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巨慧
高蘭在讀書
上世紀70年代,高蘭夫婦與張志甫(右)在梅園新村合影
今年的6月29日是現代文學史家、朗誦詩人高蘭先生(1909年-1987年)逝世27周年紀念日。抗戰時期,高蘭通過朗誦詩號召人們起來保衛國土,趕走侵略者,被尊稱為“鋼鐵的喉嚨”,是抗戰詩歌史上的代表性詩人。在上世紀50年代的山東大學,他則和馮沅君、陸侃如、蕭滌非、高亨被稱為“馮陸高蕭”五位名教授。
“叫喊”出來的詩歌
高蘭,本名郭德浩,生於1909年10月11日,黑龍江瑗琿人。他幼年喪父,家境貧寒,為接受新文化、新思想,1921年進入黑龍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
高蘭的學生、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張志甫告訴記者,先生在黑龍江讀書時,就喜歡冰心的詩文。1928年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后,便師從於冰心。正是冰心嚴格的治學精神,別具一格的指導方法,將他引上詩人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正讀大三的高蘭,有家不能歸,順遂心意參加了南下請願及抗議活動。高蘭原本熱衷於晏殊、晏幾道們“花間詞”的研讀,從南京請願歸來后,他放下了對“二晏”的研究,在郭紹虞和鄭振鐸的指導下,改為研究亡國君主和詞人李煜的命運和作品,借古喻今,撰寫了一部《李后主評傳》。在序言中,他坦言,這本書“意借李煜的亡國之痛激勵國人奮起抗日”。
大學畢業后,高蘭到北平義勇軍指揮部秘書處工作,正式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他用新詩宣傳抗戰救國,與馮乃超、錫金等人一起探討詩歌朗誦問題,開始進行創作實踐。
“高蘭的朗誦詩與其說是寫出來的,不如說是叫喊出來的!”張志甫說,1937年盧溝橋的槍炮聲把高蘭從迷茫中驚醒,他的詩一改往日的沉郁而變成憤怒的吶喊,並倡導朗誦詩,把朗誦詩變成號角,用活的語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1937年10月19日,各地文藝工作者雲集武漢,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著名電影、話劇演員王瑩在紀念大會上朗誦了高蘭的詩《我們的祭禮》。這不但是一首悼念詩,也是一首動員人民大眾起來抗戰的鼓動詩。這期間,高蘭的朗誦詩,一發而不可收,先后寫下《我的家在黑龍江》《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迎一九三九》《夜行》《咱們,立下最后的誓言》等詩篇。
在《我的家在黑龍江》一詩中,他寫道:“就在那山崗!那雪野!那冰川!那高粱紅了的青紗帳!一個,兩個,十個,百個,千個,萬個……抬起了頭!挺起了胸膛!放下了鋤頭犁耙,拿起了所有的刀槍!卷起了沙漠的狂濤,卷起了雪海的巨浪,燃燒起反抗的野火,燃燒起爭生死的火光!把奴隸的命運,把奴隸的枷鎖,一起都交付給了抵抗!他們流血,他們死亡!但是他們,父親死了,兒子補上!丈夫死了,妻子填上!他們要用血,他們要用肉,他們要用光榮的創傷,筑起鐵壁銅牆,保衛自己的家鄉!”
在《給姑娘們》中,他寫下“我們隻有誓死抵抗,希求真正的民族解放”的詩句,鼓勵自己的同胞們,包括那些從未走出過閨房的少女們,都能夠走下繡樓,換上戎裝,拿起刀槍。
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他開始使用“高蘭”這個筆名。“先生的筆名是有來由的。一天,他寫完報告文學《記天照應》,突然望見牆上挂著的前蘇聯作家高爾基與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合影。先生很喜歡這兩位大家的作品,他由此深受啟發,從而各取其名字中的一字起名‘高蘭’,以示自勉之情,這是先生第一次用此筆名。”張志甫說。
1938年2月,高蘭的第一部詩集《高蘭朗誦詩集》出版,同年夏天又出版了第二部詩集《高蘭朗誦詩》。
血雨腥風下的朗誦
1938年,武漢失守后,高蘭來到重慶。那時的重慶,彈片橫飛、炮火彌漫、血雨腥風。在高蘭等人的倡導下,朗誦詩運動蓬勃開展起來。詩人們紛紛走上廣場、街頭、集會、舞台,用高亢的聲音朗誦自己的詩歌作品,鼓舞起群眾堅持抗戰的斗志。
高蘭朗誦自己的作品,也朗誦郭沫若、聞一多、馬雅可夫斯基等詩人的作品,是當時著名的朗誦家。
高蘭的同事、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吳開晉說,抗戰期間,高蘭最為著名的一首朗誦詩,是悼念他夭折女兒的《哭亡女蘇菲》。1941年3月,高蘭七歲的愛女蘇菲(小名小魚)患上了瘧疾,顛沛流離的他用盡了自己僅有的家財,也沒能救活這個可憐的小女孩,含苞待放的小花蕾夭折了。高蘭痛不欲生,含淚把她葬在重慶歌樂山下。
女兒的不幸離世,讓高蘭在悲痛之余陷入深重的思考,女兒的命運不正是那個年代裡許許多多流亡家庭的命運嗎?次年春天,在紀念小女去世一周年時,高蘭含淚寫下了這首題為《哭亡女蘇菲》的長詩。
“你哪裡去了呢?我的蘇菲!去年今日,你還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氣’!今年今日啊!你的墳頭已是綠草淒迷!孩子啊!你使我在貧窮的日子裡,快樂了七年,我感謝你。但你給我的悲痛是綿綿無絕期呀,我又該向你說什麼呢?……”飽含深情的詩文,細膩而纏綿地抒發了一個慈愛而無助的父親對孩子的深切悼念和愧痛之情,反映出抗戰時期,廣大人民群眾飢寒交迫的痛苦生活。
血與淚凝成的詩篇,很快被廣為傳誦。當時許多學校的孩子都把這首詩作為詩歌朗誦的保留節目,每次朗誦時,聽眾都眼含熱淚。高蘭后來曾回憶說,他的朗誦詩中,被朗誦次數最多的就是《哭亡女蘇菲》。在他被約請朗誦的許多次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中央大學的朗誦。那次朗誦中,全場人為之泣下,不少人竟失聲慟哭,紛紛上台簇擁著也是淚流滿面的高蘭。
還有一次,高蘭和詩人光未然一起到北平師范大學參加文藝集會,應邀在操場上向全校師生朗誦《哭亡女蘇菲》。可朗誦了不到一半,就因特務搗亂,熄滅了電燈。黑漆漆的操場上,學生們群情激奮。兩名學生手持紅燭,伴在高蘭身邊,為他提供光亮,直到他朗誦完畢。
置身山大潛心育人
1951年3月,高蘭隨華東大學遷到青島,華東大學與山東大學合並后,他便留在山大任教,先后擔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此時,他寫詩不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史和詩歌專題的研究工作中。
盡管身體不好,但高蘭上課從不坐著,堅持站著上課。他常說:“當老師就是要付出,就是要付出勞動不辭辛苦。學生每天有很多課,我上課也就一兩次,站著上課有何不可?老師尊重學生,學生就會尊重老師,學生尊重老師也就是尊重知識。師生互相尊重,就能產生求知的氣氛。”
做起學問來,高蘭更是一絲不苟,無一字無來歷,無一字無出處,學術態度非常嚴謹。吳開晉回憶說:“我是1978年來到山大任教的,和高蘭先生在同一教研室工作。在他的提議下,設立了全國第一個現代詩歌碩士點,一起教授碩士研究生。他講授現代詩歌,我講授當代詩歌。高蘭先生授課時,貫穿了他古今融會、中西貫通的教學方法,令人印象深刻。”
身為知名的大學者,高蘭卻非常謙和,平易近人,毫無教授、學者的架子。1979年,在郭沫若逝世一周年之際,張志甫陪同高蘭參加郭沫若研究學術討論會。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學者、教授、學術名流雲集四川。“當先生介紹我時這樣說道:‘這是山東大學張志甫老師。’當時我只是山大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師,沒想到先生會這樣介紹我,我感動極了。”張志甫回憶。
高蘭晚年因患糖尿病,腿上有脈管炎,行動極不方便。可是學生組織詩歌會、朗誦會經常請他參加,他總是有求必應,應了就一定到現場。一次,山大中文系組織詩歌朗誦會請高蘭參加,那天外面下著大雨,考慮先生的身體狀況,張志甫建議高蘭天氣不好就別去了。可高蘭說:“答應了的事,怎麼會不去呢?學生有要求,要盡力去滿足,天不好我們就早點走吧!”張志甫隻好攙著高蘭到達會場。“那時學生們隻要見見先生就很滿足,可是先生總要朗誦一段,盡量滿足學生。”
高蘭酷愛京劇,上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在青島時,他就組織起愛好京劇的師生,在辦公樓地下室拉京胡,敲鑼打鼓唱京劇。他能唱老生、花臉兩個行當,也經常參加學生們的京劇活動。“主任駕到”,他就唱一段《王佐斷臂》和《鍘美案》,一招一式頗有范兒。有時他還輔導同學學一些戲劇知識,為此還曾帶同學去看“茂腔戲”。有著名京劇演員到青島演出時,他也會帶領學生一起去看。1954年,高蘭同山大師生在山東大學大眾禮堂共同出演了京劇《蘇三起解》,廣受師生歡迎。
高蘭對京劇有濃郁的感情。晚年住院時,他的病房窗台上就擺著他與著名女花臉齊嘯雲的合影。
“我的家在黑龍江”
時代風雲變幻,高蘭的人生也隨著時代經歷了若干次跌宕起伏。1957年“反右”運動中,高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從此被打入冷宮。不能教學,不能再朗誦詩,也不再敢說話。1966年,他在“文革”中被抄家、關牛棚,受到嚴重沖擊。
據吳開晉回憶,“文革”結束之后,他調入山大中文系后,與高蘭時常談心。談起“反右”和“文革”中所受的苦難時,先生比較沉默,既不訴苦,也不怨恨,總是很寬厚、很平靜、很簡單地說過去的事情。說到自己勞動改造的日子,他也是總說別人的好話,“實際上,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們對我都很不錯的,有位老貧農看我熱愛毛主席詩詞,勞動又肯賣力,就對我說:‘老高,好好干吧,干好了我提拔你當貧下中農!’聽了這話我都流淚了……。”
“高蘭先生談到抗戰時期,說看到共產黨為國家民族利益而奮斗的史實,就渴望加入共產黨,但未能實現。說到現在他說:‘現在不同了,許多事情都想清楚了,我還能不能在晚年爭取入黨呢?’我把先生的願望深深記在了心裡,如實向黨組織作了匯報,校系二級領導格外重視。我把組織上歡迎他入黨的態度轉告給他,他欣喜異常。”1982年,73歲高齡的高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了卻了一輩子的夙願。在入黨的當日,他激動地寫下了《入伍吟》:“莫道桑榆晚,發白心愈堅。有幸終入伍,矢志效春蠶。”
晚年生活中,高蘭對詩歌朗誦仍然念念不忘,抱病重編了《高蘭朗誦詩選》《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兩部書。
張志甫說:“1987年,先生的糖尿病已到晚期,一天抱著被子從病床上掉了下來,我趕緊扶起,‘先生您怎麼了?’‘我去校對我的書稿去!’為此,我跑出病房大哭了一場,我知道這是先生的遺願,我和中文系的同事想盡辦法將《高蘭朗誦詩選》樣本從印刷廠取來,送到先生手上時,他雖已不能說話,但雙唇還在吃力地顫動著,接過書靜靜放在自己身旁。”
6月29日,一代朗誦詩人高蘭離開人世,享年78歲。在整理先生遺容的時候,張志甫將《高蘭朗誦詩選》樣本書,裝進了他的口袋。四個月后,《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
然而,令張志甫遺憾的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高蘭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我的家在興安嶺之陽,在黑龍江的岸上!江北是那遼闊而自由的西伯利亞,江南便是我生長的家鄉。”高蘭在《我的家在黑龍江》一詩中寫下黑龍江一年四季的壯美風光,散發著黑龍江大地泥土的芳香,把家鄉寫得十分迷人、可愛。他無時無刻不眷戀著自己的故鄉,尤其在晚年,這種思鄉之情更強烈。
張志甫說:“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訴我想回老家看看的想法,我曾經承諾,在先生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定陪先生回家,滿足他的願望。有一年我和先生曾任教的黑龍江大學取得聯系,提議在黑河召開高蘭詩歌討論會,黑龍江大學積極支持,並希望高蘭先生到會,為他回家鄉創造條件。但由於健康原因,先生回故鄉看看的願望終未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