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大公子
鄧之誠是文史名家，曾在北大、北師大、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以及燕京大學各校教授歷史學。其門下集合了眾多優秀的學子，可謂“弟子三千”，其中成就斐然者有王重民、朱士嘉、譚其驤、王鐘翰等，還有山西學子趙宗復。
1949年8月19日，趙宗復來到北平，拜訪了鄧之誠，並向他講述了自己的經歷。鄧之誠在日記中寫道：杜洽、趙宗復來，午飯后去。趙去年與張少蒼同為梁化治（之） 所留。今年二月被釋，三月又被嚴禁。太原亂時，乘亂逃出，張則為梁處死矣。幸無暇及趙，險哉！這一段日記講述了趙宗復經歷的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趙宗復，山西五台人，是民國時期山西省主席趙戴文的兒子。
趙戴文，字次隴，早年留學日本，與閻錫山為同鄉，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領導人之一。趙戴文歷任山西省督軍公署參謀長，察哈爾省主席，國民政府委員、內政部長、監察院長，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職，與閻錫山私交甚篤。不過，趙在政治上篤信三民主義，思想上信奉儒家學說及佛教，主持山西的洗心社講壇。趙是抗戰時期山西實行守土抗戰以及成立犧盟會的倡導者之一。
五台趙氏為山西名門，民國時期的山西軍政要人，多為其門生。趙宗復出身名門，儼然是“官二代”的材料。他早年在太原進山中學讀書，后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后轉入歷史系），受教於鄧之誠等人。其間，趙宗復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於1932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旋又加入共青團，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燕京大學支部委員、書記等。
潛伏者
1932年，蘇聯紅軍總參謀部在中國境內的一個純軍事性質的情報機構（對外稱第三國際東方部），正急需一些和國民黨政府上層有關系的人到該組織工作。此時，趙戴文為國民政府委員、太原綏靖公署總參議。於是，中共北平社聯書記宋劭文（山西人）、北平社聯執行委員李正文（山東人，曾在蘇聯受訓） 便將趙宗復推薦給第三國際東方部的柳憶遙，引薦他參與秘密情報工作。此后，趙宗復利用其父的關系，搞到了不少國民黨親日派和日軍勾結的情報。此外，趙還介紹另一位有上層關系的共產黨員趙中樞到第三國際東方部工作。趙中樞，即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趙丕廉的兒子。趙丕廉也是山西五台人，且與趙戴文的經歷相仿，曾是留日的同盟會成員。他曾任山西國民師范學校校長、山西駐外代表、國民政府內政部次長、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等職。趙宗復和趙中樞這兩個潛伏者，利用他們特殊的身份搜集情報，圓滿完成了任務。
1933年初，趙宗復、趙中樞從綏遠省政府那裡搞到了一份從內蒙古到新疆路線、地形、地貌的考察報告，這為蘇聯紅軍在日軍侵犯蒙疆時進入內蒙古行軍作戰提供了重要參考。1937年5月，他們從北平、天津和日本獲得了日軍在華北的兵力部署情況和日本海軍艦隊組成情況及日軍的運輸能力等重要情報，隨即經第三國際東方部轉送到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
1937年，趙宗復畢業后便以特殊身份從事黨的秘密活動。抗戰爆發后，他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偕同趙中樞一起回到山西，在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動總會”） 工作。這是一個由國共兩黨以及當時山西、綏遠、察哈爾三省政府和各抗日團體組成的統一戰線組織，直轄於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行營，主任為國民黨左派將領續范亭。中共代表為鄧小平、彭雪楓、程子華、南漢宸，閻錫山代表為梁化之、王尊元、蔣右丞。趙宗復初任宣傳部代部長，后在第二戰區政治部工作。
1938年初，行將被日軍佔領的山西被分割成無數塊互不銜接的區域，致使第二戰區政治部和山西新軍各部、犧盟總會與各區分會、二戰區總部與各軍、省政府與各專員公署之間都失去了聯系，在統一步驟、協調作戰等方面產生諸多不便。在趙宗復的建議下，在第二戰區政治部增設了一個“政治交通課” （后改為“政治交通局”），由戰區政治部、犧盟總會具體負責組建，由趙宗復、趙中樞分別擔任正、副局長。該局的主要任務是溝通戰區政治部、省政府、犧盟總會和下屬機構的聯系，傳送上下級之間的公文、信函，搜集日偽軍情報等。
后來，山西的中共組織與閻錫山勢力關系有破裂之勢，趙宗復、趙中樞控制的這一機構也為閻錫山舊軍勢力所敵視。閻系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十九軍軍長王靖國以其“通叛”為由，於1939年12月命其下屬將駐扎在隰縣馮家村的“政治交通局”200余人包圍在一個大院內，並抓走了隱蔽在這裡工作的共產黨員陰紉齋等7人。趙宗復挺身而出，堵在大門口，大聲說：“我們是奉閻司令長官和趙主席（趙戴文） 的指示，在這裡駐扎的。誰膽敢再闖進院內鬧事，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們負責。”隨即，他急電父親趙戴文，解了這次圍。
趙宗復立即將此事向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作了匯報。王指示趙派人繼續與第三國際東方部聯系，並決定將沒有暴露身份的趙宗復、趙中樞、陰紉齋、梁維書等人繼續留在第二戰區搞情報工作，由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具體通過王世英聯系。對於已經暴露身份的30名青年干部，則分成兩批，送到延安抗大學習。
不過，閻錫山隨后派親信接管了“政治交通局”，並給予趙宗復撤職查辦的處分。但礙於趙戴文的情面，僅以“年輕人做事荒唐”為由，撤其職而未查辦。
后來，趙宗復任進山中學校務主任和校長，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向黨組織傳送山西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1940年后，閻錫山的防共、反共措施更加嚴密，為了獲取重要的情報，勢必要參加閻錫山的各種反動組織。當時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指示趙宗復打入閻錫山的要害部門，並且要求“打入得越深越好”。於是，趙宗復於1940年5月加入國民黨，並赴重慶“中央訓練團”參加培訓。返回山西后，順勢又打入了閻的核心組織同志會之中。不久，他又獲得了一個山西省政府參事的頭銜。
趙宗復積極配合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中共晉西特別組組長，公開身份則是山西省政府委員、民族革命同志會候補高干等），一起對閻錫山等施加影響，反對與日進行“和談”，並及時將其動向向延安匯報。此外，趙宗復利用其特殊身份，保護了杜任之和劇宣二隊中的中共地下黨員。
幸存者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搜集更多的情報，趙宗復重新調整了地下人員的斗爭崗位。他首先通過姐夫徐士珙將趙中樞安排到晉興機械工業公司任經理（徐任總經理），由此掌握了更多的有關閻錫山部隊軍火生產的情報。他通過綏靖公署秘書長吳紹之的幫助，將地下黨員陰紉齋調入，擔任外事處長，由此接觸到許多美國軍官、新聞記者，獲取了情報，為中共代表與美、蔣、閻三方代表進行斗爭提供了重要信息。
到了1946年夏，在進山中學，趙宗復的周圍已經有王紀堂、韓建民、劉鑫、喬亞、衛興華（后為著名經濟學家）、梁九菊等一批骨干。這年春天，太行軍區情報處的王天慶潛入太原，並通過其弟王麟慶與楊盛欽、梁九菊、喬亞、衛興華取得了聯系，通過他們，又和趙宗復接上了關系。翌年春，正式建立了太行軍區情報處太原總站（對外稱太行軍區第八兵站，代號909）。
1946年2月，同志會改選“高干”，趙宗復被選為“候補高干”，於是他把握時機升任山西省政府新聞處處長兼《工商日報》總編輯，此后又任教育廳廳長。他利用職務的便利搜集各種情報，然后通過中共太原工委和909情報站送到城外。趙宗復還用化名在《工商日報》《復興日報》上發表文章，揭露當局的腐敗和殘暴。
抗戰勝利后，閻錫山在太原建成了強固的城防，城牆最嚴密的地段從城根到城頭就有7層火力網。如果解放軍強攻，勢必會有重大的傷亡，於是地下黨組織極力要獲取城防工事圖，向前線部隊提供准確的情報，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傷亡。
1948年8月下旬，在趙宗復的策劃下，喬亞、劉鑫、韓建民等將搜集到的太原北郊機場和太原城防部署的重要情報派曹瑞亭送往解放區（把繪制的城防圖暗藏在自行車內胎和大梁的管子裡送出城）。在運送途中，曹瑞亭被捕叛變。8月31日和9月1日，趙宗復、劉鑫、韓建民、楊有多、衛吉祥等相繼被捕，喬亞犧牲。劉鑫等因未找到確鑿証據被釋放出獄。趙宗復由於特殊身份，先后被拘押在山西省警務處頭子楊貞吉和太原綏靖公署特種警憲指揮處頭子梁化之的家中，后又在梁化之嚴密監視下赴教育廳履職。劉鑫等獲釋后，巧妙地與趙宗復取得了聯系。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獲取了太原后期詳盡的城防設施情報，並派人分三次送到了解放區。
中共中央曾打算以北平為例，爭取太原的和平解放。由於閻錫山頑固不化，解放軍被迫實施強攻。其間，擬由太原前線的胡耀邦入城，與起義敵軍接洽，中途因其他情況易人，另派入城的代表晉夫被捕犧牲。1949年2月底，中共地下黨准備組織敵軍一個連起義，以掩護趙宗復、梁維書、劉鑫等9人到解放區，而這一計劃不幸被敵軍師長李子法發現，李子法遂向閻錫山告密。3月6日，上述人員一同被捕。10日，劉鑫等8人就義。
其時，趙宗復被關押在閻公館的后北廳，有6名衛士看守，其中楊遠有、白建恩二人是舅甥關系。他們在看守趙宗復期間，受其影響和教育。趙宗復通過楊遠有給太原綏靖公署秘書長吳紹之發出一封信，請他予以搭救。趙戴文在去世前，曾向閻錫山親口囑托：“宗復年輕，做事不穩當，希望好好教育他。”當時，閻錫山表示：“你的兒子和我的兒子一樣，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因此對於趙宗復的處理，閻錫山頗為糾結，為此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處置。眾人皆緘口不語，隻有警憲指揮處代處長徐端主張將趙予以處決。就在閻錫山遲疑時，吳紹之提醒閻錫山說：“請會長回憶副會長臨終托言。”閻錫山於是說：“將宗復交我處理吧。”他終究沒有下達任何處置的命令。后來太原戰況緊急，閻錫山飛赴南京，留守的梁化之一度准備處決趙宗復，而閻錫山的堂妹閻慧卿交代說：“老漢（指閻錫山） 在的時候都沒有處理，你為啥要處理他？老先生（指趙戴文） 就這麼個苗苗（據說趙是獨子，不確），還能這麼做？老先生怎樣對待你來？”結果，此事便被擱置下來。
3月29日，閻錫山以受李宗仁之邀為名，突然飛往南京協商“和談”事宜，留下堂妹閻慧卿，以穩定人心。當時，閻慧卿從看守趙宗復的衛士中抽走4人以護衛自己，留下楊遠有、白建恩二人負責看守趙宗復。楊遠有為趙宗復准備了一套軍裝和一套便衣，讓他乘亂化裝潛逃，但趙宗復說：“根本跑不出去，再說這樣做恐怕還要連累你們。隻希望我死后，將我的情況告訴我的同鄉趙中樞就行了。”
4月20日，梁化之下達“與城共存亡”的命令。當時省政府各廳的廳長和處長都被集合到省政府二號樓，並且每人發了一瓶毒藥准備在解放軍破城時集體“成仁”。21日，楊遠有、白建恩將趙宗復轉移到專為閻錫山修建的一個地下室裡，還預先在裡面准備了食物和槍械，以防特務強行進入殺害他。24日凌晨，果然有人來謀害趙宗復，但因此時省府大院炮彈遍地開花，終未能進入地下室。是日10時許，解放軍攻克太原，隨即攻入省府大院，梁化之等人自殺，趙宗復幸免於難。
多年之后，趙宗復的妻子趙熙赫回憶說：“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了，宗復就從綏靖公署地下室出來，解放軍就打得很近，進來了，叫繳槍不殺。后來宗復說，我先出去。”
時任太原市公安局預審員的張瑛后來回憶說：當時“我們到處尋找（趙宗復），找不見，問了好多閻錫山的敵偽人員，他們都不知道。最后在東花園，一個打掃院子的工人告訴說，趙宗復被俘虜了。我們向各俘虜營打電話查詢，俘虜營最后告知說在榆次的一個小村裡。我們坐著接管的小汽車去接趙宗復，接上趙宗復以后，回到榆次，這個破車壞了。當時覺得天也晚了，決定在榆次住一個晚上，第二天回家。晚上，趙宗復說，好長時間沒有洗澡，他想洗洗澡。我請示了領導，說可以。於是我帶上他到澡堂洗澡，洗澡的時候，趙宗復在那兒大哭一場，他哭我也哭，想念犧牲的同志，非常傷心”。
死難者
新中國成立后，趙宗復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山西省文教廳長，山西大學黨組書記和副校長，太原工學院院長和黨委副書記，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及山西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趙宗復雖出身名門，身居高位，卻保持著極為朴素的生活作風，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老舊的房子，穿的是舊衣舊衫。在太原工學院院長任上，學校派給他用的小汽車，他幾乎從來都不坐，都是騎著自行車上班。他把小車用於接送教授或是為生病的職工家屬服務。
就是這樣一位好人，也沒有躲過“文革”這場內亂。
1966年6月21日，趙宗復的尸體在太原工學院土木系的三樓被發現。他是自殺，抑或被害，沒有人知道了。據筆者推測，可能是因為上述的那段歷史，當時趙宗復不堪忍受那些對其人格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誣陷，才絕望地走上人生的盡頭。這年，他才51歲。
1978年5月，趙宗復的遺孀赴北京面見薄一波、程子華、康永和等，反映了趙宗復的情況。最終在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的干預下，中共山西省委為趙宗復平反昭雪。安葬追悼大會於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雙塔寺烈士陵園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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