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4日，是鄧穎超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1月19日下午，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指導、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主辦的“永遠的懷念——紀念鄧穎超誕辰110周年音樂故事分享會”在人民大會堂天津廳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顧秀蓮，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副主任陳晉，天津市文廣局局長郭運德，曾經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吳慶彤、錢嘉東、馬列、陳浩、趙煒、高振普，周恩來、鄧穎超親屬周秉德、周秉宜、鄧友平，以及受到周恩來、鄧穎超關懷的老藝術家代表於藍、王鐵成、李光曦、蔣大為、韓芝萍等出席故事分享會。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節目主持人李揚主持會議。
鄧穎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20世紀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然而，鄧穎超又是一名女性，一位妻子，一位被千百萬人親切地稱為鄧大姐、鄧媽媽、鄧奶奶的人，在叱咤風雲、壯懷激烈的革命歷程背后，有著許多婉約細膩、催人淚下的感人故事。鄧穎超音樂故事分享會獨具匠心，通過親歷者的深情講述，回顧鄧大姐生活中的點滴小事，引領我們走近這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走近我們心中“不是母親勝似母親，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鄧大姐。
鄧大姐一生廉潔自律，從不收受禮物，然而在總理去世不久，她卻收下了一份實實在在來自人民的禮物——天津紅橋區服裝廠73位年輕工人一針一線縫制的絲棉襖，收下了群眾對她的關心和惦念。當年親手為鄧大姐縫制棉襖的工人代表張寶發、楊敏、楊明來到了故事分享會現場，同大家見面，楊敏講述了關於這件絲棉襖的故事：
1976年1月9日，周總理逝世的噩耗傳開了。當年二十幾歲的我們從電視中看到鄧媽媽一個人為總理守靈，身邊沒有親生子女時，心都碎了。當時規定：不帶黑紗，不開追悼會，這讓我們很不理解。大家談論著，私下布置了靈堂，舉行了追悼會，但仍不能表達我們對總理和鄧媽媽的全部的愛。寶發理解大家的心情，出主意說，我們是服裝工人，做一件棉襖送給鄧媽媽，怎麼樣？楊明首先響應，說：“對！我們天津有句俗話：女兒是媽媽的貼心小棉襖。咱就做一件棉衣送給鄧媽媽，溫暖她的心。”青年們開始自發地湊錢、買布料，請廠裡有四十多年裁剪經驗的兩位老師傅幫忙，但沒有具體尺寸。怎麼辦？我們就通過看電視估量尺寸，用鄧媽媽和周總理合影照片作比對。最后，青年們一針針、一線線，將對總理和鄧媽媽的一片深情密密地縫進了棉衣裡。棉襖做好了，我們又一把把地用手抓，裡裡外外仔細地檢查，生怕有不安全的地方。
郵寄時很不順利，郵局對我們反復盤查，又讓我們等候請示，最后不給郵寄。我們去了幾家郵局，都不受理。我們沒灰心，幾經周折，最后以個人名義寄給人民日報社，請他們代為轉交給鄧媽媽。記得棉襖裡夾著楊明代表我們73名青年工人寫的信，其中有這樣一句話：“鄧媽媽，當您穿上這件棉衣，就會感到我們在您身邊，全中國的青年都在您身邊！”
我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著，慶幸的是，鄧媽媽收下了這份特殊的禮物，同時寄回一封信和30元錢作為工本費，讓我們買些書籍和學習用品，不斷提高自己。我們聽話地照辦了。
這本來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但鄧媽媽卻記在心裡，總想來天津時見見我們。1984年7月4日，老人家真的來天津會見了我們這七十多名青年。
當時，80歲高齡的老媽媽要與我們一一握手，我們勸說她不要太累了，隻和幾個代表握手就可以了。她卻說：“八年前，你們這些人一針一線地為我縫過棉衣，我今天要一個一個地握你們的手，表示感謝！你們送給我的棉衣，給我帶來了極大的溫暖、極大的安慰、極大的鼓舞。我穿著這件棉衣過了幾個冬天。一有機會，我就對朋友說上幾句棉衣的來歷。我很驕傲，你們都是我的兒女。”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動得熱淚盈眶。
鄧穎超非常喜愛這件絲棉襖，穿破了還舍不得丟。穿著這件棉襖，她出席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接見過許多外國友人，她感到溫暖和力量，因為這件棉襖承載著億萬人民的深情厚誼。
群眾對鄧大姐有情有愛，是因為鄧大姐對人民付出了更多真切的關懷、深摯的愛。周恩來的銀幕形象扮演者王鐵成談起鄧大姐對他的關心和幫助，不禁淚流滿面：
我塑造周總理的形象是從1977年開始的，1978年我們劇院演出話劇《報童》，鄧媽媽觀看后夸獎了我。從那以后，直到1991年拍攝電影《周恩來》，我們有過5次見面。每次見面，鄧媽媽都會對我塑造的總理形象給予具體指導。她在工作和生活等各個方面，給我很多關懷，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她老人家對我的家庭和孩子給予的極大關心。
記得1979年11月15日，我參加文代會閉幕期間的詩歌朗誦會，因為是在體育館，聲音很嘈雜。鄧媽媽特意向我走來，說：“王鐵成同志，你給我寫寫你家庭的情況。”當時我答應下來，回家后，卻有了思想斗爭，孩子情況怎麼寫呢？寫了覺得是給領導添麻煩，不寫又覺得對領導不實事求是。最后，還是如實寫了。
半個月后的11月29日，鄧媽媽來電話說：“本來還想請你來一趟，再說一說孩子的情況，又怕影響你的工作，所以就給你打個電話吧。怎麼搞的？你有這麼一個孩子啊！孩子現在是什麼情況啊？”我說：“是先天的大腦發育不全。”她說：“哎呀，很麻煩呀！”又問：“你愛人是做什麼的？你們一個月工資多少錢啊？家裡還有什麼負擔？”我說，本來不想給您寫這些的。她說：“寫是應該的，應該和我說實話。你工作那麼忙，我看能不能幫你解決一些實際困難。”這個電話，打了三十多分鐘，鄧媽媽問得很細致。一個星期之后，她又讓秘書趙煒給我打電話，問：“帶孩子看病了沒有？”我說：“已經看過了，請老人家別為我的事這麼操心了。孩子就是要加強訓練，多注意，沒用什麼藥物治療。”趙煒說：“不行，老人家對誰都這樣。她要是關心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關心到底。你一定要給孩子確診。老人家已經去兒童醫院找他們領導了，要給你兒子看病。你定好時間，告訴我。”我趕緊說：“哪天都行。”就這樣，給孩子定好了看病的時間。后來有個機會，我當面向鄧媽媽道謝。她說：“不用謝！恩來生病期間，我們認識了一些大夫，能對你有所幫助很好啊。”
知道我的家庭情況后，鄧媽媽通過劇院，對我家庭、孩子給予很多關懷，我至今銘記在心。我把和鄧媽媽的合影擺放在家中，和我父母的照片擺在一起。鄧媽媽是令人尊重的前輩，看著她慈祥的笑容，我工作、學習、生活，都特別有勁頭。
正像王鐵成講述的那樣，鄧大姐總是這樣，關心一件事情，就要關心到底，她不僅關心一個孩子，更關心全中國的兒童。在發展兒童事業過程中，她同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廠長於藍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在鄧穎超故事分享會上，93歲高齡的於藍講述了鄧穎超給予她的大姐情、母親愛：
建國以后，我和周總理、鄧大姐有過幾次見面，“文革”十年，隔斷了我和鄧大姐的聯系。1976年，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后，我更加思念鄧大姐。
粉碎“四人幫”之后，1978年在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我終於見到了日夜牽挂的鄧大姐。她拉著我的手說：“我多麼思念你們……‘文革’中，我和總理總是默默地坐著，最痛苦的是有話不能說出來！”
第二年，我在腫瘤醫院動手術，鄧媽媽知道了，給我寫來長長的一封信，祝我“早日痊愈出院”！信中說到：出國前，她在電視上又看了《革命家庭》，希望我能像陶承同志那樣堅強和快樂，早日戰勝疾病，並且取得勝利！信的署名寫著：被維世稱作媽媽的人手書！（孫維世同志是烈士后代，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干女兒）隨信還給我帶來許多水果，我感到鄧大姐的關心無微不至。
我童年失去母親，鄧大姐對我這樣親切的關懷，給了我一個革命母親般的愛，特別溫暖。我心中暗暗承諾：您就是我的母親，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回報您對我的期待！
更使我難忘的是，在我接受黨的委托創建兒童電影制片廠時，她兩次為我們書寫廠標。她的秘書趙煒同志告訴我：“老人家是在病中盡量控制手的顫抖為我們書寫的！”她那蒼勁有力的大字，體現了她對給兒童創作精神食糧這個事業的關注，也會永遠鐫刻在億萬孩子的心中！
在老人家病重期間，趙煒深知老人家思念我們，也知道我們大家都牽挂老人家的身體健康！在可能會見的情況下，她安排我們去看望了老人家！鄧大姐的身體雖然已經十分虛弱，但是頭腦還非常清醒。她低聲說：“於藍，我想念你們，你們的電影怎麼樣了？”我用臉去貼吻她的手背，告訴她：“大家都想念您！都祝願您早日康復！”然而，病魔最終無情地吞噬了鄧大姐的生命。她和我們永別了！老人家洒向人間的全是博大的愛！她高尚的情懷和對革命的忠誠與奉獻，都是留給我們取之不盡的財富。
晚年的鄧穎超，身患多種疾病。這些日子，在她身邊服務的除了工作人員之外，還增加了許多年輕的醫務人員，這些護士當時才十七、八歲，鄧穎超給了她們“奶奶”般的關心和愛護，那些點滴小事印在她們心田，銘記到今天。當年為鄧穎超服務的護士謝淑華講述了留在她們心中的溫暖回憶：
我是警衛局保健處派往大姐身邊工作的護士之一，在大姐身邊工作六年。每當我和同事們回憶起在西花廳工作的日子，往事就如春天的涓涓泉水在心頭涌動，對大姐的懷念是那麼深切，真摯。
在大姐身邊工作的護士從17歲到50歲不等，在我們眼中，大姐不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更是尊重、關心、愛護、幫助身邊每一個工作人員的老奶奶。
20世紀90年代初，我愛人在遼寧綏中縣工作。一次，我要到他那裡探親，大姐知道后，專門把我叫來，讓服務員老石拿來2個蘋果，對我說：“這是金日成首相專門從朝鮮送來的，你愛人是年輕的副縣長，工作一定不容易，蘋果代表平安，希望他在那裡工作、生活能平平安安。”手捧這兩個蘋果，我的心裡熱乎乎的。
80年代初，護士小白剛來西花廳工作不久，她與大姐接觸還有點緊張。記得有人給大姐送來一些螃蟹,這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大姐分給工作人員每人1隻，並耐心地給小白講螃蟹什麼地方能吃，什麼地方不能吃，如何吃。大姐和藹可親的笑容，一下子就打消了小白的緊張情緒。1989年小白上了高護班。一天，大姐把我叫到她面前，拿出一些單片包裝的巧克力，對我說：“小白學習一定很辛苦，這些糖讓她帶在口袋裡，餓的時候隨時可以拿出來吃。既要努力學習，又要注意身體。” 多年以后，小白在回憶大姐時，總會提起這些令人感動的往事。
護士小彭20歲到大姐身邊工作，大姐經常關心她的個人問題，多次告誡她說，找丈夫一定要找人品好、真正會關心愛護你的人。有時，大姐會給我們講起她與周總理年輕時的戀愛經歷，老人家臉上總是流露出幸福的神情。后來小彭按照大姐的叮囑，找到一個稱心如意的丈夫。她丈夫現在已經是副部級干部了。小彭總是說，要是大姐知道我現在生活這麼幸福、快樂，那該多好啊！
護士小郭是從中日友好醫院來大姐身邊工作的。結婚時，他們夫妻到西花廳給大姐送喜糖，大姐高興地祝福他們，並把從日本帶回的一隻發夾送給小郭。小郭生小孩后，大姐還專門讓人送了一隻老母雞給她。有一年除夕，正趕上小郭值班不能回家，大姐特意把小郭叫到面前，說：“你因為陪我，不能回家與家人團聚，這是我特意為你家人准備的糖，明天你帶給他們，也替我謝謝你的家人。祝他們新年快樂。”
點點滴滴小事，件件令人感動，件件值得珍藏回味。在這些工作人員的眼中、心中，鄧穎超就是一位令人倍感親切、充滿人情味兒的奶奶。但是，對自己家的晚輩，鄧穎超除了關心、愛護，更加入了嚴格的要求和紀律的約束。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宜講述了伯母教育她遵守紀律的故事：
我4歲半進西花廳，在伯父、伯母身邊生活了近20年，兩位老人除了對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給予關心、照顧之外，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兩個字：紀律。
記得在我上小學之后的第一個星期天，回到西花廳后，伯母和我有一次談話，印象中這是第一次非常認真、正式的談話。她說：“從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小學生了，不再是一個兒童了。以后，我和你伯父就要用一個學生的標准來要求你了。”他們的要求是什麼呢？那就是要遵守紀律。
從小我就知道，西花廳是伯父工作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對我們這些親屬來說，伯父的辦公室不許進，秘書的辦公室也不許進。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聽的不聽，不該說的不說。伯父和伯母都是遵守紀律的模范。伯母曾對我說：“你伯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我只是一名中央候補委員，連中央委員知道的事，他都不會對我說的。”伯父的工作及人員來往，甚至於他們夫妻的健康狀況，似乎都被劃入了應當嚴格遵守的紀律范疇。
記得有一次我和伯母正坐在客廳說話，伯父的保健大夫卞大夫走進來說：“大姐，這是總理這個星期的食譜，請您過目一下。”伯母站起來對卞大夫說：“到我辦公室去談吧。”伯父的食譜一般是由廚房的兩位師傅和伯母商量制訂，卞大夫出面檢查食譜，我猜想一定是伯父這個星期有些不舒服。由於伯父是我們國家總理這個特殊身份，他身體不舒服，也是要保密的。
另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鄧小平女兒鄧林是我的同學，她住在中南海的南部。平時，伯母不提倡我隨便去南海找同學玩，她說：“你伯伯囑咐你們不要去打擾中央首長的工作和生活。”上高中時，有一次鄧林約我周末去她家聽唱片。我不想辜負她的盛情邀請，就對張樹迎叔叔說，這個星期天鄧林約我去她家聽唱片，我很想去，不知行不行？張叔叔向伯母提出了我的請求。伯母讓張叔叔打電話給鄧家的秘書，問是否有這回事？秉宜是否可以去？什麼時間？得到確切答復后，周日下午3點，我從西花廳出發，途經兩道崗哨，安全地到了鄧林家。張叔叔事先和兩個崗哨聯系好，要求我每到一道崗，報告自己的名字，要去什麼地方，才放我過去。伯母完全是按照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出行標准來要求我們的，讓我遵守紀律，不要以為自己是周恩來的親屬就可以在中南海裡各處亂跑。張叔叔還囑咐我：在鄧家不要玩得時間太長。
在西花廳的日子裡，伯母這種嚴格的要求陪伴著我，影響著我。盡管有時也難免感覺委屈，但想到伯母是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的，也就釋懷了。今天，當我們也步入老年，回頭想想，伯母的嚴格要求很有道理，很正確，她給了我良好的教育，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堅實、正直，無愧於心。
鄧穎超很少提到自己的親屬。她沒有孩子，隻有一個在她的遺囑中提到的侄子遠在吉林省工作，她不僅沒給予任何照顧，甚至還提出了一些“不近人情”的要求。在故事分享會上，鄧穎超的侄孫鄧友平講述了“姑奶奶”給鄧家留下的家風：
1992年7月11日，我們一家人像往常一樣收看《新聞聯播》，當聽到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全家都驚呆了。當聽到遺囑中提到我的父親，坐在輪椅上已不能說話的父親瞬間淚流滿面。我們兄弟姐妹商量要立刻去北京，可當時火車票、機票都很緊張，不得已我們聯系了省委辦公廳。省委的同志聽了我們的情況也異常驚訝，因為從未聽說鄧穎超在吉林有親戚！為慎重起見，省裡給趙煒阿姨打了電話，得到証實后，省委迅速安排我們兄妹來北京參加悼念活動。回想起來，父親始終是遵照姑奶的教誨，一直保守這門親戚的秘密。當父親向我們兄弟姐妹正式提及此事時，嚴肅地對我們說，你們姑奶一再囑咐我不要炫耀這門親戚關系，更不要以此謀得任何私利，我們全家人都要按照她老人家的要求去做，本分做人，老實干事。有時我們也想，有這樣的關系是一種榮耀呀！我們多有面子！當哥哥、姐姐們面臨當兵、工作等重大事項時，也曾動過請姑奶幫忙的念頭，可父親非常嚴厲地制止說，姑奶不但不會幫助解決問題，還會批評我們，我們絕不能給她老人家添亂、抹黑。后來我們常聽趙煒阿姨講起，每次父親去看望姑奶時，她老人家都非常關心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進步，要給我們帶水果和小食品，父親每次都是推脫不要，有幾次推脫不過，才給我們帶回來。我們知道是姑奶送的禮物，特別高興，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甜蜜感覺！
我大學畢業后經常去北京辦事，曾向父親提起去看望姑奶，可父親總是說她老人家工作很忙，不便打擾，而且也怕耽誤我的工作。1988年，我借調到教育部工作一年，再次提到去看望姑奶，這次父親沒有理由拒絕，與趙阿姨取得了聯系。記得趙阿姨給我打電話，關切地問我身體可好，有沒有感冒，我說沒有。趙阿姨說，姑奶想見你，只是最近老人家身體較弱，怕傳染感冒，你沒有感冒就好，等我電話吧。第二天趙阿姨就打來電話，說姑奶可以見你了。當時，我的心情無比激動，腦子一片空白，以至於都記不得是怎樣來到中南海的。趙阿姨領我到西花廳后，工作人員拉開窗帘，我聽到姑奶“來了”的聲音，看來她老人家一直在等我。我連忙上前給姑奶鞠躬，她親切地拉住我的手，看到我汗流滿面，關切地問是不是很熱呀？其實，我是緊張激動得流汗。當我握著姑奶溫暖的手，看著她老人家慈祥的目光，我的心一下子平靜下來！姑奶拉著我的手坐下來，遞給我蒲扇讓我扇，還讓我趕緊吃塊兒西瓜。我和姑奶嘮起家常，她特別問到家裡在“文革”中是否受到牽連，我說，沒有，我們一直都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導，沒有炫耀，也沒有給單位和政府添任何麻煩，幾乎沒人知道這門親戚關系。姑奶聽了連連說：“這就好，這就好，”當聽說我被上派教育部學習鍛煉時，又說“這很好，要多學習，勤鍛煉。。姑奶叮囑趙阿姨給我找一些周總理的書和紀念畫冊等。臨別時，趙阿姨叫來高振普叔叔給我和姑奶拍下了珍貴的照片。每當我翻看這些照片，眼前就浮現起姑奶慈祥的笑容，耳邊就響起姑奶的諄諄教誨！
姑奶去世后，《吉林日報》的記者到家裡採訪我們，並以《家風》為題做了一個報道，《人民日報》進行了刊登。今天，我們可以無愧無悔地向姑奶她老人家報告，家風依舊在，教誨永流傳，家風就是姑奶的言傳身教，就是父親的本分做人，就是吾輩的老實做事。
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大姐對生死問題看得很淡，她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觀。一個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誰也避免不了，誰也逃不掉。把生死問題看透了，用樂觀主義態度對待就會把個人的后事看得很淡。所以，活著時為人民服務，臨死時也得為人民著想。
鄧穎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故事分享會上，鄧穎超原警衛秘書、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高振普講述了“撒放周恩來骨灰”的故事：
周總理逝世后，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會后，我們從鄧大姐手裡接過總理的骨灰，警衛局的車在前面帶路，鄧穎超同志親自護送，去北京通州機場。大約晚上8點整，到達通州機場。我們下車以后，登上飛機，轉過臉來，看到鄧大姐站在寒風裡招手，向總理做最后的告別。
我們登上飛機，在中央決定、並經鄧穎超同意的撒放地點把總理的骨灰撒到北京上空、密雲水庫、天津海河、黃河入海口。大約夜裡12點左右，我們回到通州機場。考慮到此時鄧大姐應該已經休息了，我和張樹迎直接回到305醫院。在空空蕩蕩的醫院裡，我們無法入睡，商量著第二天怎麼去向鄧大姐報告撒骨灰的過程。
第二天早上，為了不干擾老人家休息，我們按照鄧大姐的生活習慣，9點鐘到達西花廳。鄧大姐已經知道我們來了，打開客廳門，站在客廳門口迎接我們。老人家兩手高高舉起，我們倆趕緊跑過去，她把我們倆緊緊地摟在懷中，三個人抱在一起，抑制不住內心的痛苦。大姐不斷地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兩個！你們保衛恩來到最后！”我們兩個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鄧大姐把我們引到她的辦公室，坐下來后，張樹迎想把昨天撒周總理骨灰的情況報告一下。大姐說：“你們不用講了，我全清楚。我是等到空軍向我報告，說你們已經安全著陸后，才吃了安眠藥，勉強入睡的。告訴你們，當我看到你們登上飛機，關上艙門，去撒總理骨灰的時候，我想的已經不是恩來怎麼了。恩來沒有了，變成骨灰了，我更擔心的是你們的安全和機組同志的安全。”我和張樹迎同志聽了這話，抑制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總理沒有了，鄧大姐在這種最痛苦的時候，想的不是總理，也不是她自己，而是想著我們的安全，能這樣做的人有幾個啊？我們根本沒想到會是這樣。所以我倆確實抑制不住內心的痛苦，幾乎哭出聲來。最后，還是鄧大姐勸住我們。老人家非常堅強，一滴淚都沒掉。她說：“現在，恩來的喪事已經結束，你們看我的黑紗摘掉了吧？你們兩個也把黑紗摘掉。這件事從咱們家裡人帶個頭，都摘掉。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開始我們新的工作和生活。”
這就是鄧穎超，一個堅強樂觀的人，在這刻骨銘心的悲愴時刻，她心中惦記的是別人的安危冷暖，想得是要鼓勵大家把悲痛化為工作的動力。鄧大姐一生都在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在對待自己身后事問題上也是這樣。曾在鄧穎超身邊工作27年的趙煒（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對此深有感觸，她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講述了鄧大姐立遺囑的故事：
1978年7月1日，我上班后到她的辦公室，鄧大姐讓我為她准備紙和筆，說要寫點東西。她要寫什麼？事先一點也沒聽她說過，我心中有點納悶。鄧大姐看到我疑惑的表情，說：等會兒我寫出來你就知道了，今天是黨的生日，我要給黨中央寫一封信，安排自己的后事。我說：“太早了！忙著寫它干嘛？”她再沒說什麼。她這次寫下五點：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后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遺體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后，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
3．不搞遺體告別。
4．不開追悼會。
5．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1982 年6 月17 日，鄧大姐又把這份遺囑拿出來認真地、仔細地看了看，重抄一遍，根據當時的情況又補充兩點。
1982年11月5日，鄧大姐又寫第二份遺囑，寫給處理她遺物的六位同志，如關於工資、文件、照片、圖書、衣服等具體的安排。
她寫完后，就好像了卻了一樁心事。之后，她總時不時地囑咐我：“我死后，把我給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讓大家知道我己不在了就可以啦。”
她的生死觀很明確，再三對我說：“生時什麼也沒有，死了兩眼一閉，心臟停止跳動，什麼也不知道了，什麼也帶不走。”“一個人死后大辦喪事是勞民傷財的事，我反對在家搞吊唁，搞這些是給組織找事，給你們添麻煩。”說到這兒，她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趙煒你做點好事，我死后千萬別搞吊唁。”
鄧大姐去世后，我反映了她生前反復提到的喪事從簡的要求，一切是由組織安排的。
當年，鄧穎超的遺囑在報紙上全文公布后，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當中，引起了巨大反響。海外的一些報紙也予以報道，稱贊鄧大姐“留下來的是一份無所求、充滿愛國情懷的遺囑，留給后人的是無價的精神魂寶”。
詩人臧克家發表《遺言動人心》的短文：“讀了她給黨中央的信，那七條遺言，比千言萬語更感人。字句雖少，但她的人格、品德，可從此中尋了。這是最動人、最朴素、最概要、最傳神的自我寫照。它，是一座豐碑，鼓舞人向高處攀登﹔它，是一面鏡子，讓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同志照照自己﹔它，是一副去污劑，使塵垢消而清白出﹔它，是一則萬金難買可以傳之后代的箴言。”
作家魏巍在《悼鄧大姐》一文中說：“她的臨終遺言，尤其感人肺腑。這無疑是對全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殷殷忠告，誰能無動於衷？”
是的，讀了鄧大姐的遺囑，誰能無動於衷？從這份反復推敲，幾次重抄的遺囑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老共產黨員的博大情懷。
“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是對鄧大姐一生的真實寫照。她沒有個人財產，在她最后病逝的時候，堅持穿的是破得不能再補的舊西服，用的是總理用過的骨灰盒。她以共產黨員的坦蕩胸懷，向中央提出了身后事的要求，不留骨灰，房舍交公，不給親屬任何特殊的照顧，給她摯愛的事業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
在鄧穎超音樂故事分享會上，李光曦、蔣大為、韓芝萍等藝術家現場演唱了《祝酒歌》、《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駝鈴》等鄧穎超生前喜愛的歌曲，向鄧大姐表示無盡的思念和深深的祝福。
會終人散，但鄧大姐的精神永不滅，鄧穎超永遠活在人民心中。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鄧穎超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更要學習她襟懷坦蕩、光明磊落、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優良作風，學習她謙虛謹慎、平易近人、聯系群眾、待人誠懇的公仆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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