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世忠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為徹底消滅敗退到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在蘇聯的幫助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抓住美國在亞太地區立足未穩之機，積極運籌攻台作戰並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但后來由於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變“棄台”為“護台”，武裝干涉中國內政，攻台計劃被迫中止。之后，中共與美國的博弈戰場，遂從台灣轉移到朝鮮。
趁勢出擊，毛澤東親自運籌攻台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解放南京。宜將剩勇追窮寇。隨著形勢的發展，為盡快徹底消滅敗退到台灣的蔣家王朝，中共領導層決定以第三野戰軍（三野）進軍福建，佔領攻台出發陣地，掃清屏護台灣的外圍。之所以選擇三野，乃因其前身是由原紅軍南方游擊隊改編成的新四軍，在當時解放軍的4個野戰軍中，是實施江河作戰經驗最多的部隊。5月23日，在上海戰役接近結束時，毛澤東電示三野：你們應當迅速准備提前解放入閩，爭取於六七兩月內佔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准備相機奪取廈門。6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給三野副司令員粟裕等電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攻台作戰問題。6月21日，毛澤東再次致電粟裕等人，指出：不佔領台灣，則國民黨海、空軍基地不拔除，時時威脅上海及沿海各地﹔不佔領台灣，則數十萬噸船隻不能通行，沿海沿江貿易受制於外商航業界。電報要求夏秋兩季完成各項准備，冬季佔領台灣。7月間，毛澤東考慮到：渡海作戰以制海權為重，但沒有制空權，海軍艦隻也無法出海作戰，因此建設空軍成為進行渡海攻台作戰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他向中央軍委提出要特別強調突擊建設空軍。7月10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又指出，建立空軍，掩護渡海，“准備在明年夏季奪取台灣”。 在強調建設空軍的同時，毛澤東要求解放軍加快組建海軍的步伐。他曾對蕭勁光（海軍首任司令員）說：“我們要解放台灣，就要有海軍。海軍一定要搞，沒有海軍不行。”
7月，三野第10兵團在司令員葉飛和政委韋國清的率領下入閩作戰。經過兩個半月的戰斗，福建全境基本解放，盡管有金門戰役的失利，但基本實現了攻取台灣外圍、“去其手足”的戰略目的。到1950年夏天，又相繼解放了海南、舟山群島。解放軍幾十萬精銳部隊在福建沿海迅速集結，下一個目標顯然已是劍指台灣島。毛澤東指定粟裕組織渡海攻台作戰。根據中央軍委部署，攻台兵力中的空軍、海軍主要由中央軍委負責建設和准備，陸軍主要由三野負責准備。
此時，潰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號稱有60萬，但已經是毫無斗志的殘兵敗將。另一方面，雖然蔣介石早在1948年就指令陳儀負責經營台灣，但由於台灣在二戰后期（台灣時為日軍佔領）曾遭美軍大規模轟炸，陳儀接手的台灣千瘡百孔，工廠倒閉、港口毀壞、物資奇缺，台灣防務尚未形成規模和系統，更不可能建立健全，即使有台灣海峽這道天然屏障，但要抵擋住人民解放軍排山倒海的攻勢談何容易？面對危機，蔣介石向美國這座昔日的靠山求救，包括要求美國派遣兩個中隊的戰機進駐台灣，以及從沖繩速運上萬噸武器彈藥支援台灣等。
然而，寢食難安、誠惶誠恐的蔣介石，這次等到的卻是冷水澆頂般的失望。
情勢所迫，美國無奈聲明“棄台”
二戰結束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和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成為美國實現其全球戰略的嚴重障礙。因此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1946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后，美國從其全球戰略著眼，走上了公開扶蔣反共的道路。但在解放戰爭后期，隨著國民黨政權崩潰跡象日益明顯，為多保留一點美國在華的利益，美國開始調整其對華政策。1949年1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根據中國形勢判定：“美國必須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利用中蘇之間的分歧，尋找機會，培植一支最終能夠與中共較量的新生力量，來阻止中共與蘇聯的結盟。”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西方各國大使都留下不走，尋機與中共接觸。司徒雷登是前燕京大學校長，是美國政府認為最有資格與中共打交道的人選。對於美國的新動向，中共方面作出了審慎的反應。在當時情況下，雖然中共“一邊倒”（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已成定局，但如果能通過外交途徑制止美國的干涉，促使美國下決心拋棄蔣介石政權，對於加速解放戰爭進程和改善新中國的國際環境是有利的。4月30日 ，中共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即“李濤聲明”）。在這份毛澤東親自起草的聲明中，中共方面把可以考慮與西方建交的信息傳遞了出去。之后，毛澤東、周恩來指令黃華與司徒雷登進行了接觸。經過多次會談，中共方面漸漸摸清了美國的底牌，尤其是后來美國政府阻撓司徒雷登訪問北平，再次証明，美國堅持對中共的敵視態度不會改變。
在與中共方面會談無果的情況下，司徒雷登於8月初灰溜溜地返回美國。就在他返美途中，美國政府發表了《美中關系白皮書》，和盤托出自1944年到1949年初美國對華實況，特別是戰后美國推行扶蔣反共政策、干涉中國內政的內幕。美國政府此舉本意是想平息美國國內對“誰丟失了中國”的爭論，沒想到卻引起了國內激烈的爭論，更成了中共揭露美國侵華本性的反面教材。繼新華社發表《無可奈何的供狀》之后，毛澤東親自連續撰寫了《丟掉幻想，准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5篇評論文章，對美國的侵華政策給予徹底揭露和嚴正駁斥。
1949年12月23日，無奈之下的美國國務院發出一份內部文件，題為《宣傳政策文件——台灣》，供政府有關機構掌握涉台問題的宣傳口徑。文件主旨是“制定一項宣傳政策，以便在台灣可能為中國共產黨軍隊攻陷時，盡量減少對美國威信和其他國家士氣的損害”。文件提供的宣傳要點包括：強調台灣從歷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純屬中國的責任范圍，與美國無關，消除認為共產黨佔領該島對美國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美國有責任“拯救”台灣等“錯誤印象”。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正式發表《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過去四年來，美國及其他盟國亦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得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打算採取任何足以把美國卷入中國內爭的措施”﹔“不擬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咨詢。”僅僅過了7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也發表講話，宣稱美國的安全線既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朝鮮，美國不會為了保護這些地方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這就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國“棄台”的決心。
美國“棄台”的聲明，是在二戰之后其在亞太地區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一方面表示接受中共即將攻佔台灣的現實，一方面是在毛澤東訪蘇期間（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作姿態，企圖拉住中共不要過於倒向蘇聯一邊。這在客觀上顯然非常有利於中共攻台的形勢。
中蘇結盟，加大對抗美國砝碼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與蘇聯有著不同尋常的親近關系，即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形成了獨立自主的領導集體，但由於歷史淵源和意識形態諸方面的原因，中共仍一直將蘇聯當作最可信賴的國際朋友。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實際上已經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而且革命勝利以后必須爭取國際承認，新中國的重建也必須爭取到國際援助，“聯蘇”已經成為必然的選擇。基於這樣的考慮，毛澤東兩次給斯大林去長信，闡述中國革命的形勢，強調“中國革命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以堅定斯大林的信心。他還盼望與斯大林會面。此后斯大林決定派人到中國與中共會談，毛澤東才取消了去莫斯科的計劃。1949年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作為斯大林的全權代表，秘密來到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村，與毛澤東等人進行蘇中兩黨高層會談。面對“帶著耳朵來傾聽”的米高揚，毛澤東一口氣談了3天。其間，毛澤東第一次談到台灣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裡去，以后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裡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台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此次會談，在有關中共所採取內外政策上基本取得一致意見，極大促進了中共“一邊倒”戰略的實行，同時在台灣問題上雙方也有了初步的溝通和理解。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會議的正式報告中實際上最終確立了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方針。6月30日，為給劉少奇出訪蘇聯制造有利氛圍，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公開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9月，在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一邊倒”方針被定為國策。1950年2月，作為毛澤東訪蘇的最重大成果，《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莫斯科簽訂。這就從法律意義上將中共“一邊倒”方針和中蘇同盟關系固定下來，加大了中國對抗美國的砝碼。毛澤東對此高度評價說：“用條約把中蘇兩國友誼固定下來，建立同盟關系。……帝國主義如果准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原先毛澤東擔心美國顛覆新政權，后來更擔心美國干涉中共解放台灣，自從請了蘇聯這個“幫手”加入，這種擔心大大地得到緩解了。
1949年4月和11月，解放軍的海軍、空軍先后成立，但要真正形成作戰能力，還須得到蘇聯的支持與幫助。起初蘇聯顧慮美國干涉，猶豫不決。后在美國發表“棄台”聲明以及中蘇結盟后，斯大林終於就中共“在適當時機解放台灣進行必要的准備”表示明確支持，並同意將蘇聯給中國的3億美元貸款，一半用於購買進攻台灣最需要的海軍裝備。與蘇聯結盟以及蘇聯提供援助，加快了中共准備攻台的進程。於是，攻台的准備工作便作為中共軍事工作的首要任務，在1950年緊鑼密鼓地持續進行。蘇聯人也加緊協助中國軍隊進行各種裝備的和技術的改進工作，中共的空軍和海軍開始初具雛形，攻台條件逐漸具備，攻台時機日益成熟。
中止攻台，博弈戰場轉移到朝鮮
面對美國“棄台”的聲明和中共兵臨城下的氣勢，蔣介石一面加強防守力量，困獸猶斗，叫囂與中共決一死戰﹔一面派人秘密返回大陸，試探國共再次和談的可能性。這一切表明蔣介石已走投無路，隻要國際形勢不發生變化，解放軍攻台將猶如快刀斬荊，統一祖國指日可待。1950年6月15日，面對台灣海峽上空戰雲密布、台灣島內風聲鶴唳的局面，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情報處對台灣局勢作出公開評估：“台灣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中共全面攻擊。由於國民黨軍隊軍紀蕩然，民心浮動，中共將於發動攻擊數周內順利佔領台灣。”
就在海峽兩岸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際，風雲突起，變故橫生。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朝鮮人民軍在金日成的帶領下率先發起“統一”朝鮮半島的戰役。這場戰爭爆發的背后是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的支持。斯大林此前估計美國不可能介入朝鮮戰爭，但他錯了。因為到了這個地步，美國已經發覺形勢不妙：如果美國在北部失去南朝鮮，在南部失去台灣，則日本將被南北夾擊，菲律賓和東南亞各反共國家將受到威脅，美國的西太平洋防線將被斬成幾截，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將因此受到重大損失。美國決心改變戰略，做出強烈反應。
6月27日，美國決定出兵朝鮮，並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以維護太平洋地區安全為由，命令其第七艦隊阻止任何對台灣的進攻。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蘇聯在美國操縱的聯合國關於出兵朝鮮的決議上沒有動用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審時度勢，認為在根本沒有能力與美國現代化海空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前提下，應重點考慮東北在經濟建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整個國家的安全，因此決定暫停台灣戰役計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之后，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先后數次召開國防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中國國防問題，決定抽調戰略預備隊4個軍以及配屬的炮兵、空軍等部隊，共計25萬多人，組成東北邊防軍，后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由彭德懷率領入朝作戰。至此，進攻台灣的准備工作逐漸停頓下來，以至最終不得不在事實上中止了這一作戰計劃。
（本文作者為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科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