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南虹
植德英與妻子合影。 見習記者 陳元才翻拍
晚年的黃埔軍校老人潘文海還能堅持閱讀。 陳元才 攝
1988年4月，出席原傘兵三團起義三十九周年座談會的全體同志合影。
歲月滄桑，黃埔軍校當年英俊年少的同學，健在的已是白發蒼蒼。他們因為身體健康的原因，或耳不能聽、或目不能視，甚至纏綿病榻，意識模糊。但無論如何，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深切的記憶：黃埔軍校。隻要提到這四個字，衰弱殘軀依然有強烈的顫抖與悸動。
植德英、潘文海就是這樣兩位黃埔軍校老人，他們的命運尤其坎坷悲壯，晚年生命燭照已經幽微。這些曾經為國家為民族奉獻的可敬老人，該如何能讓他們時日不多的晚年感受到些許愛和溫暖？
這是兩位90多歲的黃埔軍校老人，他們從戰火硝煙中幸存下來，跨越了世紀。採訪幾乎是在無聲中進行，要依靠紙和筆完成，但老人不幸的經歷以及閱盡滄桑后的豁達，數次令記者動容。一段歷史，行到此時已無聲，此時無聲勝有聲。
傘兵植德英的故事
這是一張過塑的黑白相片，它是主人聯系黃埔軍校的惟一物品，相片第二排右起第十位便是相片的主人——植德英，黃埔軍校四分校17期26總隊學員。
相片攝於1988年4月23日，上書“出席原傘兵三團起義三十九周年座談會全體同志合影”，至今離1949年的起義已經過去65年了。隔著65年的歲月，我們很難去想像當年的傘兵軍官植德英戎裝在身，何等英氣逼人！而眼前的老人，仰面橫躺床上，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對身外的世界置如罔聞。
6月12日，我們推開了瓊海市長坡鎮植德英的家門。房間昏暗狹小、蚊帳破舊發黃、被褥零亂。“爸爸，省黃埔軍校同學會來看你了。”女兒大聲呼喊著植德英，老人似乎沒聽見，女兒又走上前搖晃著老人，植德英這才睜開眼睛，緩慢地抬起手來，嘴裡含糊地說：“好！好！黃埔的！”
除了這幾個單音節詞，老人已不能再說更多的話了。
植德英，當年曾任國民黨空軍傘兵總隊上尉分隊長，這個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個神奇的特殊兵種。植德英已不能說活，無法接受採訪，我們隻能從他多年前留下的短短自述材料中追尋他曾經的烽火歲月。
日軍侵佔海南后，為了尋找一條救國救亡的道路，植德英考入黃埔軍校，在步科學習。畢業后，英語流利的植德英，經過訓練后分配到原國民黨部隊空軍傘兵三團，任傘兵三團第三營上尉，曾跟隨部隊到廣東、廣西、湖南等地參加對日作戰。
國民黨空軍傘兵部隊，可說是一支精銳之師，由杜聿明於1944年在昆明創建，劃分為一、二、三團，傘兵軍官都是國民黨中級和高級軍事院校的畢業生，一律美式裝備，是以傘降或機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戰的合成兵種，是蔣介石特種嫡系機械化部隊。尤其是傘兵三團齊裝滿員，戰斗力強，曾在對日作戰中屢建戰功。因而，在1945年9月9日舉“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上，蔣介石曾專門調遣傘兵三團全體官兵參加儀式彰顯軍威。我們也由此可見當年植德英作為一名訓練有素，又身經百戰的軍人，該是多麼英氣逼人。
抗日戰爭勝利后，面對內戰，經過幾年抗日浴血奮戰的空軍官兵更生厭戰情緒。而植德英所在的傘兵三團團長劉農畯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帶領全團官兵2500多人在連雲港起義，這支起義的隊伍也成為新中國傘兵的重要力量。
“植老很樂觀，幾年前，植老意識清晰時，每次來探望他，他都會大聲地用英語和我們打招呼。”隨行的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於身患疾病，這幾年植德英健康每況愈下。
起義后，植德英調到南京孝陵衛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訓練部兵器系任連級軍事教員，1952年，被強制回鄉監督管制勞動，隨后，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植德英都首當其沖地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待遇，挨打、游街示眾是家常便飯，其間無辜入獄三次，服刑6年，直到1978年才給予平反﹔1988年4月，69歲的植德英被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到北京出席“原傘兵三團起義三十九周年座談會”，座談會上，老首長、老戰友相見，不勝唏噓，既感嘆這一生坎坷不平，又慶幸起義迎來了新中國。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植德英老人隻有一位女兒，由於過去長期受植德英牽連，植老女兒讀書少收入低，生活水平也不高，老人不僅居住環境差，而且醫療、日常保健更是難以保証。
“父親95歲了，年老多病，每天要大量服藥，藥費支出已是我一個沉重的負擔。”
面對桌上大大小小的藥瓶，植老女兒一臉憂心。
鐵路局長潘文海的沉浮人生
和植老一樣讓人感慨的還有94歲的黃埔軍校老人潘文海。
潘文海是文昌抱羅人，現跟隨弟弟潘文潮住在海口大英山一裡一套民房內。6月20日上午，見到潘老時，他正坐在輪椅上，低頭看報紙。
日軍侵佔海南后，他和所有熱血青年一樣，也渴望著上前線打日本。於是，他從海南逃到廣東，考入了黃埔軍校。他離開海南時，父母健在，幼小的弟弟潘文潮尚在蹣跚學步。
然而，一去經年，幾十年后，重見親人時，父親大去，母親衰老，弟弟已長大成人、娶妻生子。而他一生，大起大落，備嘗艱辛與屈辱。
長期孤身獨處的潘文海雖然記憶仍很清晰，但聽力、語言組織能力嚴重退化，採訪時需將問題用筆大大地寫在紙上，他再用筆簡短作答，或者偶爾含糊地咕噥幾句，而且不同的問題，往往重復同樣的答案。因此，採訪起來非常困難，也很難准確勾描出潘老的坎坷人生。
日本侵略者佔領海南，正在讀書的潘文海一腔熱血，想到島外尋找抗日力量。他跑到了廣州灣，從老百姓嘴裡打聽到有一所學校專門培養抗日軍官，於是，潘文海報考了黃埔軍校，成為黃埔軍校四分校17期24總隊學員。潘老說，當時報考黃埔軍校的海南人特別多，他那一期的學員就有20多個海南人，他在學校認識了陳家政、張彥珠等老鄉。
“為了打跑日本人，我在學校努力學習軍事技術，無論文化課還是軍事課，成績都很出色。”畢業后，成績優異的潘文海首先被選入南京總統府工作，成為蔣介石總統府衛兵。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鐵路網極不發達，僅有幾條鐵路的戰略位置就非常重要，承擔著為抗日各戰場輸送軍隊及軍需品，搶運機器、設備和技術人員到后方，保証外援物資的輸入等繁重任務，保衛鐵路安全就是極其重大的任務。於是，潘文海被委以重任，從總統府調到國民政府南京鐵路警察局任巡官。潘文海也於此時娶妻生女。
抗日戰爭勝利后，解放戰爭打響，眼看國民黨軍隊接連打敗仗，同僚勸潘文海一起逃往台灣，但潘文海不願意離開妻女和家鄉。他想辭官回海南，途中被解放軍部隊擒獲，然后送到黑龍江佳木斯勞改。為了保全妻女，潘文海主動與妻子離婚，此后終身未再娶。
此后，潘文海一直作為被捕的國民黨軍官在黑龍江勞改長達20多年，直到改革開放后，他的境況才慢慢好起來。
“哥哥去勞改后，寫信回家，終於和家人取得了聯系。”潘文潮說，哥哥一直過得很窮困，曾寫信回家要錢，但當時家裡也窮，就給他寄了幾塊錢。潘文海過去的一位關系親密的同學王光中逃往台灣后，又從台灣去了美國生活。改革開放后，他想方設法與潘文海取得聯系，還匯回1000美元救濟潘文海。
1962年，潘文海經組織允許，請假一個月回鄉探親。幾十年未回家鄉，近鄉情怯。當潘文海根據信上地址，敲開茅屋門時，迎接他的是一位個子高高的年輕人，兩人相對無言良久，最后，潘文潮怯怯地問：“你是大哥潘文海嗎？”兄弟相認，抱頭痛哭﹔母親許瑞香聞聲出來相迎，忍不住老淚縱橫，潘文海跪拜母親，得悉父親早已去世，更是悲從中來，三人哭成一團。
改革開放后，潘文海的境遇才稍有好轉，被轉為建筑工人。他去尋找失散多年的妻女，妻子已嫁作他人婦，更不願他與女兒相認。潘文海黯然回到單位，孤身一人生活，直到1980年退休，弟弟潘文潮念及哥哥孤身一人在黑龍江，無人照顧，寫信叫他回海南定居。
如今，潘老雙腿重疾，不能行走，隻能坐在輪椅上，他越來越沉默寡言，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報紙。
記者問潘老有什麼願望，他說有兩個願望，一是希望看到祖國統一，一是希望社會能給他一些幫助。因為他退休工資不高，身體又多病，給弟弟一家人帶來很重的負擔。他這一生沒有為家庭、親人做貢獻，反而一直拖累親人，很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