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
傅斯年是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他經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說:“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他說:“史學便是史料學。”他說了這麼多容易斷章取義、容易被誤解的話,但真正的學術大家、史學重鎮,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詣,很少發生誤解。不僅不誤解,反而承認他的權威地位,感激他對現代史學建設所做的貢獻。其實他是受德國朗克史學的影響,有感於西方漢學家的獨特建樹,目睹中國歷史語言學的衰歇,提出振衰救弊主張的。
傅斯年一生的壯舉,辦《新潮》、五四扛大旗、創建史語所,固也。但他還有炮轟宋子文、攻倒孔祥熙兩項壯舉。1938年抗戰開始后,傅斯年對國民黨高層的腐敗非常憤慨,他直接上書給蔣,歷數當時任行政院長職務的孔祥熙的諸種貪贓劣跡。蔣不理睬,他便再次上書,態度更堅決。國民參政會也成了他抨擊孔的舞台,使得社會同憤,輿論嘩然。蔣不得已設宴請傅,問傅對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這成了傅斯年“史學便是史料學”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后來終於被罷去了一切職務。傅與蔣在維護特定的政治利益上自無不同,所以1945年“一·二一”昆明慘案發生后,傅直接受蔣之命處理學潮而未負所托。蔣對傅的能力膽識是欣賞的。但傅斯年本質上是一名書生。抗戰勝利后蔣邀請他出任國府委員,他堅辭不就。北大校長一職,他也不願擔任,為等胡適返國,隻同意暫代。對胡適面臨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的要職猶豫不決,他大動肝火,寫信給胡適說:“借重先生,全為大糞上插一朵花。”勸胡一定不要動搖。並說蔣“隻了解壓力,不懂任何其他”。
另一方面,毛澤東對傅斯年也很欣賞。1945年7月,傅斯年等文化界參政員到延安考察,毛澤東如對故人,整整和傅斯年暢談一個晚上。臨別,毛應傅之所請寫一條幅相贈,附書:“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間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語以廣之。”條幅寫的是章碣的一首詠史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兩人談話時,毛稱贊傅在“五四”時期的功績,傅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劉、項顯指國共兩黨的領導人。毛所書詩句“古典”、“今典”均極對景,回答了傅的謙遜,也稱贊了傅的以學問自立。
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因突發腦溢血死於演講台上,終年54歲。他以耿直狷介著稱,他以脾氣暴躁著稱,他以疾惡如仇著稱,他以雄才獨斷著稱。史語所的人私下裡稱他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對學問充滿了眷愛,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充滿了溫情。他與陳寅恪的特殊關系就是一顯例。對曾經幫助過影響過自己的人,他不忘舊。1932年陳獨秀被捕,他為之辯誣,說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釗就義,報紙上發表消息有謂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駁說,不是“就刑”,是“被害”。
難怪陳寅恪對傅斯年那樣服膺感佩,寫詩稱:“天下英雄獨使君”。
(作者為中央文史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