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不該遺忘的政治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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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申府被人所熟知的，是與馮友蘭、金岳霖等齊名的著名的哲學家身份，他的政治活動家的事跡卻介紹不多。新中國成立后，這位曾經風雲一時的政治名人和先驅式的學術家淡出歷史舞台。歷史仿佛在他身上失去了記憶，尤其是他政治活動家的身份。張申府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過什麼角色？由聲名顯赫轉入沉寂冷落的原因何在？

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

張申府（1893∼1986），河北獻縣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先學哲學后學數學，1917年肄業留校任教，教授預科部邏輯學和數學。1918年，李大釗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后，張申府在授課之余，曾在圖書館幫助李大釗從事管理工作，常常和李大釗聚談，關系日益密切。在暑假李大釗回家休假期間，張申府曾兩次代理其圖書館主任職務。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成了傳播和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張申府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

北京大學和《新青年》使得張申府和李大釗、陳獨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們相互交流思想文化界的最新動態，共同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傳播。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3人越來越感受到僅靠《新青年》已不能滿足急速發展的革命形勢的需要。1918年冬，3人商討辦一“更迅速、刊期更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與《新青年》互相配合，相互補充，即《每周評論》。

張申府出任《少年中國》《新青年》編委和參與創辦《每周評論》后，僅在1918∼1920年間，就先后為這3個刊物撰稿30余篇，大力宣傳“自由”“革新”等思想觀念，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干將。參與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早已傳為佳話。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其中也有張申府的一份功勞。

1920年春，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下，李大釗和張申府見到了維經斯基。維經斯基認為中國成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希望早日建立黨組織。於是，李大釗和張申府一邊醞釀建立黨組織，一面將維經斯基介紹給陳獨秀。

1920年8月，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與此同時，李大釗在北京的建黨活動也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當時在北京隻有李大釗和張申府兩名黨員。兩人一致認為，必須盡快成立黨的組織，發展壯大黨員隊伍。之后，張國燾成了北京的第三個黨員。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黨組織的最初成員就是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由此，張申府成了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不久，張申府就離開北京赴法國裡昂大學教授邏輯學。1920年底，張申府順利到達法國巴黎。張申府此行還肩負有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受陳獨秀的委托，在法國建立和發展黨的早期組織。張申府在法國發展的第一個黨員是劉清揚。

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張申府租住的索邦公寓3樓的一個房間成立。張申府就此回憶道：“我與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大家都明確是共產黨員，但對外不公開，我與國內的陳獨秀常有書信往來。”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的8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之一。張申府擔任負責人，主要活動是不定期聚會，學習馬克思主義，交流心得體會，另一項活動就是在不暴露黨員身份的前提下，組織開展勤工儉學運動。張申府和周恩來以巴黎為中心積極開展黨的活動，籌建旅德支部。1922年6月，旅歐少年共產黨宣告誕生。8月，出版機關刊物《少年》，初期由張申府擔任編輯兼撰稿人。張申府以“R”為筆名為《少年》撰寫了大量的文章，闡述了共產黨的性質和作用，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此外張申府還利用歐洲的便利條件，大量收集、閱讀和介紹馬克思主義著作，並通過給《新青年》寫稿等方式，向國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介紹周恩來、朱德入黨

張申府在法國發展的第二個黨員是周恩來。周恩來比張申府和劉清揚早一個月到法國，當時法國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共產主義運動日趨高漲，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報刊在法國十分流行。經過反復學習和思索，周恩來終於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

此前，周恩來與張申府、劉清揚在國內早已熟識，劉清揚和周恩來同為“覺悟社”的社員。張申府和周恩來則於1920年8月相識於陶然亭聚會上。

周恩來在法國同故知相遇，自然十分興奮，時常去他們的住處，上下古今地對各種主義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並由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在1921年二三月間加入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1962年周恩來在談到自己的入黨情況時曾明確表示：“我感謝劉清揚和張申府，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

1985年4月，已經92歲高齡的張申府對他介紹周恩來入黨的過程留下了這樣的回憶：他（指周恩來）比我早一個月到法國，異國相逢，十分高興。我們興奮地談論著巴黎觀感，又各自談了對今后學習工作的打算。劉清揚和恩來同志早已熟悉，因此我們三人來往是很密切的。出國前我曾受陳獨秀的委托，在國外繼續發展黨的組織。於是在1921年2月左右，我即介紹劉清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后，又一起作了恩來同志的入黨介紹人。

此后不久，趙世炎和陳公培分別接到陳獨秀從上海的來信，讓他們去找張申府聯系。趙世炎和陳公培分別帶著陳獨秀的信到索邦公寓找到了張申府，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

1922年10月，朱德經法國來到德國，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就朱德申請入黨的事請示張申府，張申府一聽就同意了。據張申府回憶：“朱德向我敘述了自己的曲折經歷並委婉地表示了入黨的要求。他的革命願望是強烈的，對黨十分忠誠，對同志也一樣，特別是他事事走在前頭。許多時候，大家坐在一起說話，他卻悄悄地忙著做事或是忙著做飯。不久我和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介紹周恩來和朱德入黨，是張申府一直引以自豪的事。

前途起伏不定的后半生

1925年1月，張申府出席在上海召開的黨的四大時，因討論黨的綱領與人爭執而負氣提出退黨。盡管李大釗、趙世炎等人反復勸說挽留，但他仍執意退黨並多次保証“在黨外來幫助黨工作”。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對其“鐵的組織紀律性似乎認識不足，相反卻表現出‘合則聚，不合則離’的文人特性”。退黨后他以教學和翻譯著述為生，但他卻並未成為一位不問世事、埋首書齋的學者，而是始終堅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良知，為科學思想的傳播和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而奮斗：1928年在上海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1935年發起成立“北平救國聯合會”。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之一，與當時的清華學生姚依林在西單亞北點心樓上指揮游行。他因此被捕入獄，后經馮玉祥保釋出獄。出獄后，1937年5月，他與吳承仁等在北平成立新啟蒙學會，同年加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48年，正當解放軍在東北戰場上取得勢如破竹般的節節勝利時，張申府卻昧於時局，在《觀察》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導致結束他個人政治生命的《呼吁和平》，文中公開承認蔣介石政府的“憲政”。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痛斥叛徒張申府的賣身投靠”。

從此以后，張申府的政治前途急轉直下。張申府曾經給周恩來寫信辯解，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周恩來也無能為力，隻能親自安排他到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工作，並為他親批了住房。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的近30年裡，張申府基本從公共視野裡消失，還一度被劃為“右派分子”，以至於許多人都以為他已經不在人世。直到1978年之后，張申府的名字才如“出土文物”一般漸漸見諸報端，並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