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福建黨史月刊》發表文章《習仲勛和十世班禪的忘年之交》。文中記述了習仲勛與班禪之間的諸多往事。摘編如下。
1984年9月28日，習仲勛（前左一）、烏蘭夫、十世班禪（后左一）等在一起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習仲勛與班禪結下了深厚友情。習仲勛比班禪年長25歲，堪稱忘年之交。
1961年1月，鄧小平在聽取了國家民委副主任楊靜仁的匯報后，指示西藏民主改革后要防“左”、防急，並且確定西藏穩定發展、5年不辦合作社的方針。此后，班禪回西藏主持工作，並到其他藏區視察。1962年5月，他向國務院呈送了一份《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對西藏和其他藏區工作的批評和建議，全文合計7萬多字，被稱為《七萬言書》。報告共分8個部分：關於平叛斗爭﹔關於民主改革﹔關於農牧業生產和群眾生活﹔關於統一戰線﹔關於民主集中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宗教﹔關於民族工作。報告比較系統地、直言不諱地分析藏區工作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失誤及其原因，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也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和建議。
黨中央、國務院對此十分重視，認為班禪的大部分意見和建議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話是過頭的。習仲勛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受周恩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班禪並同他交談。班禪火氣很大，也說了一些激烈的話。習仲勛充分肯定了他敢於向黨直言不諱地提意見的可貴精神，同時勸他不要動氣，不要說氣話。對習仲勛的勸說，班禪消了氣后說：“你講的我接受，你從小看著我長大，從一開始就幫助我，你是代表黨的，作為個人又是朋友。你是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該說的氣話已經說出去了，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說明，我是真心為黨好的。”
在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下，經過李維漢、習仲勛等同班禪反復交換意見，最終形成了旨在西藏工作中糾“左”防急的４個文件，並報經國務院批准。遺憾的是，在1962年秋的八屆十中全會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在全黨開始蔓延，有些人認為《七萬言書》是“農奴主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是一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綱領”。班禪和李維漢等，包括習仲勛在內，都因此被批判。再加上受小說《劉志丹》案的影響，習仲勛也陷入沉冤。從此他和班禪的交往中斷了十幾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習仲勛和班禪的冤案都得以平反。老友重逢再相見，感慨萬千。班禪見到習仲勛時很不安地說：“因為我的《七萬言書》，把你給連累了，真對不起。”習仲勛對他說：“這不是誰連累誰的問題，我們都受到了鍛煉和考驗，增長了見識，黨對你是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