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傳彬
20世紀30年代末，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全面展開，作為社會知名人士，郁達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報》的邀請赴南洋。對此一直以來有不少猜測。認為郁達夫到南洋帶有官方使命，去作海外宣傳抗日者佔主流。也有人認為是因為私人關系，他願意在陌生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有的甚至認為郁達夫到南洋，是一種自我放逐。根據最新資料表明，郁達夫到南洋，主觀上是為了擺脫戴笠的迫害，客觀上是為了進行中國抗戰的宣傳，並為此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初，郁達夫和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淪陷前夕，乘一隻摩托舢板（船）撤離新加坡，分散到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巴雅公務鎮，在當地華僑的幫助下，開辦了趙豫記酒廠，郁達夫任老板，化名趙廉。由於郁達夫精通日語，又會講華語和印尼語，因此在日軍侵佔蘇門答臘島急需翻譯時，郁達夫曾被迫擔任日軍翻譯，在此期間，郁達夫目睹了日本佔領軍濫殺無辜的滔天罪行。在日軍向中、美、英、蘇四國正式宣布投降前，因為漢奸告密得知郁達夫並非是原旅居日本的僑商、酒廠老板趙廉，而是中國鼎鼎有名的作家郁達夫。雖然當時郁達夫已設法買通一位日本軍醫，出具一張患有肺病的証明而辭去翻譯一職，但由於郁達夫暴露身份后，在1944年夏拒絕了日本憲兵部聲稱為了“安全”要送他到東京或上海的如意算盤，日軍在宣布投降后，害怕郁達夫用他那作家的筆鋒向國際法庭控訴日軍在印尼濫殺無辜、殘暴作惡的罪行，並為審訊日本戰犯做出有力的佐証，因此在倉皇潰退之際，用極其卑劣殘忍的手段，把郁達夫秘密綁架並殺害。
在綁架郁達夫的那天晚上8時左右，像往常一樣，郁達夫吃過晚飯后坐在客廳裡與幾位客人聊天。忽然有一個印尼青年來家裡把郁達夫叫出去，郁達夫走前說有點事出去一下就回來，當時還穿著睡衣、木屐。誰知一去便從此“失蹤”了。當時正值郁達夫夫人懷胎十月，當晚由於郁達夫遲遲不歸，夫人既擔憂又焦灼，至午夜時分肚子就開始陣痛，第二天凌晨郁達夫女兒郁美蘭就降生了，隻差幾個小時沒能與父親見面。
在抗日戰爭中，包括郁達夫，郁家一共失去三位親人，都是在日軍、日偽漢奸暗殺或暴虐下終結生命的。
郁達夫的祖母，在浙江富陽老家失守時，因抗拒為日本侵略軍燒飯服務，出逃躲在祖屋后的山洞裡，竟活活餓死。
郁達夫的哥哥郁華（字曼陀）是法官，為人正直、清廉，具有強烈愛國熱忱、民族氣節。1933年，他營救過廖承志先生，何香凝老人曾繪制一幅“春蘭秋菊”圖送給他。“八一三”事變后，郁華任職的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當時保留在租界中唯一的中國法權機關，敵偽對郁華軟硬兼施，如在家門口插一匕首、信封裡裝一顆子彈寄給他等等。威逼利誘都被他義正詞嚴地回絕：“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民族氣節不能喪失。”他仍堅守崗位，從事愛國活動。1933年11月23日上午，在上班去時所乘的黃包車上，被日偽漢奸開槍暗殺，壯烈以身殉國。
郁達夫的一生，尤其是在新加坡、印尼的最后時期的言論行動，都體現了他始終一貫的鮮明主線———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夏衍先生在《憶達夫》一文中曾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時，陳嘉庚曾對他說：“達夫先生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捕的僑領。”同年5月，一位印尼共產黨員也曾對夏老說：“這位趙老板真了不起，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就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張楚現先生在1985年北京紀念郁達夫殉難4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也提到了幾件事：郁達夫當日本翻譯期間，利用日本憲兵不懂印尼話、華語，印尼人、華人不懂日本話，居間折沖，做了許許多多好事。有一次蘇門答臘島首府棉蘭的日本長官派了一個漢奸特務和兩名曾見過陳嘉庚的籌服會委員（被迫的）到巴雅公務，來勢洶洶要搜捕僑領陳嘉庚，郁達夫用日語對憲兵隊長說：“陳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國了，這幫家伙故意找麻煩向你們討人。”使得憲兵隊長大怒，大罵他們。那幾個人莫明其妙，隻好抱頭鼠竄而去。郁達夫也跟著用中國話斥責他們：“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樣子!”
據叛徒告密，日本憲兵到近郊某印尼共產黨機關抓人，從一個“農民”模樣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產黨員名單，郁達夫看了看，機智地說：“可惡!放高利貸害老百姓，這是他討賬的賬單。”憲兵打了那人一記耳光，把名單撕碎揚長走了。那“農民”以驚詫、感激的目光送走了這個不知名的恩人。
當郁達夫在印尼實際上已被日軍監視時，他明白自己“身在虎穴”，隨時可能喪生，所以在遺囑上寫道：“天有不測風雲，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郁達夫叫當時仍在印尼逃難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張楚垠、王任叔、邵宗漢、高雲攬等人趕快離開印尼。大家勸他一道走時，他明確表示：“我已被監視，逃不了了，索性不動聲色，看時機再說，但是你們必須快走!”郁達夫這種臨危不懼、舍己救人的自我犧牲精神，使大家頗為感動，正如郭沫若先生稱譽郁達夫的那樣：“不惜自我卑賤，以身喂虎!”郁達夫曾這樣給文人下定義：“能說‘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話而實際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作為趙豫記酒廠的老板，平時家中自然備有各種各樣的酒。郁達夫非常善於廣文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當地的華僑、華人和印尼人外，甚至還有日本憲兵。但是每當有日本兵到家裡來要酒喝時，郁達夫總是叫何麗有拿出專門為日本人准備的酒，並一再對他們勸酒喝，直至他們喝到九分醉意才罷休，而郁達夫本人卻不怎麼喝。等到日本憲兵離去，郁達夫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憤恨地說：“讓這種高度酒慢慢毒死這些壞東西!”何麗有無比感動和自豪，覺得郁達夫這個文弱的“讀書匠”還是很有血氣的，非常了不起，但何麗有無法深入理解的是，作為一個作家，在印尼流亡期間，不再能工作和寫作，失去了戰斗的武器，處於日寇統治下的僑區，隻能赤手空拳與全副武裝的敵人面對面地周旋。以他那樣一個早已成型的慣於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卻必須偽裝成商人﹔面對著多年來痛恨得咬牙切齒口誅筆伐的敵人日本侵略軍，卻要虛與委蛇﹔已經身為酒廠老板，又是長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無酒的郁達夫，為了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竟斷然戒絕飲酒﹔為了保護革命戰友和愛國僑胞，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風，忍受著屈辱，甚至豁出生命，用機智和決斷渡過一次一次難關。
郁達夫悲壯的一生閃耀著愛國主義的光輝，就像永遠不會泯滅的星星一樣。胡愈之曾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