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緋
胡適
周作人
《民國斯文》 肖伊緋 著
胡適對《病榻夢痕錄》一書推崇備至，奉為中國自傳文學典范之作。《病榻夢痕錄》是清代汪輝祖的自傳，他20歲就開始幕僚生活（師爺）。這部自傳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師爺”自傳，筆觸平實生動，揭秘了清代基層政治生活的實際操縱者“師爺”們的一段秘史。
這部自傳，對了解師爺生活及中國清代社會實際狀況皆有較高的文獻價值，由於成書的年代並不算久遠，也易得易見，胡適曾打算將其按新式標點斷句校定，重新出版。
由此，他與周作人進行了學術交流，並為后世學者留下了重要書簡，《民國斯文》一書記載了當時的細節，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學術研究與時代背景。
編者
胡適盛邀周作人
校勘《病榻夢痕錄》之前，胡適心裡有個疑問，即自己手頭收藏的一些版本到底年代如何，質量究竟如何，彼此間內容的差異做怎樣的取舍等，一系列專業問題還有待徹底証實。
於是，他想到了讀書頗精、藏書頗豐的“啟明兄”———周作人，就去信與其談論起這部“師爺”自傳的版本研究。信中寫道：
啟明兄：
《病榻夢痕錄》，寒齋竟無一善本。早年所得，有同治元年本，今已被人取去。此時所存，隻有一部光緒十二年山東局本，因為曾用紅墨水點讀，故不曾借與人。此外尚有一部大字舊刻，字體頗精，如病字、嚴字皆作古體，不從俗書，紙色頗舊，無序無跋，亦無“採余”，當年我頗疑心是嘉慶元年“夏月付梓人”之本。但卷首有像贊，中有“行年七十”之語，則已在嘉慶元年之后了。也許像贊是后加的。昨兄尊示，知尊處藏本甚富，我想借看你的道光六年本及咸豐元年本一校。請便中帶到校中，不勝感謝。同治六年活字本，我也不曾見過。我很想把此書標點付印，作為一種古傳記的整理本子。但今日少年人多不諳舊刑律，每苦不能句讀此書。也許我可以把我的點讀本補完，就用來付印。老兄若能許我寫一序，我一定點完此書。
適之廿六·一·五夜
從信中來看，《病榻夢痕錄》在胡適手中，原本至少有三個版本，即同治元年本、光緒十二年本，還有一本年代稍早，但尚不確定具體年月的本子。胡適對周作人提了兩個請求，一是要借書，即借閱周藏道光六年與咸豐元年本﹔二是求序，將來校點出版此書時，要周作人來捧場支持。
那麼，周作人如何回應胡適的盛邀呢？
胡、周二人之間的學術交誼
1937年1月11日，周作人寫了一篇《女人的命運》，發表在2月16日的《宇宙風》雜志第35期上。4月18日又將這篇文章稍微作了修改，篇名易為《雙節堂庸訓》，后來收入他的個人文集《秉燭談》。寫這篇文章的緣起以及后來修改補記，都多少是因胡適這封信而起的，也可以從中看到胡、周二人之間的學術交誼。
按照周文中的說法，胡適這封信寄來時，他剛好逛了一趟舊書攤，而且恰巧淘得了一冊《病榻夢痕錄》的節鈔本，以及該書作者的另一本著述《雙節堂庸訓》。為此他又約略憶述了他對這本書的閱讀史及所過眼的版本，他寫道：
天氣很好卻覺得冷的很，勉強把東西兩路的書攤約略一看，並不見什麼想要的東西，但是也不願意打破紀錄空手而回，便胡亂花了三四毛錢，買了三冊破書回來了。其中一本是《欽定萬年歷》，從天啟四年甲子起，共百四十八年，計七十四葉。這於我有什麼用處呢？大約未必有，就隻因為他是“殿板”而已。又二本是《雙節堂庸訓》六卷，《夢痕錄節鈔》一卷，都是汪龍庄的原著。我初見龍庄遺書時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閱，其《病榻夢痕錄》三卷最有興趣，可以消閑。近來胡適之、瞿兌之諸先生都很推重這部《夢痕錄》，說是難得的書，但據胡先生說他所藏的沒有同治以前刻本，瞿先生著《汪輝祖傳述》，卷首所模小像雲據《龍庄遺書》，原刻亦不佳。寒齋藏書甚少，《夢痕錄》雖想搜羅，卻終未得到嘉慶中汪氏原刊本，今所有者只是道光六年桂林陽氏本，有像頗佳，又咸豐元年清河龔氏本，與《雙節堂庸訓》合刻，復次則同治元年盱眙吳氏即望三益齋本，合《學治臆說》等共為八種，此后《龍庄遺書》各刻本皆從此出，據吳序則《夢痕錄》等又即從龔氏本出也。《夢痕錄節鈔》有同裡何士祁序，無刻書年月，大抵是光緒中吧，書別無足取，不過也是一種別本，可以備《夢痕錄》板本之數而已。
當然，周作人這次淘書經歷，並沒有什麼特別“撿漏”的奇遇。三本書裡，他也並不覺得那冊《夢痕錄節鈔》有多特別，他認為“這回所買的書裡我覺得最有興趣的還是那一冊《雙節堂庸訓》”。從文章篇名及內容來看，都是在寫這本書。不過后來他寫了一段補記，輕描淡寫地提到了他對胡適這封信的某種回應。補記曰：
胡適之先生有一部《病榻夢痕錄》，沒有刻書年月，疑心是晚出的書。后來經我提議，查書中寧字都不避諱，斷定是嘉慶時汪氏原刻，這樣一來落后的反而在前，在我們中間是最早刻本了。
原來，胡適手中那冊不能判定年代的《病榻夢痕錄》，經周作人查証，其實就是最早的版本“嘉慶時汪氏原刻”。這樣一來，胡適本人就已經擁有了夢寐以求的最早版本，也不必參閱周藏的另兩個年代稍早、但不是最早的版本了。
但不知為什麼，胡適最終也未能將這冊書校點完並交付出版，周作人的序言自然也就不必再寫了。
胡、周二人走了兩條路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7月9日，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胡適離開北平，隨后被聘為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當年9月就去了美國，做非正式的外交工作。至此，胡、周二人天海兩隔，通訊中斷，再也沒有機會，再也不可能有心情去暢談關於《病榻夢痕錄》的版本問題了。在二人日后的各式文字中，再也看不到這本書的蹤跡了。
可胡適對《病榻夢痕錄》的興趣似乎依舊濃厚，持續終生。直到1953年，62歲的胡適在台灣省立師范學院做了一次以“傳記文學”為題的演講，演講中再次講述這本書的種種好處。
演講介紹了兩部“中國最近一二百年來最有趣的傳記”，即汪輝祖《病榻夢痕錄》與羅思舉《羅壯勇公年譜》。可以體會得到，胡適仍然對《病榻夢痕錄》興趣盎然，他仍然打趣說這部“自傳”是“名符其實”的“做官教科書”，他仍舊推崇其史料價值，認為此書對了解當時的司法制度、宗教信仰和經濟生活很有幫助。
書中藥方終生銘記
這本書對胡適的重要性，可能遠非僅限於學術方面，或許，就只是因為書中的一個藥方，讓胡適能夠終生銘記。
原來，書中曾有一則著者汪輝祖中風病重后，以一劑神奇湯藥治愈的記載。書中寫到，汪氏中風后，曾“得良醫張應椿專主補氣，每劑黃芪四兩，上黨參三兩，附子八錢，他稱是，重逾一斤五六兩，見者驚其膽。然服之兩月余，食飲日加，右手漸能執筆”。據說，這個大劑量使用參、芪治療中風的神奇藥方，被稱為“補中益氣湯”。
而這個藥方的主要配料、劑量與用法，都與1920年治愈胡適所患一種莫名“腳氣病”的一個藥方極其相似。治愈胡適的名醫陸仲安，也正是以大劑量使用參、芪治愈疑難重病而聞名遠近的。
陸仲安看到過《病榻夢痕錄》否，我們尚不得而知﹔而一生推崇考據之學的胡適，在那場重症治愈之后的研讀中，或許真的就在這本書裡，找到了某種可以持續終生的興趣。
可以想象得到，胡適就在當年的病榻之上，臥讀著這一冊《病榻夢痕錄》。他為之驚異，也為之頗為審慎地開始考証中醫“驗方”史———就拿他自己的病歷做實驗，看看與這近二百年前的“師爺”之病歷，是否有某種可以挖掘的“科學性”，這或許是胡適在“師爺”研究之余的，又一項未足與外人道的私密趣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