不僅掌握了馬、恩、列辯証法思想的精華，而且總結實踐經驗，給予了新的充實和發展，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極其重要的基本原則，這個原理始終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

四、毛澤東思想在國外理論界的傳播與影響

此次國際會議中，與會的海外學者還專門就毛澤東思想在國外的傳播、國外理論界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狀況與產生的影響進行了介紹。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的理查德•沃林教授將毛澤東思想對國際學界的影響稱為“東風西漸”。他認為，雖然毛澤東的遺產中有許多矛盾的方面，但是，他作為二十世紀標志性政治人物的地位是無容置疑的，在他逝世37年后，學者們依然在爭論，究竟哪個才是“真正的”毛澤東。不過，西方學界對毛澤東思想的闡釋收到了“東方學”的影響。他分析了60年代法國學生運動、美國黑豹黨和歐洲左翼分子的活動，認為他們深受毛澤東的革命精神的影響。最后，沃林對毛澤東思想在當代西方學界的地位做了簡要介紹。他認為，盡管目前西方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者，如巴迪烏和齊澤克等人對毛澤東思想大加吹捧，但也不過是姿態和修辭上的作用，他們追求的不過是一種虛假的指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越南國家政治學院教授阮鵬翔介紹了胡志明關於《實踐論》與《矛盾論》的筆記。他分析了胡志明寫“筆記”的歷史背景並認為，“兩論”在越南革命和越南社會建設中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黨員干部因此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以此解釋越南革命提出的問題。他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是人類智慧的頂鋒，但是主要還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所以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過程中，東方國家的革命者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東方文化很好地結合起來，而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正是很好的嘗試與榜樣。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村田忠禧分析了不同時期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狀況，認為既要反對本本主義，又要忠實原貌。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勞倫•米斯安思贊克與格雷格米斯安思贊克分析了著名教育學家弗萊雷在教育理論中對毛澤東的階級分析、群眾路線所做的應用，認為毛澤東的思想在當今的教育學研究中依然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