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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日前，《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一書多語種版出版發行。該書由中央編譯局翻譯，用英、法、西、俄、日、阿6種語言，第一次系統地對外介紹了習近平同志關於中國夢的重要論述。
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一項艱巨而光榮的使命。借助這項工作，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歷程與成果、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成效與經驗，准確而清晰地展現在世界面前。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中央編譯局，就有一群人為此默默奮斗、傾力付出。和本報2011年連續報道並產生強烈反響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群體一樣，他們也是一個“不辱使命、創建功業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體”，也在書寫著“一群人、一輩子、一件事”的壯麗史詩。讓我們走近他們，記錄他們，向他們獻上一份敬意與禮贊！
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可缺席﹔中國理論走出去，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及其他重要文獻勢必先行。
近百年前，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並將其根植於中華大地，從此，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一幅波瀾壯闊的圖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展開。
世界開始尋找“紅色中國”崛起的密碼﹔中國也積極展現自己的理論體系，與世界溝通。
阻礙溝通的第一道牆，是語言。有一群人，用勤勞和智慧，把中文文獻轉換為各種文字傳遞出去。他們在中國理論與各國讀者之間架起橋梁，也擦亮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不滅燈盞。
很少有人感受到中央編譯局對外翻譯群體的存在。數十年青燈黃卷、字斟句酌﹔幾代人前仆后繼、默默奉獻。和一項永恆的事業風雨同行，他們用信念與恆心，詮釋出一種別樣的偉大。
“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
——“毛著室”誕生，《毛選》熱掀起
當新中國如日出東方躍上國際舞台，一股“毛澤東熱”應運而生。
“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正像埃塞俄比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傳遞出的信息一樣，毛澤東著作影響著許多國家和個人——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德國前外長費舍爾……這一切，離不開我國長期開展的毛澤東著作對外翻譯工作。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便有部分毛澤東著作譯本傳播到海外。1950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開始翻譯毛澤東著作俄文版。主要譯員除了蘇聯哲學家尤金、蘇聯駐華使館翻譯費德林，還有中央編譯局首任局長師哲。
最先定稿的《實踐論》，於1950年12月在蘇聯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上發表。
1953年，莫斯科大學中國歷史系學生楊蘊華讀到了《實踐論》。這位始終以“寧波人”自居的中俄混血兒被深深打動。“毛澤東思想讓我激動、自豪。翻譯水平也高，就像是毛澤東面對面地用俄文和我交談。”
6年后，楊蘊華隨中國丈夫回國定居。不曾想到的是，一年后，她也和毛澤東思想有了交集，從此與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事業再未分開。
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問世，中央決定“集中力量出好《毛澤東選集》的英、俄、法、西、日等外文版”。當年5月，英、俄兩個語文組率先組建。英文組組長是著名翻譯家程鎮球、徐永瑛，俄文組組長則由被稱為“沙漠裡的駱駝”的翻譯家、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姜椿芳擔任。
時值中蘇關系破裂，《毛選》俄文版翻譯困難重重。姜椿芳開始千方百計網羅人才。在他的努力下，李立三夫人、俄語教育家李莎，外文出版社蘇僑翻譯伊科尼科夫等權威專家都加入進來，為《毛選》俄文版貢獻力量。
在此期間，一批批蘇聯學成回國的優秀人才陸續加入這個團隊，林伯渠之女林利、烈士之女歐陽菲就是其中的代表。
工作條件十分艱苦。“沒有電腦，專家們都是手寫，還常改得很難辨認。我們就一遍遍轉抄、校對、油印。一天下來頭昏眼花，渾身油墨。”時年24歲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生姜桂華，在《毛選》第四卷英文組開始了翻譯生涯。
就這樣自力更生、精益求精，到1964年，翻譯組不但完成了四個語種的《毛選》第四卷翻譯，還修訂出版了《毛選》一至三卷。其間，在姜椿芳、中聯部負責人伍修權等的提議下，1962年4月，我國第一個從事中譯外工作的常設機構——毛澤東著作翻譯室誕生了，歸屬中央編譯局管理。“臨時編譯小組”的很多成員留了下來，從此有了自己的大本營。
“陣地交給了我們，絕對不能丟”
——態度嚴謹，工作忘我
從踏進對外翻譯領域的第一天起，西班牙語翻譯家徐宜林就深知這項工作的難度。
“從大學外語本科畢業，到成為一個合格的中譯外人才，起碼得10年。”這10年尤其需要磨煉的，是堅定的政治性、對中外語言的熟練掌握，以及對語言背后文化歷史、風土人情的了解。
為保証譯文質量，集體作戰是最好的選擇。“毛著室”成立不久，就對編譯流程做了嚴格規定：初譯、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國專家通讀、改稿、統一、集體討論、解決疑難……十幾道工序環環相扣，毫不苟簡，有時一份稿件要修改十幾次之多，必要時還請來有關方面的專家，對寫作背景、具體名詞進行答疑。
“有一次討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俄文稿，爭論了兩天也沒有統一意見。例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怎麼譯？姜局長帶著我們十幾個人，去中聯部王稼祥家中找他討論，一直到深夜，才改定全文。”曾參與《毛選》四卷編譯的楊秀琴回憶。“針鋒相對”“土圍子”“摘桃子”等譯法，也是在多次討論后確定下來的。
“這種精雕細刻、反復推敲的嚴謹作風，是《毛選》翻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也貫穿了之后每一項翻譯工作。”作為《毛選》翻譯親歷者，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尹承東感慨道。
令日語翻譯家陳弘自豪的，是中日翻譯界的一次競爭。“1982年，日本開始翻譯《鄧小平文選》，我們得知后，爭分奪秒和他們競爭。兩邊譯本出來后，日本NHK廣播鄧小平語錄時，選了我們的譯本，因為我們的更權威、更准確。”
高質量的成果背后，是一個個全心奉獻的動人故事——
掌握法、俄、英、日、西數門外語的陳用儀，每次遇到難題，都能給出意見，被外國專家稱為“sabio”（智者）。由於夫人身體不好，他每天除了繁重的翻譯工作，還要承擔大量家務。在排隊買菜的間隙，他仍捧著字典，反復記誦。
蔡同廓長期患有高血壓、心臟病，但始終帶病堅持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退休后還主動回來繼續翻譯。
“有時遇緊急任務集體住招待所，幾乎每晚都工作到12點之后。夜餐隻有一碗面條，偶爾加個雞蛋，大家就喜出望外了。”尹承東回憶。“為什麼這麼投入？這是黨和國家的事業。陣地交給了我們，絕對不能丟。”
“讓報告駕著電波，傳向世界”
——會議場上的翻譯尖兵
1979年末，中央做出指示：不僅毛澤東著作，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都要譯成外文。於是，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這些領袖人物的著作陸續被翻譯、推介。
1982年，毛澤東著作翻譯室改名為中央文獻翻譯室（1994年改稱中央文獻翻譯部）。在此前后，另一副重擔落在了翻譯家們肩上——將歷屆黨代會、全國兩會文獻等及時譯為多種外文，向海外介紹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最新成就。
與著作翻譯相比，這項任務時間更緊、強度更大，政治性和高要求卻絲毫不減。
“比如兩會，我們要在會前20天左右開始集中翻譯各種相關文獻，春節基本上沒休息過，都是加班加點、沒日沒夜地干。”文獻部原主任邊彥耀回憶。
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召開。10月15日，由79人組成的7個譯文組便開始集中作戰。其中，文獻部成員佔了三分之二。首先翻譯大會報告。這是整個任務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修改次數最多的一項。整整一個月精耕細作、反復推敲，終於完成。緊接著，黨章和黨章修正案說明、閉幕詞及三個決議、總書記記者會講話、中央新的領導機構成員簡歷……大會勝利閉幕，翻譯組的工作才算圓滿結束。
每次的中央文獻中都會包含大量新內容、新詞匯。如何把這些“前無古人”的中國特色表述精准譯出？“小康社會”“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打鐵還要自身硬”……看似簡單的表述，都要多查多問，反復推敲，力求找到最佳方案。
在法文處翻譯家施康強看來，正是這種“既堅持原則性保証准確，又兼顧靈活性大膽創新”的作風，才使文獻翻譯的“急就章”同樣經受住了大會代表、眾多記者、各國讀者的檢驗，“因為精准暢達而備受好評”。
黨和國家不會忘記他們的辛勞。“他們是我國優秀的翻譯工作者，是我們黨的寶貝。他們是新時代的老黃牛，向他們致敬，給他們請功！”中央的高度肯定，是他們繼續前行的不竭動力。
“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樣了解中國，熱愛中國”
——翻譯隊伍裡的外國友人們
20世紀70年代，東京街頭。一位衣著簡朴的日本男子正在叫賣《人民中國》《北京周報》，並向圍觀者介紹新中國。這位將中國視為靈魂故裡的中年人，叫作川越敏孝。
二戰期間川越曾因強制征兵來華參戰，戰后，深感懺悔的他留在中國，從事毛澤東著作翻譯工作。正當他對這個友善而正直的民族感情漸深時，卻因“文革”被迫回國。1975年，川越接到北京發來的邀請，毫不猶豫地重返中國，成為編譯局的第一位日本專家。此后，他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翻譯事業，直到2004年以83歲高齡離世。
“川越改過的譯稿經常‘滿篇紅’，我們受益匪淺。”憶及當年，陳弘感慨萬千。“外國專家把關很嚴，他們的貢獻不容忽視。”
早在20世紀五六十時代，愛德樂、柯弗蘭、夏庇若、愛潑斯坦、李敦白等外國專家便參加了中國的文獻翻譯工作。當年在愛德樂指導下翻譯《毛選》四卷的情景，姜桂華至今難忘。“愛德樂很民主。當大家不贊成他的意見時，他就去查字典，發現錯了，就坦率承認，還總幽默地說‘字典不支持我’。”
如今，在中央文獻翻譯部工作的外國專家更多了。比如，來自美國的康靈童、日本的吉田陽介和英國的朱義豪，他們不僅認同中國文化，還都迎娶了中國妻子。
在編譯局工作十余載的康靈童認為，現在中國領導人的視野更加開闊，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清晰，他們的政治理念也更容易為外國人所接受。“習近平的演講，有一種語言的魅力。他提出的‘中國夢’令人感動。”
吉田剛到編譯局兩年，就已結交了不少朋友。“現在中央文獻翻譯工作越來越難了。比如，政府工作報告的專業性越來越強，也囊括了更多的傳統文化。我正在努力學習，提高翻譯水平，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樣了解中國，熱愛中國。”
“80后”朱義豪在文獻部下設的《求是》外文翻譯處工作。“局裡人人都是工作狂，我也是。”他每晚都帶著工作回家，從讀者角度反復朗讀譯稿，看是否還有可改之處。“這個工作很有挑戰性，不少文章都有大段長句的表述，需要先解構再重構，既要忠實原文，又要傳神。”朱義豪說。
“物質上的滿足，抵不上把中國說給世界聽的榮耀”
——代代堅守，薪火相傳
1987年7月，卿學民從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時，正值改革開放高潮時期，外語人才供不應求。不少同學去了公司、旅行社等高收入單位，而他則懷揣當一名翻譯家的夢想，來到了中央編譯局。
“雖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備，但工作比想象中更寂寞清苦，我們翻譯的東西都不署名，很難找到成就感。”卿學民也曾有過放棄的念頭，但老專家們無私奉獻的精神很快感染了他。自此，“冷板凳”一坐就是27年，從一名新手成長為文獻部副主任。
1995年，初到中央編譯局的李鐵軍正趕上一項艱巨任務——趕譯我國即將與俄羅斯合作出版的30萬字的《江澤民文稿》。“初出茅廬，我就被帶上前線。我的譯稿經常被老專家改得慘不忍睹，但現在想想，那是最好的鍛煉。”
那段時光令李鐵軍終生難忘。工作之余，大家用俄語交談﹔散步時，老專家特意講俄語笑話來培養年輕人的語感。“甚至連做夢都在翻譯。”李鐵軍說。
年輕人正懷著信仰成長起來。他們團結奮戰的精神，一如當年。
2013年，中央編譯局在原有5個語言翻譯處的基礎上，增設阿拉伯語和德語翻譯處。
2013年12月初，中央編譯局接到任務——將3萬字的《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譯成6種語言。文獻部全體同志加班加點，經過一個多月奮戰，終於不辱使命。年輕的翻譯家們發揮了中堅作用。
“為了使外國讀者准確理解‘中國夢’，在經有關部門認可后，我們還在題目、內容等方面採用了適合西方閱讀習慣的譯法。”英文處副處長王麗麗說。《摘編》多語種版面向世界發行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機構和人員多次來信來電索書。中國形象和中國夢想，借由准確的譯文，愈發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同樣，他們的其他譯作也已成為各國政府及研究者的首選讀本，常有國外學者表達肯定——“你們的譯文讓人放心”。而他們並不因滿足而停歇，繼續為多語種譯介黨和國家新的重要文獻努力工作。
“中央文獻對外翻譯是中央編譯局的基本職責之一。在當前新的形勢下，這方面工作面臨著新的任務和要求，我們將不斷拓展工作范圍，加大工作力度，積極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對外傳播，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中央編譯局局長賈高建表示。
燃燒自己、奉獻國家，是這支“殿堂級的翻譯隊伍”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文獻部西語處青年翻譯胡玥寧感受深切：“在大家心裡，物質上的滿足抵不上一次翻譯工作的突破，抵不上把中國說給世界聽的榮耀。”
是榮耀，更是使命。今天，隨著新一輪“中國熱”的掀起，對外翻譯團隊更感肩上職責之重。他們的心跳，永遠和祖國律動的脈搏節拍相合﹔他們的精神，已經隨中國智慧的傳揚載入史冊。（記者 王斯敏 王 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