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故鄉的永遠情懷：毛澤東在浙江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者，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是20世紀中國大地上崛起的世界偉人。他領導中國人民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推動了中國社會不斷進步和中國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毛澤東生前非常喜愛浙江。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曾50多次親臨浙江，在西子湖畔工作、生活了近800個日日夜夜。在浙江期間，他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主持召開了多次中央的重要會議，形成了許多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他還在這裡幾十次會見外國政府首腦和外國各界代表團。毛澤東也十分關心浙江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關心群眾的生產、生活。他堅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浙江的許多建設成就與先進典型經驗，因他的褒薦而推向全國。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代偉人的足跡和許多佳話。浙江人民對毛澤東始終懷著特殊而深厚的感情。

一、運籌帷幄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作為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之一參加了會議。他是代表，又兼做會議記錄。那年他28歲。然而會議進行到第八天，也就是7月30日晚，會場意外遭到外國租界巡捕房警探的搜查，會議被迫中斷。經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浙江桐鄉人）的建議，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舉行（史稱“中共一大南湖會議”）。毛澤東參加了中共一大南湖會議。

中共一大南湖會議討論通過了歷史性文件——中國共產黨綱領和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局，作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宣告誕生。這一年，是毛澤東第一次踏上浙江土地。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到來，毛澤東也在思考進一步加強政治建設的兩項重要任務：一是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是制定新中國憲法。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澤東率領憲法起草小組，在杭州完成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的草擬工作。這也是他闊別32年后，又一次來到浙江。經過反復修改和征求各方面意見，1954年9月20日，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這一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農業合作化運動，被毛澤東視為落實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步驟。1955年12月中旬，毛澤東在這一年中第四次來到浙江，他要集中時間編好《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本書。他像老師批改作文一樣，斟字酌句，為書中的104篇文章撰寫了編者按語，其中就有浙江的7個典型材料。這些合起來約4萬字的點評，堪稱對中國合作化運動的一次系統而集中的論述。此書后定名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毛澤東一直十分欣賞他的這篇“大文章”。

當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之際，毛澤東認為，下一步就應該有一個農業發展的全面規劃。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在廣泛調查研究、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毛澤東先后主持召開了兩次“杭州會議”，最終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綱要》或稱“四十條”）。這也是毛澤東從抓社會主義改造開始轉向抓經濟建設工作的一個重要標志。

“大躍進”的挫折，使毛澤東憂心忡忡，他深感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認識不足。1959年廬山會議后，12月9日，他帶領一個讀書組來到杭州，他們在劉庄丁家山開始研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期間，毛澤東還在杭州召開的華東地區省(市)委第一書記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號召全黨開展讀書活動。其意義，就在於通過進一步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提出許多重要的經濟理論問題和經濟觀點。這次讀書活動至1960年2月9日結束，歷時2個月，其間在杭州前后有25天。

為糾正1958年以來農村工作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中的工作失誤，1961年初，毛澤東決定在全黨展開一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活動。他“希望今年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他同時派身邊的工作人員組成3個工作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調查，以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杭州多次聽取由田家英帶隊的浙江調查組的匯報，並多次直接找浙江省委和有關縣委的領導人談話。這一年，中央領導和各級負責干部紛紛走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特別是在此基礎上，修改、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也稱“農業六十條”），對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各種錯誤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1957年開始，毛澤東不斷倡導並親自組織實施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1963年前后達到了高潮。期間，他多次在杭州作出了許多重要決策。他在審閱浙江省委匯報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后，將題目改為《浙江省七個關於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並於1963年5月9日這天，寫了1300多字的長篇批語（后稱“五九批示”）。他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看作是一件具有“偉大革命意義”的“極端重大的問題”。后來，這個批語連同浙江省7個材料作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也稱“前十條”）的“附件七”印發。毛澤東在最后修改“前十條”時加寫了具有“前言”性質的一大段話，以后成為毛澤東的哲學名篇——《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前十條”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性文件。毛澤東還於當年11月20日，在公安部報送的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即“楓橋經驗”）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從而在全國展開了一場學“楓橋經驗”的活動。

毛澤東為新中國建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在浙江大地留下了一代偉人的光輝足跡。

二、憂樂萬家

毛澤東熱愛浙江，浙江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也得到了一代偉人的特別關心和指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從第一次來浙江，就把關心農業生產作為一件大事。1954年初，他在視察了新登縣（現屬富陽市）鬆溪鄉王家水碓村后，對該村很早就試辦的全省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毛澤東也愈加關注搞好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1958年1月5日，毛澤東來到衛生搞得比較好的杭州小營巷視察。小營巷位於杭州城區中心地帶，當時房屋陳舊，居住擁擠，一個不大寬敞的院子裡往往住著十幾戶人家。以前，這裡是典型的垃圾污水遍地、蚊蠅漫天，各種傳染病不斷的居民區。而在新中國成立后，小營巷居民開展了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如今是街頭巷尾干淨、清爽，沒有亂扔的垃圾，“講衛生、愛清潔”蔚然成風。在小營巷，毛澤東連續進了多個院門，還特意走進了一個十戶居民共用的灶頭間和幾家居民的住房，向群眾了解日常生活情況，察看衛生狀況。毛澤東的這次視察，一直激勵著小營巷居民和杭州人民在各項工作中走在前列。

雙輪雙鏵犁是當時從國外引進的一種半機械化農機具，但由於設計上的一些缺陷，在南方推廣中遇到問題。聽說浙江省農場農具管理局與浙江省農業科學研究所對原設計進行了改進，毛澤東在離開小營巷后，又來到浙江農科所視察。他在仔細詢問了有關雙輪雙鏵犁改進的情況和農業科技方面的問題后，便來到所內試驗田，觀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進行改進后的雙輪雙鏵犁耕地試驗。他還牽過牛繩，自己吆喝著，認真地耕了50多米地。他向所長樓宇光借了《耕作學原理》、威廉士寫的《土壤學》等農業書籍，並建議浙江省委領導要管農業的干部都要讀一讀。

1959年8月廬山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的心情是沉重和復雜的。對一些問題，特別是對全國農業產量的實際數據，他還需要認真地作些調查研究。因此，下山離開九江以后，他在浙江的金華和諸暨、蕭山找當地領導同志召開了3個座談會了解情況。

在金華，毛澤東在詢問了當地農業情況后，對幾位書記提到的群眾對生產隊辦食堂有看法，各隊食堂差不多都垮了時，毛澤東說:“群眾不願意辦食堂，就應當解散。”接著又說:“集體的東西不能隨意調撥，要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互通有無。”當講到生產指標時，毛澤東認真地說:“指標要留有余地，不要說大話，不要吹大牛，不要光聽上面那一套。”

在諸暨，當聽說在“大躍進”的影響下，一些原來生產小農具、家庭用具的工廠現在不生產或少生產了，群眾買不到時，毛澤東說：“這樣不好，要發展生產、方便群眾，你們要把工作做好。應該為群眾著想，抓緊恢復群眾需要的小商品生產。” 當毛澤東在蕭山聽說當地修建了一座較大規模的翻水站后，肯定地說：“靠老天不行啊，一定要把水利建設搞好，水利可是農業的命脈啊！”

毛澤東曾建議浙江省委領導要努力開發浙江的黃土丘陵地帶，提出可以把金華地區建設成為浙江省的一個商品糧基地。他於1960年3月14日，視察了金華縣自力更生建起的雙龍人民公社水電站。他走進機房，在詳細地察看並詢問了一些設備的情況后，說：“浙江水力資源豐富，搞水電大有前途。”他還來到后院工人宿舍，坐在工人的床鋪上，擰亮電燈，摸摸被子，試試暖和不暖和。毛澤東的親切問候，溫暖著電站職工們的心，也極大地促進了浙江利用水力資源，大辦小水電的積極性。

毛澤東在浙江期間，還視察過杭州錢塘江出海口海塘，考察過紹興東湖農場，參觀了寧波市容，看望過人民解放軍駐浙部隊指戰員，並專程看望正在召開的浙江省三級干部大會全體代表，等等。

毛澤東就是這樣，他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時刻為老百姓著想，心系萬家憂樂。

三、錢塘情懷

杭州，古稱“錢唐”，以其秀美的湖光山色和眾多的名勝古跡而聞名中外，自古就有“人間天堂”的美稱。毛澤東在杭州工作之余，總喜歡登上西湖周圍的山，喜歡散步於西湖畔。他曾動情地說過：“杭州是我的第二故鄉”。

在浙江西南部的江郎山腳下，有一個村落——清漾村，全村數百人家皆姓毛。據考証，這裡曾是江南毛氏的發祥地，毛澤東的祖先就是清漾毛氏的后人。從族譜看出：毛澤東為清漾毛氏的第56代后裔。這也許與毛澤東生前特別鐘愛浙江、鐘愛杭州有著某種歷史淵源。

毛澤東來浙江，經常會在自己的專列上辦公和住宿。為了保証毛澤東的安全和接送方便，浙江省公安廳與鐵路部門在杭州筧橋機場附近，利用機場鐵路專線引出一條岔道，並設置了專用站台。1958年，一次毛澤東來到杭州。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偕同省委領導已在等候他。見到省委領導迎候，毛澤東說：“杭州是我的第二故鄉，到杭州就像到了家，以后就不要再搞接送了，好不好?”“主席到杭州來，哪有不接的道理。”一位省委領導說。毛澤東笑著說：“延安時，有一次我到馬列學院作報告，張啟龍、范文瀾派鄧力群、安平生、馬洪、韓世福到楊家嶺來接我。路上碰到了，我說，哦，四個人，轎子呢?你們不是抬轎子來接我呀?我對他們說，那是官僚的作風，我們共產黨人不信也不搞那一套。”毛澤東繼續說，“以后，來不迎，走不送，大家自由，好嗎? ”

從此，“不接不送，不叫不到”，成了浙江省委不成文的規定。在以后的日子裡，毛澤東又30多次到杭州，省委領導再沒有出來迎送。每次，毛澤東一到杭州，警衛就給省委挂個電話報個到，走時給省委打聲招呼，收拾行裝就走了。

平時，毛澤東最大的業余愛好就是讀書，可以說讀書是他的“一癖”。他睡的床與眾不同，一邊堆著各類書，一邊用於睡覺。他的辦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間裡，都放著書。毛澤東來杭州后，浙江的工作人員不熟悉他的讀書習慣，給他整理書籍。毛澤東看到后說，書是要讀的，不是裝潢門面的。有些人把書鎖在書櫥裡，實際是不看的。我們要做工作，想抽專門時間讀書是不多的。我到處放書，隨手拿來，讀上一頁一段，多方便啊!他還向工作人員講中國歷史人物勤奮治學的精神。說唐代杰出文學家韓愈的《進學解》是篇好文章，“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他還以杭州錢塘江邊的六和塔作比喻，說明做學問先要打好基礎，然后“再一層一層地疊起來”。

毛澤東經常利用各種機會與身邊工作人員聊天交流，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和學習，在平時的點點滴滴的言行中，透著幽默、風趣，並以淵博的歷史知識引發出一個個簡明深刻的哲理。從而給身邊工作人員以知識、力量和豐富的遐想。

毛澤東喜愛登山望遠，抒發豪情壯志。初到杭州，他就乘興登上一座小山，並對工作人員說，他要每天堅持爬山。從這以后，果然是風雨無阻，天天爬山。天氣好，起得早，就爬大一點的山﹔遇到下雨，或是起得遲了，就爬小山。這樣堅持不懈，他幾乎登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不僅游覽了西湖名勝，還鍛煉了身體，陶冶了情操。他還在這裡創作或醞釀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作。贊美錢塘勝景的詩作就有4首：《五律·看山》、《七絕·莫干山》、《七絕·五雲山》和《七絕·觀潮》。

1975年2月8日，毛澤東乘專列又一次來到杭州。這次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繼續檢查、診斷眼疾。在他抵達杭州的第四天，正好是農歷正月初一。這天，全體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特意制作了一個大蛋糕，送給他們敬愛的共和國領袖。這是毛澤東在杭州過的最后一個春節，這年他82歲。毛澤東這次在杭州一共住了65天。4月13日，專列緩緩駛離杭州，毛澤東也從此離開了他所鐘愛的“第二故鄉”。第二年，一代偉人毛澤東與世長辭。

四、外交風採

隨著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加大，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增多，毛澤東的“第二故鄉”杭州，也自然成為他邀請外國黨政、議會領導人及國際友人前來做客的重要之地。從1954年初到1970年8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見的重要外賓有31次(批)共29個國家。毛澤東以偉人的胸懷和其博學多識、風趣機敏，給五洲賓客留下了深刻和難忘的印象。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1949年10月6日就同中國建交，是第四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以威廉·西羅基總理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及隨行人員，於1957年3月21日抵達杭州訪問。22日晚，毛澤東在杭州飯店會見了西羅基總理。毛澤東在會見時說：“美國、英國這些國家要搞‘兩個中國’的陰謀，它們想一方面承認我們，一方面又承認台灣。我們的方針是：承認我們就不能承認台灣。我們不怕它們不承認。”

著名的珠穆朗瑪峰位於中國與尼泊爾的交界處。歷史上，兩國政府從未正式標定過邊界。1960年3月，中尼雙方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時，中方為了照顧兩國人民對珠穆朗瑪峰的民族感情，建議將珠穆朗瑪峰做為兩國的界峰，邊界線就畫在珠峰上。3月18日，毛澤東在杭州飯店會見了尼泊爾王國首相兼國防和外交大臣畢什韋什瓦·普拉薩德·柯伊拉臘和夫人一行。毛澤東在談話時表示，這個山峰全給你們，我們感情上過不去。全給我們，你們感情上過不去。可以一半一半，山南邊歸你們，山北邊歸我們。這個山峰可以改名為“中尼友誼峰”。毛澤東說：關鍵是要安下心來，使我們可以建設自己的國家。柯伊拉臘對此表示非常贊同。

法國參議員、民主社會抵抗聯盟主席密特朗，是應中國人民外交協會邀請訪華的。毛澤東於196l年2月8日在杭州南屏會見了密特朗。在談到軍事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的軍事學說各種各樣的人都在運用。據(阿爾及利亞)阿巴斯總理對我說，法國軍人也在看我的軍事著作，在學習我們的游擊戰術來對付阿爾及利亞人，阿爾及利亞人運用某些學說對付法國人，這樣他們都運用我們的學說來進行斗爭。但是，我們的學說對被壓迫人民較容易運用一些，而壓迫者卻難以運用。我們運用游擊戰對付日本的時候，日本人也學我們的游擊戰術來對付我們﹔我們同蔣介石作戰的時候，蔣介石也學我們來對付我們。他們想以敵人的東西進攻敵人，但是他們都沒有成功。”

毛澤東於1961年4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在杭州飯店接見了來自幾內亞、烏干達、約旦、南非、塞內加爾、怯尼亞（今肯尼亞）、北羅得西亞(今贊比亞)的7國亞非外賓，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斗爭你們支持，你們的斗爭我們支持。我們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爭，包括你們的斗爭，團結所有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斗爭的朋友，不管什麼國家，什麼政黨。”

對於世界上有人指責中國干涉別國內政，毛澤東於1964年9月10日下午，在杭州劉庄會見舉辦北京法國技術展覽會的法方負責人時指出：“戴高樂總統7月23日批評了西德。我看這個批評相當好，也讓西德考慮一下，就是聽美國話太多啦。還有英國，我看也值得批評一下，它跟美國太靠攏了。幾個大國手裡拿著核武器，口裡也講和平。你們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剛開始有。我們還沒有核武器，但誰嚇唬我們是不行的，我們從來就不接受強大力量的威脅。不接受這樣的威脅，在我們力量再小的時候也是如此。”

1970年8月，毛澤東在杭州又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動。8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汪庄會見了南也門人民共和國總統委員會主席薩勒姆·魯巴伊·阿裡及其率領的南也門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一行。毛澤東稱魯巴伊主席是來自阿拉伯海地區的南也門反帝戰友。他對魯巴伊說：“我們站在你們這邊，你們也站在我們這邊。亞非拉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我們都支持。中國這個國家，帝國主義控制了100多年。可能帝國主義控制你們要少幾年吧?你們有希望，跟整個阿拉伯世界有希望一樣，跟全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樣。誰想到像南也門像亞丁這樣的地方，能把英國人趕走呢?我們還沒有把英國人從香港趕走呢，你們先走了一步。”

8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汪庄會見了蘇丹民主共和國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加法爾·穆罕默德·尼邁裡少將及其率領的蘇丹民主共和國友好代表團一行。8月13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了剛果（布）留學生代表團一行。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杭州接見外賓。

毛澤東留在浙江的巨大精神財富彌足珍貴，他留給浙江人民的深切記憶豐厚銘心。浙江人民永遠忘不了：他在嘉興南湖紅船開天辟地，在杭州西子湖畔激揚文字，在紹興東湖岸邊論古道今，在奔馳專列上促膝交談﹔還有那百姓家中的親切垂詢，鄉間田頭的凝重沉思，錢塘急流中的搏擊雄姿，山巒小道上的攀登足跡。浙江人民將永遠繼承毛澤東同志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永久紀念這位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

（執筆：朱健、尹福瑛、邢恆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