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同志是八七會議選舉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正式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擔任過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他還是共青團第三屆、第四屆中央總書記。任弼時同志是我黨我軍卓越領導人，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
任弼時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胸懷救國救民的理想，是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赴蘇俄學習的先進青年之一。任弼時同志出生於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他立志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是湖南五四運動的參加者，是毛澤東等發起組織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成員，他於1920年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為赴蘇俄學習作准備，並首批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蘇俄，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大學。1922年轉為中共黨員。在東方大學，任弼時同志如飢似渴地學習革命理論，為他后來的革命斗爭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任弼時同志始終戰斗在革命斗爭的最前沿，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建立了不朽功勛。大革命洪流中，任弼時同志領導廣大團員和先進青年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土地革命戰爭中，他與毛澤東等同志一起，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1934年，他率領紅六軍團先遣西征，策應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在湘鄂川黔邊建立了新的根據地。長征途中，他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深入華北敵后，擴大人民武裝，努力開辟抗日根據地。1938年赴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40年回延安后，他成為毛澤東同志的得力助手，大力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解放戰爭中，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轉戰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他出席了七屆二中全會，參與制定了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黨的中心任務從領導人民奪取政權轉向建設新中國等一系列重大決策，為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任弼時同志善於准確把握革命方向，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模范執行者。在大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他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斗爭。他主張開展土地革命，努力糾正黨內盲動主義錯誤，強調要結合實際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抗日戰爭初期，他受黨中央委托，前往共產國際介紹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闡明我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克服王明右傾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及時指出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他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經黨中央批准作為指導文件印發全黨，有力保証了土地改革的健康開展。
任弼時同志在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指導思想的過程中發揮了特殊作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使任弼時同志深刻認識到，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要注意吸收新條件新環境下正確解決了問題所獲得的經驗，來發展豐富馬列主義科學”﹔“創造新原理代替過時的原理。”早在1943年，任弼時同志就提出：“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他參與了黨的七大召開的籌備工作，並受中央委托主持《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這個歷史問題決議極大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統一，為七大在全黨確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
任弼時同志被譽為“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都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的光輝業績已經深深鐫刻在我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豐碑上，功垂千古，彪炳千秋。
偉大的征程前赴后繼，光輝的事業薪火相傳。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繼承和發揚任弼時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埋頭苦干，開拓進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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