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勝華
涂作潮1903年生於湖南長沙，由於革命工作需要，他的曾用名有涂保生、唐寶生、沃羅達爾斯基、吳思浩、宋友才、蔣貴庭、蔣林根等。由於家庭貧寒，他從小學徒做木工。1920年，涂作潮師從黃愛、龐人銓，在工人夜校和勞工會閱覽室等處接受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啟蒙教育，並加入了湖南勞工會，參加了長沙泥木工人罷工。
1924年初，父親涂作潮來到上海恆豐紗廠做工，在工人夜校裡認識了蔡林蒸（蔡和森的哥哥）、林仲丹和李立三等，同年5月，經李立三批准，由蔡林蒸和林仲丹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林仲丹主持入黨儀式。父親參與創建了楊樹浦工人進德會，並參與滬西二月罷工。當年5月1日，涂作潮作為恆豐紗廠代表參加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期間，涂作潮和與會代表參加了在沙面的示威游行。大會結束后經香港返回上海。
1925年5月17日，上海日資內外棉紗廠的工運領袖顧正紅遭致命傷后犧牲。19日，父親持《日人屠殺同胞雪恥會講演團》旗幟在龍江路公開講演，以聲援顧正紅案，結果當晚被捕，關在榆林捕房。英國領事將父親歸類為“顧正紅同案人”，移交日本領事審判。父親和顧正紅的10名工友和戰友於23日由日本領事判過堂，“判監西牢一月，略受輕刑”。
6月15日，父親獲釋，后任楊樹浦支部組織委員和上海總工會第一辦事處庶務。此時，他從湖南同鄉、留法黨員、戰友蔡支華處得到一把手槍。1925年8月的一天，一群受軍閥指使的流氓到高郎橋工會進行破壞活動，並調戲女工。父親聽后義憤填膺，聞訊趕到后，用手槍把眾歹徒驅散，還擊傷一個流氓，但也由於因未經批准開槍而暴露了身份。10月，中共中央派父親去蘇聯留學。據同去蘇聯的同學們回憶，當時的父親“暴躁，喜弄手槍”，“不鎮靜，不知秘密工作”，但“很勇敢，能站在團體以內”。
父親於1925年11月15日到達莫斯科東方大學報到，學號是2712（因此他在蘇聯的檔案代號也為2712）。蘇聯教官們得知涂作潮曾經公開講演被捕和槍擊流氓的經歷，欣然給父親取名為沃羅達爾斯基，並解釋說：沃羅達爾斯基是布爾什維克著名的宣傳鼓動家，希望父親能成為沃羅達爾斯基那樣的革命者。學習期間，父親被編入一連二排，並成為東大旅莫支部黨團員的一員，編號為46，其戰友有此后寧都暴動的策動者劉伯堅、中央軍委和中央特科負責人武胡景、佐爾格遠東情報組要員吳先清和西安事變元勛劉鼎等同志。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國內革命形勢異常嚴峻。父親被安排在貝克瓦基地培訓，學習信鴿傳送、密寫、印刷、車輛駕駛、有線通信等課程。1928年6月，父親奉命參加中共“六大”旁聽，代表號為80。會上，父親見到了前來與會的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指示父親要加緊學習掌握先進的無線電通訊技術，並親切地稱呼父親為“木匠”（后來“木匠”便約定俗成為父親從事地下工作的聯絡名）。1926年，父親等4人進入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
1930年3月，已經掌握無線電技術的父親奉命秘密回國，在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下屬的中央特科四科（無線電科）任機務員和機務教員。他曾參與鎮江暴動，並於1931年2月任中共中央代表趕赴南昌談判張輝瓚事宜。
父親於3月20日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先后任無線電隊機務員、各期（抵達后參與第一期訓練班的后半部分機務教學工作）無線電訓練班機務教員、政委、機務員、無線電學校機務教員、軍委材料處主任、材料廠廠長，參與在政治和技術上監管俘虜后留用的技術人員，參與猜譯、破譯敵軍電信，並參與各期無線電訓練班和無線電學校的機務教學工作，為紅軍技術偵查輸送了人才。
一天，左權參謀長發現我方的電話兵戰士由於基礎技術不過關，而經常被廣東籍的某國民黨俘虜兵刁難的事，就讓父親去處理此事。涂作潮立即趕到現場，了解情況后，他從幾張草圖開始，再用實物深入淺出地向紅軍通信兵們演示、講解了電話的原理、結構、操作、維護、修理的要點，兩天內就打破了俘虜兵對電話技術的壟斷。
1931年6月底，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前，中央紅軍共繳獲5部收報機和4部發報機。戰利品電台在國民黨軍隊中使用時的頻率范圍都是80到130米波長。父親認為如果繼續使用此波長，對保密工作不利，遂將波長增設了40到70米，使新設波長和上海黨中央電台的工作頻率完全一致。早在1929年，周恩來同志就已親自完成了我黨、我軍電子對抗的工具———取名豪密的密碼（盡管國民黨的破譯力量強大，但直到1949年國民黨垮台前，一直未能破譯豪密）。涂作潮所做的這項工作，開啟了我軍電子對抗的先河：紅軍不僅得以繼續在80到130米的波長范圍內偵聽國民黨軍隊的通報，而且用這個國民黨軍監聽紅軍的已知頻率發出若干聲東擊西的假電報，讓敵人陷入混亂。江西中央蘇區在1931年八九月間使用40到70米波長和上海中共中央保持聯系，完全沒有被敵人發現。據記載，當時用40到70米波長首次通報的內容是：“弼時已安全抵達。”
在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中，涂作潮接替馮文彬任紅軍無線電隊政委。但是行政工作嚴重影響了業務工作，一周后，涂作潮請辭，繼續其機務員工作。1931年11月，父親接到任務，擔任了我黨、我軍創立的第一個電子器材工廠——“軍委（后改為紅軍）通訊材料廠”的廠長，直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父親接手該廠的工作后，一面為紅軍組裝了若干部電台，一面和同志們一起完成了若干技術成果，它們是：拓寬了繳獲的國民黨電台的發報頻率（如果仍在原來的頻率發報，則國民黨很容易監聽）﹔利用香港和上海地下黨發來的零部件組裝了電台﹔在裝配、修理、保養電台和電話中培訓了大量技術人員﹔用車床做了銑床的活，修理好了充電機的齒輪﹔為防范俘虜后留用的國民黨技術人員通敵，採取了種種技術措施。此外，父親他們還利用現有設備，成功安裝了上海秘密運來的X光機，並在以后故障時多次成功修復（這台X光機后來曾為王稼祥、陳毅以及大量傷員同志提供了醫療診治上的便利）﹔生產了一種新式手榴彈﹔還訓養大批信鴿，以備電台損壞的不時之需。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涂作潮為成立大會安裝了一批他們生產的電燈。
在中央紅軍決定長征后，涂作潮為了革命需要，制作了長征中中央軍委使用的5瓦和15瓦電台，在六周內接納了六批共12人的機務技術培訓，並將他們輸送到各自的部隊。長征開始后，父親於1935年2月奉命去湘西賀龍同志的二方面軍，由於敵人的封鎖未果，於是一路輾轉流浪到上海，在蔡叔厚處和組織重新取得了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