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陳厚志陪同陳金玉（已故）從美蘭機場乘坐飛機赴北京，准備向來自中日韓的青少年及教師控訴日本侵華暴行。 海南日報記者 李英挺 攝
2005年，黃一鳴在澄邁採訪蔡愛花。
在國內， “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的問題雖一直為公眾所知，但其關注度始終是不冷不熱，海南“慰安婦”幸存者更是長期得不到關注，甚至頂著“日本娘”的污名，
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裡，始終有這麼一群人關注這個群體，他們來自社會各界，用不同的方式，或文字，或影像，或慈善，將她們的故事和聲音記錄下來，傳達給全社會。
張應勇和陳厚志： 海南“慰安婦”事件最早記錄者
張應勇原為保亭政協文史辦工作人員，1996年他寫了篇小說發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當地廣為流傳的“日本娘”。沒想到這篇發表在內部交流讀物上的文學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學生的注意。他不僅請張應勇帶他去見故事中的原型，還向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問金。這些被稱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往事，張應勇決心要搞個明白。
但這項工作卻絕非易事，張應勇長於文字，對攝影並不熟悉﹔而黎族分幾大方言區，有的方言他聽不懂，給調查工作帶來重重困難。況且這一年他已經57歲了，身體並不太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張應勇結識了熱愛攝影的農場青年陳厚志，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和自己合作展開調查，並還特地交了底，“這種事從來沒人碰過，又牽扯到歷史問題，如果不願意做也不勉強。”但陳厚志沒有猶豫，立即答應了，從此開始了兩人合作為海南島“慰安婦”受害者正名之路。
張應勇當時主要負責南林鄉等杞方言區的調查，陳厚志則主要在賽方言區，張應勇負責調查和文字整理，陳厚志則幫忙拍照片和做翻譯工作，由於受害者多數住在偏僻鄉村，有的更是離群索居。要找到她們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受害者都不願回憶當年的慘痛經歷。於是，他們一次次登門，用誠意和耐心感動老人，終於，越來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控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此后，這些調查取証的資料和照片被整理出來，正是通過這些資料，讓人們最早了解到了中國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社會開始關注這個特殊的群體。“日本娘”的污名才從她們頭上洗去。
1997年，“慰安婦”事件有了新的轉機，以北京的康健律師為代表的中日律師團來瓊就海南“慰安婦”問題調查取証。張應勇和陳厚志義務協助中日律師調查取証，希望通過訴訟的方式，幫受害者們討回公道。與此同時，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民間組織、慈善團體、學者、記者也都更多地關注起海南“慰安婦”。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等8名中國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並給予相應賠償。從此開始了長達10年多的漫長訴訟之路。期間，張應勇和陳厚志作為黎語翻譯，曾分別陪同林亞金和陳金玉前往日本東京作証。
2006年，為此耗盡心血的張應勇不幸辭世，身后幾乎沒留下一張像樣的照片。而陳厚志至今仍在為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而多方奔走，從而立之年到年過半百，陳厚志已志願服務海南“慰安婦”幸存者近20個年頭。去年，他獲得第四屆全國道德模范提名獎。
這份榮譽，他當之無愧。
黃一鳴：相機中的故事
《中國日報》海南記者站站長黃一鳴接觸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是在2005年。當時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中國日報》要做一期相關報道，黃一鳴就想到了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相關選題。
查閱資料后他很震驚，全國當時，公開身份的”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有30多個，海南就佔了近一半。此后他一路尋訪，並結識了張應勇，對他后來的拍攝幫助很大。
黃一鳴是一名攝影記者。相較於文字，他更願意用影像的方式講述故事。黃一鳴說，隨著尋訪的深入，他發現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黃一鳴深深“陷”了進去，從2005年開始，他一有空就到海南各地尋訪“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拍攝，一直拍到差不多2007年才完成。當年他出了一本《海南“慰安婦”》的黑白攝影專輯，用圖像和文字結合的方式，向世人揭示這些戰爭受害者被忽視的痛苦，這也是首部關於海南“慰安婦”受害幸存者的影像專輯。
拍攝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黃一鳴告訴記者，“影像的東西它有一個過程，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拍好。如果老人當天沒這個情緒，沒這個狀態，你也拍不出來，況且我們拍的都是上了歲數的老人。”
為此，黃一鳴常去老人家裡，陪她們坐一坐，聊一聊，經常幫老人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如為了尋訪陵水陳亞扁阿婆時，黃一鳴前后去了五六趟，和老人談心，帶老人尋醫看病，贏得老人信任后，才拍下一組紀實照片。就這樣，通過這些點點滴滴的相處，黃一鳴同阿婆們日漸熟悉，能更多地抓拍到阿婆們日常生活中令人動容的瞬間。
讓黃一鳴遺憾的是，他沒想到張應勇去世那麼快。2006年才過了春節，那時書都沒出，人就走了。“張應勇的貢獻很大，是海南最早的研究人。太可惜啦，他去世以后，包括韓國日本，有不少人問我說當時有沒有多拍到他的照片。”
黃一鳴手上隻有一張張應勇的照片，是張生前帶他去尋訪朝鮮籍的“慰安婦”受害者朴來順的墓時拍到的側面照，這也成了張應勇存世不多的照片，最后被黃一鳴放在了他的作品集中。
鐘惠明： 一位香港老人的關懷
鐘惠明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雖然身在香港，但他所負責的惠明慈善基金會卻一直默默地關懷著海南的“慰安婦”事件受害者。採訪中他一再向記者強調，不要用“慰安婦”這個名字稱呼阿婆們，他更希望用“二戰時期的女性受害者”這一稱呼。
鐘惠明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的一名顧問，他祖籍上海，老家的房子同細菌戰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所居之處比較近，因這一層關系，他開始關注到”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方面的問題。他坦陳自己原本沒打算做慈善事業，主要做的是對日索賠。“對於日本人，並不是要他們認錯就算了，而是要叫他賠禮道歉，要做出賠償，還要歸還非法掠奪的國寶。”
鐘先生對“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的了解，主要是通過上海師范大學的蘇智良教授。他告訴記者，原來他知道有這些受害人。2004年鐘惠明得到阿婆們的資料后，就同對日索賠聯合會的馬燕一起，帶著錢來海南慰問“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此后，他們每年一到兩次，每次帶去1000元至3000元不等慰問老人。
回憶起慰問阿婆們的那段時光，鐘惠明有些動情，“算是給她們幫助吧，再買牛奶呀，米呀，或者面粉、水果這樣的東西，有時候甚至買絲巾送給她們，這些老奶奶，雖然有的都80多歲了，但是你給她們絲巾，她們還是很高興的，馬上就把它戴在身上，女性還是很愛美的。”
他告訴記者，現在國家經濟有了好轉，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提高，應該有精力回過頭來多照顧這些老人。“實際上，作為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是欠這些老人的，我們很多地方做得都不足。”他很希望社會有更多的人關注到這一群體，也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能更多地關心這些老人的生活狀況。
郭柯：鏡頭下的另一個視角
《二十二》是導演郭柯新近拍攝的一部紀錄片，這是”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系列紀錄片裡的第二部，第一部是《三十二》。郭柯計劃跑5個地方紀錄老人們的生活，他從湖北拍到廣西，從廣西拍到海南，然后拍到黑龍江，記者打電話採訪時，他已到了最后一站——山西。
說起拍攝的緣由，郭柯覺得有些偶然。前年夏天，微博上一則“中國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生下日本人孩子”的博文深深地吸引了他，讓他產生了拍一個故事片的想法。然后，他去找蘇智良教授，要到了老人的地址。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卻是，與老人的接觸顛覆了他對”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對影視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一直覺得故事片才能讓人感動，但拍了老人的紀錄片之后，他認為紀錄片才是最感人的，因為紀錄片中展現的一切都是真實的。
另一個視角，是郭柯的紀錄片最大的特點，也是他拍攝的初衷——展現老人們的另一面。郭柯說他不想不停地提及老人們曾經受到的苦難。他覺得，他拍的片子不應只是單純地去控訴。用老人們的經歷去表達一個控訴的主題，對於郭柯而言，視角太狹窄了。
郭柯希望展現在觀眾面前的，不是老人們悲苦的過去，而是她們積極的當下。他提到《三十二》裡面的那個老人。那位老人曾經說過，世界那麼美好，我為什麼不活下去呀。老人們對生活積極的態度讓郭柯震撼，他覺得她們的身上有一種強大的力量，能夠鼓舞人心。
“我不想表達她們的悲慘，畢竟曾經也有人做過了，我再去做重復的事情就沒有意義了。我看到的是她們樂觀、積極的一面。我覺得這更有力量的。”
郭柯在6月份的時候來到海南進行拍攝。與阿婆們的相處，讓他收獲頗多。相處久了，他同阿婆們的感情也越來越深。他在拍攝期間，每天都會去見李美金阿婆。阿婆給他們劇組做飯吃，然后還給全劇組包了粽子。
他也幫助老人們。比如有的老人得了風濕，就給她買藥，然后幫老人把米缸弄滿，給她們買日用品。有些老人的床不好，就換成新床。有的老人行動不方便，就買一把輪椅。“關鍵是了解她的現實情況，然后‘對症下藥’幫助她們。”
然而，在這次海南之旅中，郭柯也有一個遺憾，那就是鄧玉民阿婆的去世。他在春節的時候，曾來過海南看望鄧玉民阿婆，5月份的時候又來了一次，但當劇組6月份來海南拍攝的時候，阿婆卻去世了。
他原計劃是在4天之后，就要拍鄧玉民阿婆，但就差那麼4天，阿婆就去世了，沒有拍到。他還買了一把輪椅准備送給阿婆，也因這個原因最終沒能送成。最后，他將這把輪椅送給了黃友良阿婆。
他在海南主要是拍了兩位阿婆，一位林愛蘭，一位李美金。郭柯拍完片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阿婆們最需要的是身邊人的陪伴，陪她們聊聊天，說說話。他說，這部片子拍完后，他不會再去觸痛她們，將來每一年去看她們一次，就是對她們最大的幫助。（記者 邵長春 實習生 周川又 特約記者 黃青文 通訊員 張勸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