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明“她”字、証明《論語》的“論”字應作二聲的劉半農，雖因染病早亡，身邊友朋遺事、遺文、遺論卻不少。圍繞他與胡適、周作人、陳獨秀、錢玄同等人的交誼舊事，早已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掌故珍聞，時常為后人所提及。
本文所記述的，是胡適的一首沒有發表的打油詩。
1934年7月1日，陶亢德主編的《論語》第44期上，刊載了劉半農《自題畫像》詩一首。詩雲:
名師執筆美人參，畫出冬烘兩鬢斑。桐眼注明勞碌命，評頭未許穴窬鑽。詩文諷世終何補，磊塊橫胸且自寬。藍布大衫偏竊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劉氏寫這首詩時43歲已過，44歲未至，既不像傳統整十壽誕的自壽詩，也不似舊派文人的所謂“像贊”。當時與之唱和的友人並不多，隻有周作人和詩雲:“寶相庄嚴許拜參，面皮光滑鬢毛斑。眼斜好顯娥眉細，頭大難將狗洞鑽。腳下魚鱗方步穩，壺中芝豆老懷寬。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劉氏的自題詩純屬游戲之作，周氏的和詩也頗有戲謔之味。
當時，胡適也曾和詩一首，只是他先將詩作寄給了周作人，請其指正，錯過了在《論語》上的發表刊期。可半月一刊的《論語》，待到7月16日第45期時，劉半農已先於7月14日因在西北調查方言時染回歸熱病(即“猩紅熱”)遽然而逝。胡適的和詩錯過了《論語》的兩期，斯人已逝，這首原本同樣屬游戲之作的詩作，自然也仍就擱置在周作人手中，再也沒有發表的可能了。
時光電逝，劉半農逝世近30年后，胡適也於1962年心臟病猝發而逝。這期間，周作人在與香港友人鮑耀明的通信中，終於透露了胡適的這首和詩，並將詩稿附贈。他在信中特別提示說，“今日檢舊紙，找得胡適之的打油詩二紙(他的印章極為少見)，附呈，可以見他的風趣……”(詳見《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第195頁)這首和詩仍然是胡適慣有的打油詩風格，白話文寫作，戲謔意味鮮明直接。詩雲:
未見名師畫，何妨瞎品題？
方頭真博士，小胖似儒醫。
斫長同名姓，庄家“半”適宜。
不嫌麻一點，偕老做夫妻。
詩后附言曰:和曲庵自題畫像，敬乞知堂先生指正，藏暉。這裡的“曲庵”、“知堂”、“藏暉”分別為劉半農、周作人、胡適的齋號，一貫標榜白話新式文學的胡適能落這樣的款識，也頗少見，至少在形式上是很有些舊式文人做派的。
再來看周作人提到的極為少見的胡適用印，詩稿箋紙抬頭鈐一枚長方形陽文篆印，印文為“但開風氣不為師”﹔落款處鈐一枚方形陽文篆印，印文為“適之長壽”。就目前存世的胡適題字、題詩、文稿來看，他的確很少用印，即便偶爾使用，也只是簡單的私人名章而已。像這樣鈐兩枚印章，頗有“復古”風味的題詩還從未得見，相當罕見。當然，胡適畢竟是胡適，作為新文學運動的開辟者之一，可以看到其鈐印的隨意性與“現代性”，並不完全符合傳統書畫中的用印“章法”——如抬頭印的尺寸並不適合這種小尺幅詩稿，且鈐印位置也略失衡﹔1934年時，胡適與劉半農同為43歲，落款處鈐“適之長壽”，於情於理也皆不合宜。
換句話說，這首看似頗有“復古”情調的胡適題詩，實際上還是體現著胡適本人的新文化運動身份的，還是極為充分展現著胡適本人的現代性觀念的。那麼，這首本來以戲謔格調為主旨的打油詩，在呈交周作人指正之后，為何周氏始終沒有明確的意見見諸記載，也沒有為《論語》半月刊所用呢？
最重要的原因無非就是上述的時間問題，劉氏的突然離世，使這樣的和詩不太適宜發表。其次，周作人對和詩未置一詞的原因，恐怕還在於這首胡適“想當然”的和詩，還根本就不符合唱和步韻的基本詩法。
劉的原詩為“天田”韻，周的和詩也規規矩矩地步了“天田”韻，而胡詩卻莫名其妙地用了“機微”韻。雖然，劉、周、胡三人皆是新文化中人，都是新文學倡導者，並不介意這些傳統詩法中的“天經地義”，可三人畢竟也都是接受過中式傳統教育的，且劉氏本人還是研究中國古音學的留洋博士，因此無論劉氏還是年歲稍長的周氏，不可能不知道這首和詩的“機微”韻是直音，與原詩“天田”韻的抵腭音完全不搭調。這樣的和詩，友朋間戲謔調笑也就罷了，發表出去確實不合適。
周作人對此一笑了之，存而不改，只是擱在篋中聊作紀念，胡適的這首佚詩也就如此這般地產生了。至於晚年周作人認為胡適對劉半農“看不起，明嘲暗諷”，是否就是因此詩而起，並無確証，也隻好存而不論了。（肖伊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