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王潤 劉笑非
6月11日，海南省文昌市東閣鎮鰲頭村村民邢鋒（右）在幸存者楊應庄老人家中搜集屠殺慘案証據。新華社發
在文昌東閣鎮金牛流坑村，日軍軍官下跪的雕像被放在遇害者墓碑前謝罪。陳元才 攝
在日軍佔領海南的年代，海南各地都曾發生過村民遭日軍任意屠殺的慘案。慘痛的記憶，在海南各地的很多村庄依然存留。
侵瓊日軍在那個年代，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給當年的人們留下了巨大的創傷。
無辜的百姓命喪日軍刀槍之下，無數的家庭從此破碎，無數的親人從此陰陽相隔，無數的幸存者在未來的歲月中背負著沉重的痛苦，存活在往后的歲月中。
時隔幾十年后，在海南的很多村庄，活躍著一批不遺余力收集當年日軍罪行証據的幸存者及其后人。他們的心願，是希望讓這片土地上的年輕人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最為沉痛的歷史。他們中的有些人，還准備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討個公道。
文昌鰲頭村：訴訟准備進入最后階段
對文昌市東閣鎮鰲頭村人邢鋒來說，每天最重要的除了工作外，還有整理大量的証據和翻看海量的法律信息。為了3年前母親去世前的囑咐，邢鋒一直在為針對當年日軍罪行起訴日本政府而積極准備。
邢鋒的母親楊春花是1943年“鰲頭慘案”的幸存者。2011年，母親臨終前抓住邢鋒的手，囑咐他一定要為當年冤死和幸存的同胞討回公道！
每次見到邢鋒，總能感覺到他身上有永不枯竭的活力——每天在工作之后，他還會盡力籌備著為鰲頭村屠殺受害者討還公道的工作。
“現在訴訟准備的進展非常順利，已經有律師事務所願意無償幫助我們，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同時還有一些企業願意提供資金支持，說明這件事在社會上還是引起了很大的關注。”經過幾年准備，籌備終於進入了最后階段，邢鋒格外興奮。他似乎已看到了一絲曙光。
但實際上，邢鋒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在媒體報道了鰲頭村要為屠殺遇害者討還公道后，好多人給我打電話，都是希望能夠聯合起來，畢竟人多力量大，但也增加了工作量。”邢鋒說，根據律師建議，要正式提起訴訟，要先將當年屠殺事件發生后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具體量化。丈量房屋、計算損失、挨家挨戶統計、搜集遇害者名單，工作量之大，常人難以想象。
“不僅是文昌，萬寧、保亭、陵水等地的日軍暴行受害者也聯系到了我，他們殷切地希望能夠為他們吶喊一聲，其實作為受害者的兒子，我最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邢鋒說，他會盡量聯系更多的人，將資料、証據做周密統計，然后提交給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隻有先過了省內這一關，我們才能繼續完成受害者的夙願。”
而讓邢鋒越來越有信心的，還有目前的國際大環境。“日本政府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法案，在這個時候進行訴訟，揭露日軍在海南的暴行，更有利於輿論站在我們這一邊。”邢鋒說，不論是他還是健在的幸存者，都對日本政府的態度十分憤慨，就更要把這個官司打到底。
對於邢鋒所做出的努力，海南文史專家、對於日軍侵瓊歷史有著多年研究的符和積認為，這對揭發日本戰爭罪行以及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是極其有利的。“無論訴訟成功與否，一來能夠給當年的受害者以心靈慰藉，再者能夠激發更大的社會關注。”符和積說，隨著健在的親歷者越來越少，有可能一些歷史還未被發現就淹沒在長河中，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希望有更多的民間正義之士加入到這個行列裡，發現歷史、傳承歷史。
瓊海長仙聯村：曾嘗試訴訟卻不被重視
“我們村每年三月初一都會到這裡祭拜當年遇難的村民。”站在位於中原鎮燕嶺村的“三·一”慘案遇難者公墓前，80歲的曹靖神情變得黯然。他理了理今年公祭日時公墓前殘留的香燭，目光掃向了公墓中兩個碩大的墓塚，“這裡面埋了七百多人啊。”
1945年4月12日，農歷三月初一，駐扎於此的日軍以驗“良民証”的借口將附近長仙聯村的村民誘騙至此，全部殺害並就地掩埋。同時，另一隊日軍還在長仙聯村實施“三光”，曹靖就是當年“三·一”慘案的幸存者。
“我聽當年的老人說，鬼子將大部分的村民們誘騙至他們燕嶺村的駐地，之后將村民們幾個捆成一塊，輪流拉到一片空地裡殘忍殺害。”當年還年幼的曹靖后來從老人口中得知當時的情景，“兩個日本兵從早上殺到黃昏。他們讓鄰村的村民挖好兩個深坑，殺掉的村民就往坑裡丟。到最后，這兩個日本兵也累了，就干脆隨便在村民身上刺幾刀，便推進坑去。”根據老人們的回憶，當時很多村民被推進坑裡的時候還活著，“那時候這坑裡的活著的人哭喊了幾天幾夜才死去……”這樣慘烈的情景深深刻進了曹靖的腦海，每次提及此事，淚水充滿了老人的雙眼。
“這些年總有個日本人來找我們，又是拍照又是攝像的。但這麼多年了，日本也沒給我們一句道歉的話。”74歲的歐宗柳身上14處的刀疤，就是在69年前的那個早上留下的，他2歲的妹妹死於日本兵的刺刀之下。老人所說的日本人是多次來瓊搜集日軍侵瓊証據的日本學者佐藤正人。
為了紀錄這段歷史，曹靖在退休后回到村子，開始收集幸存者的口述資料，並收集成冊——《日本法西斯“三光”政策罪行錄》。
1990年代曹靖也曾想過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但當他拿著自己整理的材料找到瓊海市法院和政府有關人員時，卻因種種原因被退了回去。“我現在根本不知道應該到哪裡去提起訴訟。” 由於缺乏法律人士支持和資金支撐，曹靖最終放棄訴訟嘗試。
萬寧月塘村：書信提出賠償訴求無果
“雖然村裡的年輕人都知曉那段歷史，但是隨著幸存的老人陸續去世，對於那時候的事，大家說得是越來越少了。”自1990年代開始，萬寧市萬城鎮月塘村村民朱振華開始意識到，隨著歲月的推移，年輕人會漸漸忘卻那段村庄曾經被日軍血洗的恥辱歷史。1994年開始，朱振華便陸續走訪村裡的幸存者，記錄了近60名幸存者、遇難者家屬的回憶，收集成《血和淚的記錄》。
1945年5月2日上午，月塘村有223名村民遭到日軍的屠殺，190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無法醒來。老人們回憶，那天下午，日軍撤退后，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死難者的鮮血，被雨水沖刷匯聚，流進村裡的兩口大水塘中，染紅了整個水塘。
1994年，在朱振華的牽頭下，月塘村村民們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訴求，要求日本政府針對當年日軍對月塘村村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國際社會進行公開道歉，向幸存者、死者家屬賠償損失，並在月塘村建立一座死難者紀念館。“當時我向日本的內務大臣、外交大臣等寄去了賠償請願書，但隻有一個人給我回了信，答說他們並不知曉這個事情。”在這20年裡，朱振華屢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訴求，卻一直沒有回應。“等這本書完成后，我們就准備聯名起訴日本政府，要求他們進行賠償。”朱振華從包裡掏出打印訂成冊的《血和淚的記錄》，“當年日軍對我們村造成的傷害，必須要有所道歉！那段歷史，我們不能忘記！佐藤正人先生也要給我們介紹律師免費幫助我們打官司。”
朱振華所提到的佐藤正人，是研究日軍侵瓊歷史的著名日本學者。他多年來數次到訪海南，走訪曾經受害的村庄。早在2001年，海南慰安婦赴日訴訟時，佐藤正人就與同伴一起到現場支持。現在，邢鋒和朱振華的訴訟准備工作都獲得他的支持。
“我們需要強有力的証據來支持這次訴訟，比如遇害者名單，這是最直接、最強有力的証據，希望號召所有有意願赴日訴訟的人都盡量將名單落實，這樣才能在道德上讓日本政府一敗涂地。”佐藤正人的日語翻譯邢越說，幸存者越來越少，時間就越來越緊迫，必須趕在歷史的車輪前給他們一個交代。
國內日軍侵華受害者對日本提起訴訟紀事
中國勞工對日訴訟
自1995年起，中國勞工在日本法院陸續提起14件訟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業向幸存者或家屬道歉及賠款，但這些案件全部以敗訴告終。
慰安婦受害者對日本政府提出訴訟
1992年，山西老人萬愛花成為對日訴訟的第一位中國“慰安婦”受害者。此后，20年間，山西、海南等地多位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要求賠償，但案件均以敗訴結束。
山西大同“萬人坑”56名幸存者狀告日本政府
2002年，在山西省大同老人李近文發起成立的“大同礦工起訴日本侵華罪行聯絡處”召集下，大同市五十六位昔日從“萬人坑”中逃生的老人相繼加入狀告日本政府的訴訟行列。
重慶大轟炸慘案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
2012年，重慶渝中區、九龍坡區、涪陵區等地重慶大轟炸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發起索賠起訴，要求日方就戰爭傷害道歉、賠償。這15名受害者年齡最大的已經92歲。 （符王潤 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