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梅 邱清華
周恩來一生的朋友遍天下，他與我父親（岳父）的關系，可以說是最具傳奇色彩的。
張沖，字淮南，浙江樂清人，生於1904年2月。1930年初，張沖擔任國民黨“中統”的前身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總干事，是這個特務機構的二號人物。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出了叛徒顧順章，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機關的地址，還供出了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活動方式和經常藏身的地方。當時，張沖奉命立即趕往上海搜捕，准備把共產黨中央一網打盡。幸虧國民黨中統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中共秘密黨員，他截獲這個秘密情報后，搶先一步通知了中共中央。周恩來得知這一緊急情況后，立即與陳雲商討對策，並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神速、果斷、干淨利落地處置了一切，使張沖處處落空，沒抓到一個人。
組織上消滅不了，要設法在輿論上搞臭。於是，張沖又生一計，1932年2月，他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調查員黃凱合謀，炮制了一個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時報》、《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等報紙相繼刊出，企圖用這個謠言制造“骨牌效應”，誘使意志不堅定的共產黨員叛變。
其實，周恩來當時並不在上海，他早在2個多月前就已機敏地擺脫敵人追捕，到了江西蘇區。所以，中共上海地下黨立即識破了陰謀，及時給予反擊，在《申報》上迅速作出辟謠舉措，張沖的陰謀沒能得逞。中共中央在2月下旬，還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公告，揭露此事“純系國民黨的謠言”，為周恩來作出公開澄清。但這一事件后來在“文革”中成為江青一伙誣陷周總理的“重磅炮彈”。
1935年11月，張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西安事變后，張沖更受蔣介石的重用，奉派到西安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談判，由此開始了與周恩來之間的直接交往。
周恩來曾說：“我認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后，始相往來，然自相識之日始，直到臨終前四日，我與淮南先生往來何止二三百次，有時一日兩三見，有時且於一地共起居，而所談所為輒屬於團結御侮。”從西安開始，到杭州、廬山和南京等地，張沖和周恩來前后進行了五輪談判。他陪同周恩來“一登莫干，兩至匡廬”，面見蔣介石，為抗日救國大計奔走操勞。他和周恩來雖然政見不同，但為共赴國難，能夠摒棄前嫌，存異求同。
周恩來與張沖的性格非常相似，兩人都善於辭令，富有外交才能，都是既著眼大局又關注細節的談判高手，用心縝密，善於借助各種合力來促成談判。人的性格和品行，智慧和魅力，往往會在激烈沖突的時候，最能毫無遮掩地展現出來，讓對手一覽無余地看透心底。張沖正是在和周恩來的激烈沖撞與交鋒中，逐漸估量對手，認識對手，發現在對手的身上，也有著自己所欣賞和認同的品質：為人誠懇謙和，處世認真有信，報國盡忠有恆，謀事才智過人。因此兩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建立起日漸深厚的友誼。
張沖從周恩來的身上，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所以他后來說：“當前日寇侵略日亟，共產黨也是有愛國心的，為什麼不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對外？！”還說：“我深切認識到國共合作則興，不合則亡。剿共剿了十余年，民力、財力耗盡﹔村舍為墟，民不聊生﹔外債高筑，國際地位日落千丈，如再打下去，恐難免被日本蠶食俱盡。我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明知接受共產黨提出兩黨合作抗日的主張，會遭到總裁的譴責，但念民族垂危，國將不國，如果有一點機會能挽狂瀾於既倒，我當好自為之。至於個人的利害得失，非所計也。”
談判是妥協的藝術。張沖和周恩來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竭智盡力調合談判的條件：有時還設身處地考慮對方的難處，想法提出善意的建議，推進問題的解決。1937年3月1日，張沖曾向周恩來建議，中共可通過蔣經國的關系來做蔣介石的工作。周恩來認為是個好主意，當天就電告中央，建議從速與共產國際商量。后來協力促成蔣經國回國。在談判取得初步成果后，雙方對共同宣言的發表方式又產生分歧。張沖提議派遣一個中央視察團，對延安等紅軍轄區進行調查了解，以此緩解僵局。周恩來贊同，但認為這一個團應改稱為考察團，以示平等。經協商認同后，他們精心組織，促成了1937年5月下旬國民黨考察團對延安等地的訪問。這是國共內戰十年后，國民黨第一次正式實地考察中共和紅軍轄區。雙方通過增進理解，營造合作氛圍，對和談起了促進作用，留下了國共關系史上的一段佳話。
由於西安事變后國共談判的成功，兩黨重新攜手，二次合作，並肩投入了壯烈的抗日戰爭，周恩來與張沖為此做出了杰出貢獻。
1937年8月初，鑒於抗戰全面爆發的緊急形勢，為尋求國際援助，張沖奉蔣介石之命，接受了與蘇聯進行軍援談判的任務﹔與中共談判的后續事務，轉由康澤接管。康澤是復興社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對中共懷有敵意，在談判中經常為難找茬，與張沖形成鮮明對比。所以，周恩來感慨地說：“國內團結少先生參加者卻近半年，接替之人竟至一翻成議，肇成以后糾紛不解之局。”周恩來對此感觸至深，“引為憾事”，更覺得張沖“一身關系之重”。
張沖赴莫斯科談判之前，曾與葉劍英商量，希望中共派人同行，后來因故未成，又請葉劍英代為聯絡，安排他在西安與周恩來見面，請周恩來介紹他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見面。張沖到西安后，得到周恩來的幫助。周恩來給了張沖一張名片，並與博古一起在上面寫一句介紹語：“張沖先生奔走國共合作工作，卓著功勛，請以同志關系接待。”張沖憑著這張名片，后來在莫斯科與王明會見，為實現與斯大林的直接會談，起了促進作用。
當時，國共關系經過短暫的蜜月期，由於國民黨背信棄義，矛盾沖突越來越多，周恩來在重慶就國共在華北等地的軍事摩擦事件，幾次與蔣介石交涉無果，准備返回延安與中央研究解決辦法。1939年6月18日早上，周恩來准備乘飛機去西安。當他在鄧穎超、葉劍英、童小鵬等人陪同下，來到重慶珊瑚壩機場時，卻受到阻攔。檢查人員一定要周恩來出示離境証明才予放行。正在爭執時，恰巧張沖送一位客人來到機場，得知情況后，張沖請周恩來等人稍候，由他去想辦法解決。張沖立即驅車趕到蔣介石官邸，經他說明情況，終於拿到准予放行的手令。再回機場時，周恩來和鄧穎超、葉劍英等十分高興，連連道謝。在場的童小鵬恰好帶著相機，為他們拍攝了幾張合影。當天的飛機延至中午才起飛。張沖一直把周恩來送上飛機才離開。
周恩來回延安后不久，因墜馬折臂，在延安治療效果不佳，中共中央決定送他去蘇聯醫治。為解決出延安的交通困難，葉劍英和陳家康在重慶找張沖接洽，希望國民黨方面能派飛機把周恩來從延安接到蘭州，然后搭蘇機赴莫斯科。張沖聯絡安排，幫助解決了這件事。
在這之前，周恩來在2月上旬碰到一個難題，也因張沖的協助而解決。當時，新四軍正副軍長葉挺和項英在工作上產生分歧和矛盾，葉挺要求辭職，回到了重慶。為妥善解決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去皖南調解。然而，當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向蔣介石請假離重慶時，卻未能獲准。周恩來轉而向張沖求助。張沖給他出主意，建議周恩來以回浙江紹興老家祭祖為由，向注重孝道的蔣介石請假，然后順道去皖南。此招果然有效，於是周恩來便有了1939年春天在抗日烽火中的東南之行。他在悼念張沖的文章中說：“民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復北返延安，均賴先生助其成。”
1941年8月11日，張沖不幸在重慶逝世，年僅38歲。周恩來聞訊極為悲痛，他親致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短短十個字，一個問號，一個感嘆號，飽含深意和深情。周恩來當時還電告中央，建議捐款3萬元資助張沖追悼會，以表明中共的態度。后來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都致挽聯哀悼。毛澤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7人聯名的挽聯是：“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斯人獨憔悴，始病熱，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懷的挽聯是：“國士無雙，斯人不再﹔九原可作，萬裡相招。”
當年11月9日，張沖追悼會在重慶隆重舉行。蔣介石表情肅穆，到場祭奠，會場內挂出他親筆寫下的挽聯：“赴義至勇，秉節有方﹔斯人不永，干將沉光。”周恩來和董必武、鄧穎超等率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人員前往吊唁。周恩來含淚致辭，沉痛哀悼，還在當天《新華日報》頭版發表親自撰寫的《悼張淮南先生》作為代社論。這篇2200多字的悼文，充分肯定張沖“奔走團結勠力御侮”的歷史功績，稱贊他“不愧為國家民族之棟梁”。文中說：“淮南先生雖死，其至勇至謹有恆有方的精神，猶照后人”﹔“碧血丹心，精忠報國，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個。” 周恩來在這篇文章中，還詳盡記述了他和張沖從相識到相知的經過，充滿真摯的情感。周恩來在追悼會上致辭時，說到動情處，幾度哽咽。他說：“先生雖非決最后大計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勞，已匪異人任了。”他感嘆道：“先生既逝，聯絡乃似中斷。嗣每遇風波，輒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興安危誰共之感。”“淮南先生雖死，其至勇至謹有恆有方的精神，猶照后人，必有許多繼起者補其崗位，替其職守。這是我們最所企禱，也是全中國人民最所熱望的了。“
家父能夠得到周恩來這樣的高度評價，得到中共領導人的如此厚愛，這在國民黨人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作為后輩、親屬，我們深受感動和教育，也使后人對他們超越黨派的友誼，有了深切的體會。我們每次誦讀，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暖流回腸。“歷盡劫難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恩來與張沖的故事，是詮釋這一個詩句最為經典的范本。
父親不幸逝世后，遠在家鄉樂清的雪梅和兄長張炎被急電召往重慶奔喪。遺憾的是，雪梅剛上路不久就病倒了，沒能成行。張炎到重慶后，在追悼會上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對年方20歲的張炎很是關心，安慰他說，張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今后有什麼困難盡管來找。
50年代初，張炎因工作無著，貿然到北京找周總理求助。周總理在家裡接見了張炎，把他安排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文革”中張炎去世，他的遺孀在1972年12月又寫信向周總理求助，周總理指示：對張炎的逝世向家屬表示親切慰問。同意信中提出的要求，張炎的女兒可到山西落戶並安排工作。這件事讓我們感念至深。周恩來在“文革”時，每天有多少國家大事要操心啊，可是張沖后人的這麼一件小事，他還記挂在心，親自給予幫助。當時周總理自己也身患癌症、身陷險境，想到他在這樣的境遇下還關懷我們，真是感激涕零。
改革開放后，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張沖的名字又重新出現在報刊媒體上。1991年，家父的遺骸在重慶找到，迎回家鄉，准備實現他歸葬故裡的遺願。中共中央統戰部於1992年11月25日發文，同意以樂清市人民政府的名義，修筑張沖墓，並撥款予以資助。1995年5月，家父終於魂歸故裡，安葬在故鄉琯頭村旁的獅子山上。墓地背靠青山，面對甌江，墓碑上鐫刻著周恩來的手跡“張淮南先生”幾個大字。
周恩來與父親張沖肝膽相照的友誼，留下了兩個陣營對手化敵為友的傳世佳話。
（注：作者為張沖的女兒、女婿。張雪梅與邱清華抗戰初期參加革命，曾是我游擊隊的領導人。邱清華后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本稿系馬雨農代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