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兆雲
林默涵1913年1月生於福建省武平縣，1928年初中畢業后，負笈求學福州、廈門，接受進步思想，開始走上革命道路。在日本東京留學期間，他對哲學發生了濃厚興趣。回國后輾轉於報界，在上海參加“左聯”。1938年到延安，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后和著名哲學家艾思奇一起編輯中共中央新創辦的綜合性理論刊物《中國文化》，在創刊號上編發了毛澤東那篇著名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
1942年5月，林默涵參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對他的一生文藝道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還先后在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處工作，發表了大量文章，對群眾創造的新型人民文藝，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后出現的新的文藝形勢，對藝術家深入工農群眾所展示的新面貌，都給予了熱情的謳歌。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對林默涵的雜文集《獅和龍》給予了高度評價。
當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城樓飄揚時，林默涵受命來到了北京，此后他的工作沒有離開過黨的思想、文藝戰線，並成為黨在思想、文藝戰線上卓越的領導者。
1952年春，時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的林默涵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這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10周年之際，林默涵為《人民日報》撰寫了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斗爭》。此后，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藝理論文章和講話，堅持運用毛澤東文藝思想對黨的文藝政策、文藝規律、文藝創作方法、傳統文化等進行了開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討，在文藝界產生了廣泛影響。1954年，林默涵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動員一代文學巨匠茅盾出任文化部長。茅盾曾婉言推辭，勉強出任后又提出辭呈，但未獲准。1956年9月18日，中國作協以劉白羽、張光年、林默涵、郭小川等人的名義向周恩來、陳毅、陸定一、周揚送交《關於改進當前文藝工作的建議》，其中就建議由茅盾實際主持作協工作，辭去或虛化其在文化部的工作。報告指出：“像茅盾這樣的舉世矚目的作家，到了新社會反因忙於行政而寫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們會受到責難的。”作為茅盾“學生輩”的林默涵，能與人聯名作此建議，可見他肩負的使命。
當時，一些重要的文藝活動也都有林默涵的身影。1957年2月16日上午，林默涵接到胡喬木電話通知，來到毛澤東中南海的居住地，參加中央領導和部分文藝界領導人關於“雙百”方針的座談會。在是年風起雲涌的反右運動中，他負責的文藝處沒有劃右派分子，也沒有打反黨分子，甚至沒有論處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8年“大躍進”后，經濟領域中的“左”傾錯誤也影響到文藝工作中。文化部門的一些領導人頭腦發熱，把工農業生產中的“躍進”做法照搬過來，提出“人人做詩，人人畫畫，人人唱歌”的口號，要求文藝創作“放衛星”，“縣縣出一個梅蘭芳、郭沫若”。林默涵就此評論：寫詩不是每個人想寫就能寫的，人人都能寫詩，這不是違反文藝創作規律嗎？！
1959年5月3日，林默涵聆聽了周恩來《關於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的講話。這個講話對當時文藝界糾正“左”的思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林默涵和所有聽到講話的文藝界人士都受到鼓舞。8月下旬，林默涵任文化部副部長，9月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仍管文藝。在這年12月12日至1960年1月4日召開的全國文化工作會議上，林默涵作了題為《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的長篇發言，系統地論述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多方面的重大發展，將毛澤東文藝思想界定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具有了完整的系統性，高度的科學性和強烈的戰斗性。”
1960年11月14日，林默涵參加了周恩來召集的、有中央文教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文教工作座談會。會后，根據周恩來的講話精神，周揚和林默涵決心重新提出1959年上半年醞釀的起草一個條例、開一個會、向中央寫一個報告的“三一”計劃。周揚提議條例的詳細條目由林默涵考慮。
1961年1月至3月，林默涵分別主持召開了話劇、戲曲、電影、美術、報刊等五個座談會，聽取各方面意見。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即“文藝十條”初稿）。其主要內容是：為工農兵服務可以採取多種多樣的文藝形式﹔文藝單位要發揮藝術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藝術委員會，不要黨支部包辦一切﹔努力提高創作質量，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等等。其中特別強調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注意團結黨外作家、藝術家﹔強調貫徹“雙百”方針，反對簡單粗暴和行政命令﹔強調尊重藝術規律，防止片面追求數量而不注意質量﹔強調文藝界批評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克服簡單化、庸俗化傾向。可以說，這是針對當時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而言的。
6月10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電影故事片創作會，檢查總結幾年來的文藝工作，研究調整文藝的方針政策，並討論“文藝十條”初稿。
會議期間，周恩來到會講話。他開宗明義地指明會議的主題是要解決藝術民主的問題，對“文藝十條”基本肯定。休會時，林默涵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對文藝界另一位領導人陳荒煤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第一次反對“左”傾的會議。會后，周揚、林默涵根據會議提出的意見和周恩來講話的精神，對“文藝十條”作了幾次修改。
8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把“文藝十條”印發各省市征求意見。各地文藝界普遍擁護，認為這個條例可以作為改進文藝工作的依據，有人甚至激動地提出應該把這個條例刻成碑，世世代代傳下去。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它右了。“文藝十條”因此被壓縮為“文藝八條”。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召開后，3月2日至26日，林默涵和文化部黨組書記齊燕銘受周恩來的委托，共同主持了以文化部、中國劇協名義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全國160多名劇作家、導演、理論家和戲劇工作者。這是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一次重要會議。
會上，首先讓大家“出氣”，批評文藝領導工作中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發號施令、粗暴干涉等錯誤，並將這些問題如實地反映給專程赴會的周恩來和陳毅，請他們作報告。周恩來在講話中著重談了如何團結知識分子的問題，提出要信任他們，幫助他們，改善同他們的關系，提出要為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稱為“人民知識分子”，並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專家學者“承認錯誤”，表示“現在利用這個機會，我作總的道歉”。陳毅批評了文藝領導中的簡單粗暴現象，還明確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些講話，對廣大知識分子都是極大的鼓舞。
在林默涵、齊燕銘的主持下，廣州會議貫徹了新僑會議的精神，熱烈討論了促進創作、百花齊放、積極表現人民的新時代和鼓勵題材風格的多樣化問題，在整個文藝界、知識界產生了極大影響，大大調動了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
廣州會議上，許多文藝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文藝條例。回北京后，林默涵根據周揚交代，又對經過修改的“文藝八條”作了小改動，將之送給陳毅。陳毅對此作了首肯，認為這是完全適合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和健康發展需要的，是成熟的文件，可以報送中央書記處。4月30日，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示，文藝條例以中央名義發至全國各地。廣大文藝工作者交口稱贊，譽之為“文藝大法”。
在廣州會議精神激勵和“文藝大法”庇護下，許多文藝家都感到那種油然而生的創作欲望又回來了。各地文藝工作者精神振奮，進一步解放了思想，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全國的文藝創作呈現出一個良好勢頭。對此，林默涵深感高興。
在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上，林默涵不僅是領導者，而且是理論家、實干家。京劇《紅燈記》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的創作，就傾注了周恩來和他的大量心血。他曾著文回憶“文革”前的那幾場文藝風波：“1963年以來，各地都在抓現代戲。當時，總理也抓這個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都很重視。江青搞極端，說什麼隻准演現代戲，不准演古代戲。京劇《紅燈記》劇本是她推薦的。江青看了滬劇劇本以后，向中國京劇院推薦，經過阿甲、翁偶虹等大幅度修改成為京劇劇本。……至於《紅色娘子軍》，同江青毫無關系，是我們定下來，排練好請她來看的。我曾帶京劇團到上海滬劇團學習過。周總理親自抓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編導和排練。那時，三紅（即《東方紅》、《紅色娘子軍》、《紅燈記》)是很有成就的，是文藝工作者辛勤勞動的結果。”
“文革”中，文藝界成了重災區。林默涵也因此歷經磨難。粉碎“四人幫”后，林默涵和文藝界一樣迎來了新的春天。1977年，他從江西豐城回到北京，具體主持新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和注釋工作。他帶領有關專家和編輯骨干，深入研究，艱苦工作，使全集注釋工作於魯迅百年誕辰之際出版，社會影響極大。
恢復文化部副部長和部黨組成員職務后，林默涵馬上為包括丁玲在內的文化系統干部的冤假錯案平反而奔走。他還受命擔任恢復全國文聯及各協會籌備組組長。他主持召開的全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成為文藝界撥亂反正的會議。沐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解放的春風后，林默涵抱著無限的希望，希望這支當年曾受周恩來關注和扶持的隊伍能重新集結，向新時期邁進。作為第四次文代會籌備領導小組副組長兼大會秘書長，他以理論家的敏銳眼光，認為應從歷史的高度來籌備並召開這次會議，為此做了許多具體而細微的工作，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的肯定。
1989年12月，林默涵擔任全國文聯黨組書記，為促進文藝界的團結、推動全國文藝工作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為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2008年1月，林默涵在北京逝世，“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藝術教育家”，是對他的蓋棺論定。
（本文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四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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