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周總理時間很長了，那時候很小，大概19歲那年就認識了。那時候，我幾乎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一個孩子，在一個朋友家裡吃飯，正好我們幾個人坐在一起，他們可能認為我一定知道他是哪一位，所以根本就沒介紹。飯桌上，連他和主人夫妻兩口子，我，還有一個朋友，一共也就5個人。飯后我才得知他就是周恩來。我記得那時候周總理就是敞懷大笑，說話很爽朗的。一塊吃飯的時候他就問我：
“你在哪裡工作啊，還是在學習呀？”
我說：“我在工作了。”
他說：“噢，你那麼小就工作了？”
我說：“是的。”
他問：“你做什麼工作啊？”
我說：“我在唱歌，做一個實習演員，有時還在合唱團裡唱唱歌。沒什麼意思，我在那裡混混。”
他就問：“啊，你唱什麼歌？”
我說：“我唱的當然是抗戰歌曲了。”我還很理直氣壯地在那兒講。
他就說：“那還說沒意思啊，那是太有意思了！這些歌怎麼會沒意思啊？你想想看，多少人，千千萬萬的人都在你們這個歌聲之下，鼓舞著走上了前線了，你怎麼說沒意思啊？你這個小姑娘，你怎麼回事？”
我心想：這是誰呀？后來我就說：“是，唱的歌是有意思，我沒意思，我本來想去念大學了，還想要留學了，去深造。”
他就說：“哎，深造嘛，是好的了，當然有機會你還是可以去，但你現在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
我回家以后越想越不對呀，他怎麼會這樣和我談話呢？他好像也有點年紀了，因為我19歲，看著他當然就要大一些。我想：這是誰呀？我就打電話給那個請我吃飯的同事。他說：“你真的不認識嗎？”我說：“我真的不認識，那天跟我說話的是誰呀？”“哎呀，你怎麼不曉得，那是周先生，周恩來先生你都不認識！”“噢！”我就嚇一跳，我說：“我認識他，我在書上什麼地方看見過。他怎麼這樣一點沒有架子，他不是一個領導人嗎？”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的事情，那是1939年的春節或是1940年。
當時我就想：他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怎麼這麼沒有架子呢？后來我們還說了很多話，嘻嘻哈哈。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我就特別感覺他好像都是熟人，好像也像我們這些二十幾歲左右的人一樣。
因為我早婚，生孩子很早，也沒有錢，工作嘛，忙得不得了，一天到晚要演出，我把孩子就擱在奶媽家裡養。奶媽並不是什麼很好的，她沒有奶，為了要錢嘛，她就帶過去養。孩子嘛，就一直給塞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吃，孩子的胃就完全塞壞了，一吃飯就吐，每頓飯都要吐，晚上都吐得一床。我們每天要演出的，演話劇那個時候白天很忙，晚上都忙到很晚。有一天，這個奶媽坐在孫師毅同志的家門口，抱著我那個孩子，那個孩子是奄奄一息了，脖子剩了一層皮，周總理跟一個朋友一起到孫師毅同志那兒去，走到門口。那個朋友跟我很熟的，他對周總理說：“胡公，這就是秦怡的孩子，叫斐斐。”周總理就說：“是嗎，那怎麼會這樣子的？”那人就把情況講給他聽了，沒有奶吃啊，轟炸時生下來的啊，小得不得了，奶媽又不盡心啊……所以身體壞極了，一吃飯經常吐，吃了什麼東西都要吐，胃都塞壞了。
不久，這個朋友就來告訴我說：“唉，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以后應該很高興的。周先生很關心你，他說，這個孩子怎麼會是這樣，秦怡已經是一個有影響的演員了，怎麼孩子都弄成這個樣子，你們應該關心關心她呀！”
1957年9月，“亞洲電影周”，正好演《女籃5號》，我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成員去參加，宴會上，正好坐在周總理的旁邊。周總理想都不想就問：“秦怡，你的孩子怎麼樣了？斐斐現在還吐不吐啊？胃好了沒有？”我當時愣了，總理怎麼知道斐斐呢？那麼長時間了，一個普通演員的事，他記得那麼清楚，我當時真是眼淚差一點都流出來了。我記得從前有句格言說：你要人家怎樣對待你，你就怎樣對待人。我覺得周總理心裡也不是因為我秦怡啦，演員啦，他對每一個人，他接觸過的人，都是關心的。我當時說：“哎呀，總理我都快要忘了，現在吐是不吐了，就是胃不好。您怎麼還記得這樣的事情？”他說：“哎呀，她小時候，我到孫師毅那兒去，那個時候多可憐吶！我看了你這個孩子這種樣子，皮包骨，我想你每天在劇場演出，一定心裡很著急。”
當時我不知道說什麼感激的話好。
1942年夏天，我們在歌樂山那邊北碚演出的時候，我一直有甲狀腺的毛病，粗脖子，長了瘤，一個朋友介紹我住到歌樂山醫院。我不知道周總理因病也住在這個醫院。有一天鄧大姐忽然來看我，噢！我就覺得奇怪了，沒有人知道我住在這個醫院。因為種種原因，我准備手術以后，想暫時隱蔽起來。我就問：“鄧大姐，您怎麼知道的？”她說：“恩來在前頭住著哪！他讓我來看看你呀，知道你在這個醫院。”醫院裡的人告訴他的，說是我住在這個醫院。我這種無足輕重的人當時有說不出來的那種心情。她說：“怎麼樣啊，你不要著急，不要老是急著要出去演戲，不要看著眼前。恩來他自己要來，他不能來，他現在在病床上，所以他讓我來跟你說，一個演員生命長得很哪！你別在這個時候想著演戲。想著演戲，就不想開刀了啊，看得仔細一點，查得好好的，等身體養好了，你將來演的戲不知道可以演多少。”我說：“我一定，我一定不怕，一定很好地看這個病，不會隻顧著眼前。”因為演員很容易這樣，眼前有幾個好的戲呀，這種創作欲望來了，就恨不得馬上出去演，不願意在醫院裡待著。周總理就讓鄧大姐來看望我，跟我說這個話，親切得不得了，這種精神的藥那是任何東西不能取代的。
有時傍晚的時候，周總理跟鄧大姐在后院的石板小路上走走，散散步哇，聊天。我常常就站在一邊看，看著他們兩位，心裡頭就涌起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情。看著他們的身影，我就覺得像是美好的未來在等著我們一樣。因為有這麼好的人，他們現在管著這麼大的事情，做著這樣的工作，我們要是跟著這樣的人能夠走下去的話，那將來肯定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我當時心裡想，我一定要好好的，我不怕，就是開刀我也不怕，如果能夠不開刀就更好了，我就出去好好干。當時真是很奇妙，我說這精神的藥，我很快就好了，瘤子就不大長了，比進來時好多了，暫時不要開刀了。周總理、鄧大姐又來看我一次，我就出院了。這也是一件我永生難忘的事情。
周總理到上海來，如果有時間，總是來看我們，了解我們的情況，不管是個人的，或者是工作上的。還有一點，我們拍戲，電影廠的戲，每年拍很多，每部戲的樣片，幾乎隻要有時間，他一定看。這實在是太不容易了！心裡頭沒有裝著這樣一種博大的愛心的話，怎麼能夠做到？
我1963年拍完了《北國江南》，1964年開始批判陽翰笙。后來就是“文革”，批判我在《北國江南》裡扮演的銀花。我還好，糊裡糊涂的，因為我當時正在拍《浪濤滾滾》，我演的是一個水利工地的黨委書記鐘葉平。《浪濤滾滾》剛好拍完，整個樣片周總理還是來北影看，看得非常仔細，看到我跟那個水利工程局的局長，就是夫妻倆的戲，我演黨委書記，跟那個局長吵架的時候，周總理說：“精彩！”看完以后他就回過頭來說：“秦怡，你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你是真的跟他吵了嗎？”我說：“是真的，戲裡邊是真的。”“你自己沒跟他吵架？”我說：“我自己沒跟他吵架，戲裡邊是吵架。”“啊！”他說：“很真實啊！你們吵得很真實。這說明你們兩個這個思想上是有這個矛盾啊。”之后他就來考我：“你們水利工地有多少米高啊？是以發電為主還是灌溉為主啊？泥沙問題、採石場啊，這些問題怎麼解決的？最困難的問題是什麼？”他問了一連串的問題。問完了以后他就笑，說：“嗯，還好，你這個書記還好。”我就想，他就是這麼關心，就是看看你們是不是深入生活了。
當然這個戲后來他很氣的，因為水利部對其中有一段有意見，改嘛，來不及。那個時候，周總理就說：“好好的戲，你們就是有意見，你們就是擱在那兒，萬一將來拿不出來，你不是浪費了嗎？而且這麼多人的勞動。”
看完出來后他就問我：“怎麼樣？秦怡，你緊張了嗎？報上現在每天一篇一篇的（批評文章）。”我也說的大實話，說：“有一點，還好。因為我現在在這個工作裡頭，我倒好像還好一點，因為每天有工作。”他說：“嗯，不要老是一副挨批的樣子，明天叫他們到國務院來拿一張票，你去看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你看了以后，你就不會覺得怎麼樣，你就不要每天是一副挨批的樣子。批評是好事情嘛，批評自我批評這都是很好的，但是你也不用這樣挨批評的樣子。我知道，我看了你這個戲了，這不是你的事。”他當時就站在那個樓梯口和我這樣講的。
1964年那時候，我們是糊裡糊涂的，也不知道為什麼批，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將來要怎樣，統統都不知道。可是他當然都知道，已經是不得了的事情來了。可是他還來看我們的樣片，還關心我們有沒有很好地深入生活，講了應該怎麼樣把它改好，他認為這個片子還是不錯，應該可以拿出去。后來他還看《李善子》的樣片，周總理他一樣也不放，每一項工作都是非常重視，對每一個人他也都是非常關心的。
他為什麼讓我去看《東方紅》大歌舞呢？他就因為覺得每天“銀花，銀花”，我一定是憋著憋著，又不好說，又不好怎麼樣。在這種情況下，他就具體地來幫助我，使我由衷地感覺到這種幫助是那麼有力量，這種愛那麼有力量，完全不是什麼父母兄妹能夠做得到的，根本就是做不到。
看了《東方紅》以后確實覺得心胸開闊了，豁然開朗了。為什麼呢？自己是1942年參加進步團體，50年代入黨，在自己的面前，這麼多的革命同志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前仆后繼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自己受點批判又有什麼了不起啊？馬上心胸就開闊了。
為什麼人們這麼愛戴他？我曾經說過：“沒有永久的分離，隻有永久的思念。”確實就是如此。好像家人去世我都從來沒有這樣子，但是現在要是談周總理，總是心裡頭激動萬分。我常常問自己：世界上還能遇到這樣的人嗎？還能得到這樣的愛嗎？還能得到這麼多的幫助嗎？常常會有這樣的想法，真的永遠不會忘。
1961年，國家處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又常在外面勞動，人都是黑瘦黑瘦的，特別黑瘦。那年，我參加訪問緬甸代表團。到北京集合，周總理看見我們以后就說：“怎麼搞的？怎麼啦？上海不給你們飯吃了？”我們說：“不是，不是，我們都吃得挺好的。”周總理說：“怎麼一個一個都那麼黑瘦！”周總理對每一個人，對所有工作部門的同志都是這樣子的，都是關心的。
1961年我到北京香山參加會議，吃飯時，周總理正好和王瑩、我、趙丹坐在一桌上。他說：“秦怡，入黨了沒有？什麼時候入黨？”我說：“入了，入了。”他說：“入了就好！你這個人怎麼老是不入黨？”我說：“入了，入了。”他很高興。
我以前演過一個《野玫瑰》，那個戲在政治上是不好的。因為我確實那時完全不懂了。后來罷演，我也跟著罷演。
1961年在紫光閣跳舞的時候，周總理就說：“好的演技不要丟，你看你那時候《野玫瑰》就演得很好。”我聽了嚇了一跳，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啦，這個污泥永遠洗不掉了。壞事隻能改正，洗是不能洗的，因為你演過了嘛！”他說：“唉，你說得很好。不過我告訴你，那個戲政治上不好，它那個劇本是不好，你的演技還是很好的。你知道吧，你演了那個戲，你的演技就好像上升了一步了，所以這個演技不要丟。現在你好的演技放在好的作品上，你不就是非常好的嗎？”我回來心裡想，總理真是不得了，從來沒有那種極“左”、極右的樣子，聽了以后你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我在文章中也寫了：我認識了一個我愛戴的人，一個我最敬仰的人，一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人。
一個人如果沒有經過坎坷的經歷，沒有經過苦難的歷程，就難以產生這樣博大的愛心。周總理就是把中國人民的幾千年來的苦難的歷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會對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志都懷有這樣博大的愛心。
（作者系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