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人民網黨史頻道連載了由陳利明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從紅小鬼到總書記 胡耀邦》。本書描述了胡耀邦出身瀏陽河畔、從小投身革命，參加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立后主政川北行署，執掌共青團中央，湘潭挂職鍛煉，陝西主政兩百天，歷盡“文革”磨難，整頓中國科學院，撥亂反正闖禁區，平反昭雪冤假錯案，主管宣傳理論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等70余年艱難跌宕、曲折傳奇、無私奉獻、光明磊落的人生歷程。【點擊進入圖書連載】以下為本書節選：
錚錚鐵骨
“文革”伊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康生、陳伯達、江青之流，傾巢出動，指揮批斗團中央派駐各中學的工作隊長，從而掀起一股各校學生趕打工作組的武斗歪風。胡耀邦敏銳地覺察到這些陰謀家的矛頭所指，氣憤地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的，中央文革小組這些人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實當即打電話向鄧小平匯報。
胡耀邦一身正氣，鐵骨錚錚，面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他疾惡如仇，敢怒敢言。他曾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周倜談到“文革”遭遇時說：“我感到最苦悶的時候，不是在團中央住牛棚的時候，而是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時間，當然，那時不可能想到他會叛黨叛國，但是我已經察覺到兩點：一是林彪對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不分青紅皂白都拉上來，像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這些人，我早有所了解，知道他們是什麼貨色，但他都拉上來，結黨營私﹔同時排除異己，對他有意見的人狠整，打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在九大小組會上，用別的方式提了一點意見，說洪湖蘇區沒有中央委員﹔二是說林彪的干部政策、關於改造世界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是荒唐的。我開完九大回到黃湖后，就再不提‘林副主席’了。”
當周倜問他如何評價“四人幫”時，胡耀邦氣憤地沖口而出：“一群瘋狗！”接著又說：“在我們黨的歷次路線斗爭中，這一次與‘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斗爭是最得人心的。錯誤的東西總是要發展到荒謬絕倫的程度，才會走向反面。”
在九大會議上，康生主動伸出手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不屑一顧，扭頭便走。因為他認為康生是“老左”，在1942年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把一批知識分子和年輕干部打成叛徒、特務、自首分子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康生討個沒趣，從此，對胡耀邦懷恨在心，四處活動，伺機報復，終使胡耀邦未能當上九大中央委員。
胡耀邦敢於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麼靈？我看游泳時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懷坦白，大義凜然，堅持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決斗爭。早在延安時期擔任總政組織部長時，他就不與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派王力到團中央宣布罷免一大批團干部的官。盡管康生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可那天晚上，胡耀邦還是公開講：“康生是老左”。並談了對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黨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為“走資派”正接受批斗，周總理請示毛主席，要找幾個年輕的八大中央委員擔任九大中央委員，目標是胡耀邦和譚啟龍兩個“紅小鬼”。但由於康生的記恨，在九大會內會外進行非組織活動，康生的陰謀得逞，胡耀邦僅當了一名九大代表。
本來，在4月20日召開的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由周恩來代表主席團提出了一個274人的候選人名單，第一類（“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八大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60人，其中有曾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八大中央委員胡耀邦，因康生一伙認為他在“文革”中認錯態度不好，決定讓原山東省委書記、八大中央委員譚啟龍替換。
后來，團中央干部集體上書請願，要求胡耀邦擔任人大代表。有人找胡耀邦談話並指出，隻要你承認反對中央領導同志，你就可以擔任人大常委。胡耀邦兩次拒絕，他說：“我沒有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當時我是八大中央委員，江青什麼也不是，怎麼說我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呢！”
“文革”前和“文革”中，林彪狂熱鼓吹“頂峰論”、“三忠於”、“四無限”等現代迷信，胡耀邦感到非常厭惡﹔林彪提出學習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見影”，胡耀邦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這種提法是不准確、不科學的。對過去盛行的對領袖人物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過異議與反感。他說：“毛主席哪能萬歲呢？隻有封建社會才喊皇帝‘萬歲’，我們不能搞封建社會那一套。”他認為，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禮儀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說過：“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說法不科學嘛！”他提倡青年學會獨立思考，即使是對領袖人物說過的話，也可以“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析，絕不要盲從。
胡耀邦在受審查期間，接受過無數次“外調”與“審問”，先后寫過100多萬字的材料。他自己認為，除對一位領導同志一度上綱過高外，一般都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幾次，逼他寫材料証明一個老干部曾“叛黨通敵”。他說：“叛黨通敵不能隨便亂說喲，我反復想，不是這麼回事，始終堅持不寫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寫幾千字的材料，揭發這件事，說林彪的罪惡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對所謂“法家”的評價越來越高，鬧了不少笑話。有的文章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總理，江青一伙炮制的所謂“批儒批孔批周公”，使許多有政治頭腦的人感到擔憂。一位同志對胡耀邦講了上述疑問與憂慮，他心照不宣地笑了，說：“咱們隻談觀點，不談人事。”他翻開正在閱讀的一本列寧著作，指著一段畫紅杠的地方——“我們的黨由於黨內出現‘左傾’反對派而遇到的嚴重危機，是我國革命所遇到的嚴重危機之一。”對於江青其人，胡耀邦早在1938年在軍委政治部任副主任時，就有看法，他曾對彭平說：“毛主席要和江青結婚，中央許多領導同志是不同意、不贊成的，結果他們結婚的時候許多人沒有參加。”他還說了一句大膽的話：“我對江青印象不好，她有點矯揉造作。”他對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現，更是嗤之以鼻。
在干校，有人請他講黨史，他欣然應允。講黨史時，他結合自己的經歷，實事求是，生動形象，愛憎分明。
他還對干校的學員盛禹九說：“我們黨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是難免的，是很正常的。正確或錯誤，要靠實踐來檢驗。作為共產黨人，在任何時候都要實事求是，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能投機取巧，胡說八道。”
他正是這樣講也是這樣做的。在干校，軍代表要他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走資派”，他堅持不承認，不簽字。他堅定地說：“我有錯誤但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走資派’。”軍代表拍著桌子吼道：“你在北京挨斗時，已經承認了，現在怎麼翻供了？”胡耀邦滿臉嚴肅，不緊不慢地說：“那個時候嘛，對形勢看不清楚﹔再說，我是團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認，其他幾個書記處書記擔當不起，受不了啊！”
軍代表板著面孔，惡狠狠地問：“你看怎麼辦？”
胡耀邦快言快語，毫不含混：“那好辦，你們把對我的結論報上去，我也寫出我的意見，請中央決定。”
軍代表將“審查結論”上報以后，周恩來總理立即把胡耀邦調回北京，歸中組部直接管理。就這樣，在“文革”被審查的5年中，胡耀邦始終未在“審查結論”上簽字，表現了藐視顛倒是非的倒行逆施，顯示他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
在干校軍代表要他“揭發鄧小平”，他嚴詞拒絕：“我沒有什麼揭發。”要他寫別人的“材料”，他不投別人所好，更不寫違心的話，不添油加醋，而是實事求是，不屈服於壓力。寧願自己遲遲得不到“解放”，也不傷害他人。
“文革”中，湘潭的“造反派”頭頭上京逼胡耀邦揭發湘潭地委副書記高臣唐的“罪行”，胡耀邦霍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十分氣憤地說：“我在湘潭是地委第一書記，如果工作上有什麼偏差，我負完全責任，與高臣唐無關，更不知道他有什麼‘罪行’！”幾句擲地有聲的話，頂得來訪者一無所獲，灰溜溜地離開了。
胡耀邦就是這樣一個錚錚鐵骨、大海般情懷的人！
“文革”期間，胡耀邦不僅在政治立場上堅定，在思想理論上，他也敢於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他經常對身邊的同志說：“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缺點，犯錯誤不要緊，但不能沒有誠實。誠實的品格最重要。”他還鼓勵知識分子要實事求是，敢講真話。胡耀邦曾經嘲笑這樣一種“筆杆子”，他們好像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他想用什麼，就能寫什麼﹔還能寫得振振有詞，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畝產幾萬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現在又把“法家”說成“愛護人”的革命家，陳勝、吳廣與秦始皇幾乎成了“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共同反對奴隸主復辟勢力。胡耀邦對這種“筆杆子”極為輕蔑，說這種人“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骨頭！”“梁效”等就是這類人物，是名副其實的林彪、“四人幫”的“御用文人”。
1974年，胡耀邦“賦閑”在家，他對下放到四川原團中央干部曾德林前來拜訪他時說：“天府之國，流民三千萬，真是荒唐透頂！孫中山搞國民革命還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文革’是什麼綱領？究竟為什麼？搞了8年還看不到盡頭，抗日戰爭也才8年嘛！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那幾個人呀，‘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落桃花逐水流。’他們能‘顛狂’多久，‘流’向何方？我們走著瞧吧。”從這些發自肺腑之言，可見他眼光之遠大，境界之高深！
1975年，報刊上猛批“經驗主義”、“事務主義者”，全國上下不抓生產。胡耀邦氣憤地說：“資本主義戰勝了封建制度，並不是因為它符合什麼道義，而是因為它解放了生產力﹔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也需要通過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來証明，如果生產總是上不去，經濟發展速度反而不如資本主義，那怎麼行呢？”
胡耀邦說：“能否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取得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新制度的生死存亡問題。列寧早就講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証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的東西’。”
針對那些幫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說：“任何騙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文章，凡是裝腔作勢，高深莫測，讓人看不懂，動不動就訓人的，肯定有問題，馬列主義的本質是朴素的、實事求是的。”
敢於實事求是，敢於探索真理，敢於同敵人作堅決斗爭，正是胡耀邦的高貴品德所在。胡耀邦就是這樣一位有錚錚鐵骨、凜然正氣的人！
在十年浩劫中，胡耀邦受盡了種種磨難和煎熬，但他對黨、對人民、對祖國的一片丹心始終不渝，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矢志不移！歲月的流逝，沒有使他的赤膽丹心黯然失色，反之，經過多種嚴峻的歷煉，卻越來越無比堅強，光彩奪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