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元才
文昌市東閣鎮紅星村委會林村， 村民為了紀念在抗戰時期遭受日軍屠殺的村民立起了紀念碑。
文昌東閣鰲頭村86歲幸存者楊愛蘭。
文昌抱羅鎮抱石馬村幸存者謝春梅。
文昌東閣鰲頭村90歲幸存者楊必森。
文昌東閣金牛流坑村幸存者邢谷煌。
文昌抱羅鎮抱錦村委會石馬村，日軍曾在這裡屠村，這棵楊桃樹下是當時屠殺的現場。
72年前，農歷三月初六，日軍在文昌東閣鎮的鰲頭村、金牛流坑村、林村等地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規模屠殺，短短幾天時間，數百名無辜村民慘死在屠刀、槍口之下。如今70余年過去，慘遭屠戮的村庄早已恢復了正常的生活，但國仇家恨卻始終沒有忘記。在這些村庄，村民或立起紀念碑、或在親人墓前豎起日軍跪像，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提醒著后人，這裡有一段不能被忘記的歷史。
農歷三月初六，不是什麼節氣，也或許不是黃道吉日，對多數人而言，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楊桃樹、青瓦房、水井口，也不過是海南農村常見的事物。但對於文昌市東閣鎮的鰲頭村、金牛流坑村、林村等地的許多村民們來說，三月初六是一個永生難忘的日子，楊桃樹、青瓦房、水井口則是讓人想起即會流淚的場景。
72年前，農歷三月初六，日軍在這些村子裡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規模屠殺，短短幾天時間，數百名無辜村民慘死在屠刀、槍口之下。
72年后，生者緬懷，死者卻不能安息。
難忘那一年三月初六
午飯后，躺在吊床上，呼吸著新鮮空氣，抽上一支煙，是東閣鎮鰲頭村90歲老人楊必森習慣了的生活方式。時隔多年，點燃一支煙的動作對老人來說還是有點困難。雙手嚴重殘疾，隻剩下七根手指，是72年前那場劫難給老人留下的傷疤，回憶起當時的場景，老人忍不住哽咽。
“那年我19歲，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參加了革命。三月初六，地瓜熟了，我回家幫著媽媽收獲，沒想到就是那天早上，漢奸帶著日本人到村子裡來了。”楊必森老人的語氣很平和，回憶裡的三月初六就像昨天。看見日軍進村，楊必森藏進了家裡挖好的地洞，卻被日軍抓了出來。回到地面上，村裡已經四處燃起了大火，楊必森被推進火裡，忍受著肉體灼傷的痛苦和周圍日軍肆意的大笑。“晚兩分鐘，我恐怕就堅持不下去了。”楊必森說，活下來，代價是全身嚴重燒傷、雙手落下終生殘疾。
隨后的幾十年裡，楊必森吃著百家飯、穿著百家衣，唯一不變的是身體的傷痛和內心的憤恨。“我要找日本人討回公道！”老人說，傷疤每痛一次，這個願望就愈發強烈。
同村的楊愛蘭老人，今年85歲，仍住在鰲頭村。72年前的那一天，楊愛蘭和其他十幾名村民一起，被關在一間狹小的廚房中，等待著死神降臨。“大人們意識到了生命危險，將3個小孩藏在簸箕底下，我則用廚房裡的柴刀割斷繩子逃了出去。”楊愛蘭說，再回到村裡時，那間廚房已經燒成了一片廢墟，曾經親密的親人，已化作焦炭。“一帆風順、出入平安”老人家門口的祝福，仿佛是對她僥幸逃生的注解。
同樣幸運的，還有她的的妹妹楊愛珍，雖然當年隻有4歲，但老人胸口兩條傷疤，讓她沒辦法忘記那一天。“刮起北風心口就會痛，聽姐姐說起那天的景象，我也會跟著流淚。”
當天，鰲頭村43名村民死於非命，一個月時間裡，共有73名村民永遠地離開了親人。楊愛蘭老人說，這麼多年了，她隻想要一句“對不起”。
楊桃樹水井紀念碑訴說死者冤屈
臨近鰲頭的金牛流坑村，在同一天，亦慘遭屠戮。“村裡有一棵楊桃樹，樹下曾有一塊青石板，是村民們喜歡納涼談天的地方。”80歲的邢谷煌，這位如今唯一健在的屠殺幸存者，經歷過那場屠殺，青石板下血流成河的景象，讓人閉著眼睛也能記起。
“38條人命，一上午時間，就在楊桃樹下，全沒了。”邢谷煌說，當年8歲的他，被大人們馱著從房頂逃脫，一路奔向村后的樹林，慘叫和火光讓他一直沒敢回頭。而數天之后在踏上這片土地時，迎接他的是遍地焦土和不再動彈的尸體。
同樣幸存的，還有10歲的邢春蘭，大難不死的她被日軍在全身上下捅出七個血窟窿，但幸運的老人活了下來，后於2001年去世。據她留下的回憶，村裡的男女老少被日軍以辦“良民証”的名義集中在村民姚啟山家，等待著殘暴的日軍交給他們一張護身符，但良民們等來的卻是冰冷的刺刀和滾燙的槍口。“少女被輪奸后殺死，姚啟山家的房子關著數十人，澆上汽油后全部燒死，被虐殺村民的喊叫聲鄰村都能聽見。”根據老人的回憶，村民邢谷東整理出了當天的慘狀，令聞者汗毛豎立。
等到海南島抗戰勝利那一天，曾經有300多村民的金牛流坑村，隻有不到40人回家。
今年83歲的林鴻通，也曾經歷過這一切，他的家在林村，距離金牛流坑村不過幾百米之遙。林村村口有一口水井，，林鴻通小時候，時常下井玩耍，直到1942年農歷三月初六，林村也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11歲，還是懵懵懂懂的年紀，日本人讓我們10個孩子去井邊取水，等我和姐姐到了井口，已經有一個孩子被刺死后推進井裡。”林鴻通回憶到，由於小時候時常下井玩耍，還沒等日本人動手，他就跳進井裡。
最終，林鴻通和姐姐林月英幸存了下來，在他們腳下，是另外8個孩子的尸體。在當天的屠殺中，共有72名村民死於非命，全村24戶人家中，有9戶從此消失。
那口供養村裡人生活的水井，如今依舊在哺育著林氏的子子孫孫，隻不過在不遠處，三座孤零零的墳塋，三塊紀念碑，訴說著死者的冤屈與不甘。
國仇家恨 幸存者盼討還公道
其實不僅僅在東閣鎮，羅豆、抱羅、重興、南陽，發生過文昌民間所說的“四大慘案”，並得到文昌市委黨史研究室、文昌地方志辦公室的証實。
今年94歲高齡的謝春梅老人，就住在抱羅鎮上，兒孫滿堂讓她盡享天倫之樂。老人老家離鎮上不遠，就在5公裡外的抱錦村委會石馬村，但那裡卻留下了老人一直不願意回想的記憶。
1942年正月十六，22歲的謝春梅起了個大早，但她看到的卻是超過100名全副武裝的日軍進入村裡。“日本人的第一次屠殺，我帶著兒子躲過了，沒想到正當村民們回村裡，日軍真正的屠殺才開始。”謝春梅老人回憶，當時日軍將村民們集中在楊桃樹下，正准備用機槍掃射，老人下意識逃跑，卻被擊中腿部，隨后凶殘的日軍又在她身上補了7刀……
等老人醒來已是傍晚，此時已經有172名村民失去生命。老人說，每當回憶起當年的場景，總是不寒而栗，以至看到電視裡的抗日劇，就會觸及老人心中的痛。
如今七十余年過去，慘遭屠戮的村庄早已恢復了正常的生活，但國仇家恨卻始終沒有忘記。近幾年，在石馬村每年都會公演抗戰瓊劇緬懷先人。在文昌其他地區，村民或立起紀念碑、或在親人墓前豎起日軍跪像，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提醒著后人，這裡有一段不能被忘記的歷史。
邢鋒，鰲頭村村民、被屠殺的幸存者后代，他正籌備幫助當年冤死和幸存的同胞討回公道，消息傳到這些曾經遭受過苦難的村庄，他們自然而然地響應了邢鋒的行為。“多少年來，就盼望著討還公道這一天。”“賠償我不要，我隻喜歡得到一句真誠的道歉。”“他們要為當年的所作所為負責。”村民的訴求幾乎都一樣，隻求討還一個公道。
而隨著邢鋒工作的進展，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那一天不太遙遠，逝去的靈魂終得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