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四十自述》節譯本：MY MOTHER'S BETROTHAL，1946年美國耶魯大學初版。
王岷源、張祥保結婚照，左一為証婚人胡適。
1946年2月，美國耶魯大學東方學系將胡適《四十自述》中的“我的母親的訂婚”一章單獨抽出，冠以“MY MOTHER'S BETROTHAL”之名，印制了一冊附有英文注釋的教材。之所以要印制這樣一冊“特別”教材，是專供校內學生學習中文之用的，並不公開發售。選編者Mary Rouse的初衷，是認為胡適的語言符合現代中文的特點——簡練、清楚、明白，且特別適宜於外國人學習，所以特別從其自傳中抽取出一章，加以英文注釋，對照著中文原文，便於學生學習與理解。“我的母親的訂婚”這一章，被認為既能體現胡適語言特點，讀者又能從中初步了解一些中國風俗。或許還可能因為胡適在抗戰期間曾任駐美大使，美國民眾對他也比較熟悉的緣故，因之被選用。
作為抗戰勝利后《四十自述》的首部英文注釋本，MY MOTHER'S BETROTHAL無疑也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雖然耶魯大學的編譯者，更看重從語法結構、中國文史等方面去研究和學習胡適的文筆，但這無疑再一次增加了胡適在美國民眾心目中的好感。這位“中國現代文藝復興之父”的生平與抱負，也因之得以再一次在非華語世界展現。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書前序言中，選編者Mary Rouse提到，全書的英文注釋均為中國助教王岷源所撰寫，Kennedy教授也曾審閱過此書，對此也曾有過建議與指導。這裡提到的Kennedy教授，即喬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他是蜚聲海內外的漢語教育先行者與中文教學實驗的開創者之一。他主持的“基本中文”教科書，以中國的成人掃盲課本為基礎開展教學試驗，然后編成供外國人學習的課本加以推廣。早在上世紀30年代，他還從中國購置了中文鉛字，在耶魯大學東方學系開辦了當時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這一機構在二戰中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文化傳播效力。
1947年11月21日，張元濟因其侄孫女張祥保的婚事，致函胡適，詳詢未來的侄孫女婿王岷源的家事背景及其人品。此時的王岷源，已為胡適邀請歸國任教於北京大學。胡適於11月30日回信作答，這封信的內容，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他所了解的王岷源，可以算作王氏比較全面的一份學術履歷。現將信文照錄如下：
菊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大札收到了，謝謝先生的挂念。今夏報告關於祥保女士的消息，漸得証實，我也很感覺高興。
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語文學系的副教授，現兼任訓練印度政府派來北大的十一個學生的華語學習事。近年我在哈佛大學往來，見他寄住在趙元任先生的家中，見他溫文勤苦，故去年邀他來北大任教。
他的家世，約如下：
父名子相，曾在重慶創立錢庄。
伯父名仲鼎，現在重慶建設銀行。
無同母弟妹。有繼母所出姊三人。父母及繼母均已亡故。本人並未結過婚。
他的學歷如下：
1930年，十九歲，考進清華，1934年畢業﹔1934—1935年，在清華研究院。1935年曾回四川，在中學教過書，不滿一年。1936年，考取清華官費留學，依當時規定，留校受訓練一年，因戰事發生，延至1938年始赴美國，入Yale大學，1942年得M.A.學位。1942—1946年，他在Harvard大學及Yale大學擔任助理教學的工作，側重用新方法教授中國語言，在Yale教授Dr.George Kennedy指導之下，甚有成績。
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寫漢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溫文。我在美國觀察此君，很喜歡他的為人敦厚。
以上所記，或足供先生的參考。將來如有適可以效勞之處，決不敢辭。
適大約十二月十一日南飛，在京赴中基會畢，當仍來滬小住，那時必來看先生。
敬祝
先生起居勝常
胡適敬上 卅六，十一，卅夜
胡適的這封信，不但把時人並不熟悉的這位“海歸”學者勾勒出了清晰輪廓，他對王岷源其人其學的認可與贊賞，也讓張元濟對侄孫女的婚事總算放了心。次年，王岷源與張祥保完婚，胡適還做了証婚人。據王岷源之子王汝燁憶述稱，“他們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結婚。婚禮在王府井的歐美同學會舉行，男女証婚人分別是胡適和毛彥文。因為父親是四川人，胡適送給他們的結婚禮物就是一本巴國地方志。”而就在當年的12月，胡適乘專機飛離北平，此后再也沒有踏足中國大陸。胡適與王岷源的短暫交往，也就此畫上句號。
就目前所能看到的相關文獻來考察，胡適本人可能並不知道其《四十自述》經王岷源英文注釋曾被耶魯大學用作漢語教材。胡適在日記、書信、信稿以及晚年口述史中，始終沒有提及過這本書。可想而知，他在致張元濟的信中所表達的他對王岷源的那種由衷贊賞，完全是出於學術與教學層面上的考量而來。事實上，王氏曾師從吳宓，與季羨林是同學，在求學生涯中，就一直是踏實勤奮的優秀學生。而在教學生涯中，在海外，他與趙元任一道，同是漢語教學園地的拓荒者之一，二人曾於1942年同在哈佛燕京學社編纂字典。且寓居美國期間，二人也多有研討交流。應胡適之邀歸國后，王氏又成為國內英語教學領域屈指可數的資深專家。后輩讀者所熟悉的商務印書館《簡明英漢辭典》，以及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大學英語》泛讀教材等，均經其審校修訂。
翻開眼前這一冊近70年前的耶魯漢語教材，前半冊是王岷源的英文注釋，后半冊是胡適自傳的中文原文﹔前半冊符合英文編排方式，從左至右橫向通讀，后半冊則符合中文編排方式，從右至左豎列通讀，其編印方式本身就可謂別具匠心。王氏中文原文每頁都分列編號，再以頁數-列數-中文詞匯的方式，對重點詞匯加以注釋。注釋又分音釋與義釋兩部分，音釋採用當時國際通行的威妥瑪式拼音，更以明確的四聲聲調符號加以標注﹔義釋則不但以英文詳解，還兼列同義相近的常用字詞相對照。面對這樣一冊“特別”的漢語教材，當年因抗戰軍興，海外民眾熱習中文、熱議中國的場景，仿佛也因此書而歷歷在目。就同在異國而為抗戰奔走呼告的胡適和為漢語教育孜孜以求的王岷源而言，這樣一冊“特別”教材，也正是二人忘年交誼、亂世友緣的特別存照。
2000年8月，88歲的王岷源溘然長逝。而此時，胡適早已逝世38年之久了。這一冊耶魯漢語教材，及其背后的故事，卻還將流傳下去，並令我們為之尋味再三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