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館中國壯士群雕廣場豎立著現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二戰題材雕塑群。圖片由建川博物館提供
盛夏時節，舊式公館林立的川西安仁小鎮，綠樹成蔭，空氣清新。這座曾經是劉湘、劉文輝等川系軍閥發跡地的千年古鎮，似乎與戰爭抑或戰爭記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就在距離劉氏公館數步之遙的古鎮一角，便是匯聚了兩萬多件抗戰文物的建川博物館。今年“8·15”前夕，侵華日軍罪行研討會暨建川博物館新征侵華日軍罪証發布會在此舉行，我們近距離探訪了這座享譽海內外的“中國民間第一抗戰紀念館”。
歷史在這裡復活
“我們收藏的抗戰文物中，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就有319件。”
Fragment of a Bomb That Hit Standard Oil Storages Shanghai－September 1937（轟炸標准石油公司倉庫的彈片，1937年9月，上海）。
已經泛黃的紙片，牢牢地貼在彈殼碎片上，上面的文字無聲地控訴著侵華日軍的罪行。
“這可能是唯一一塊能夠確認是淞滬會戰時日軍的炮彈彈片。”館長樊建川告訴記者，彈殼最初的保管人，是美國的希爾少校。抗戰時期，他是美國的情報人員，在上海的美國標准石油公司上班，淞滬會戰期間，日軍一枚炮彈落在了他們公司。
這枚彈片，是7月27日建川博物館向社會最新公布的侵華日軍罪証之一。這一批公布的反映侵華日軍罪証實物和文字資料有近500件（套），其中不少是日軍和日本當局制作和使用過的，從各個方面佐証了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對我國的殖民統治、資源掠奪等罪行。
這批承載著歷史記憶的特殊文物，將於2015年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在建川博物館“侵華日軍罪行陳列館”正式開館時展出。此前，建川博物館已經開放了5個抗戰主題展覽館（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川軍抗戰館、飛虎奇兵館和不屈戰俘館）和2個抗戰主題廣場（中國壯士群雕廣場和中國抗戰老兵手印廣場），形成了一個豐富的抗戰紀念館體系。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15’戰敗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達14年之久，犯下了累累罪行。目前，我們已收藏了兩萬余件抗日戰爭文物，涉及侵華日軍的實物有9000多件，其中不少都是從日本征集過來的。”樊建川介紹說，“我們收藏的抗戰文物中，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就有319件。”
更令人驚奇的是，建川博物館其實是一家民間博物館。
“收藏民族記憶不僅是政府的事情，民間也該擔負起責任。”這位有過11年軍齡的轉業軍人，當兵期間曾接受過新華社著名軍事記者閻吾採訪，其戍守北疆的事跡刊載於1978年10月14日解放軍報。其經歷充滿傳奇色彩：插過隊、當過兵、教過書、從過政、經過商、寫過書、搞收藏……自稱“大館奴”的樊建川說，為了建這座博物館，他前后投入超過了20億元。如今，建川博物館已經成為國內民間資本投入最多、建設規模和展覽面積最大、收藏內容最豐富的民間博物館，而他本人則被稱為“抗戰文物民間收藏第一人”。
建川博物館裡有一句提示語：讓文物說話。“文物是活著的歷史。”看著自己收藏的一件件抗戰文物，樊建川感慨不已，“面對這些抗戰文物，任何企圖否認日本侵華歷史的謬論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眼界在這裡拓展
“與主流抗戰紀念館形成合奏，讓觀眾對歷史的認知更加全面。”
建川博物館收集的文物，往往從不同的側面讓人深化對戰爭、對歷史的認識。
《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所屬機關員役遣散清冊》，裡面記載了重慶大轟炸時，重慶市政當局專門負責掩埋尸體的埋尸隊的名單，足足有800人之多。由此可以想見，當年日軍對重慶的轟炸炸死了多少無辜平民。
參觀建川博物館，觀眾不僅對侵華日軍罪行的認識有了深化，對中國參與抗戰官兵的認識，也更為全面。
通往正面戰場館大廳的台階兩側，是一排排遺像，氣氛庄重而肅穆。
講解員喻靜告訴我們，在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與日軍大會戰有22次，重要戰斗1100余次，小規模戰斗38000余次，犧牲的將軍就有257位。其中不少人都有過與中國共產黨軍隊作戰的經歷。
這樣的人要不要在紀念館裡給其留一席之地？
“同樣為國抗戰，不能忘記他們。”樊建川下定決心。
如今，“全民族抗戰”已成為全民共識，然而，在當初紀念館開館之際，樊建川還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直到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活動上發表講話，明確肯定了正面戰場在抗戰中的歷史地位，他才大鬆一口氣，甚至為自己的先行之舉頗為得意。
戰爭的一個副產品，就是產生大量的戰俘。但在人們的歷史記憶中，這幾乎是一個被遺忘的群體，他們絕大多數未留下姓名，甚至沒有留下一個抽象的數字。
修建不屈戰俘館時，樊建川的想法很簡單：躲在后方的人沒有資格當戰俘，隻要沒有變節，戰俘一樣是英雄，一樣是勝利的奠基者。
該館展示面積717平方米，通過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和文物，運用壓抑的色彩和厚重的材料，形象真實地展示因彈盡糧絕而被俘的抗日將士的英勇不屈和悲慘遭遇。
“這樣（戰俘）的照片，布滿整個紀念館，或挂在牆上，或矗立在地上，或陳列在玻璃櫃中，或懸挂在牆頂。它們如同群鳥，密集如雲，用自己的羽翼遮擋住天空中的風雨，給我們的今天一片陰涼和安寧。”這是作家肖復興在參觀不屈戰俘館后寫下的文字。
對於自己的創意，樊建川頗為得意：我不是要與主流抗戰紀念館搶風頭，而是要與它們形成一種合奏，讓觀眾對歷史的認知更加全面。
——飛虎奇兵館，是為紀念抗戰時期盟軍對華的援助，特別是著名的美國飛虎隊而建。建筑外形酷似一艘軍艦航行在水中，象征著來自太平洋彼岸援助中國的飛虎奇兵。
——川軍抗戰館，是為在抗戰中作出巨大貢獻的四川軍民而建，突出表現了30萬川軍出川抗戰的歷史。川軍曾經橫行鄉裡、魚肉百姓，但在投身於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投身於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捍衛民族獨立的斗爭中時，他們才真正體會到了一個軍人的使命和榮譽！四川軍閥劉湘曾言：“我們去為民族而戰，我們要用血洗清我們過去不干淨的東西，讓我們得到新生。”
和平在這裡召喚
“用炮彈殼制作的和平鴿，是會飛起來的。”
1957年出生的樊建川，人生經歷有過多次身份轉換。但在諸多身份裡，樊建川最認可的還是“當兵的人”。在他的辦公室裡，挂著他的書法“不怕苦，不怕冤，不怕死，不貪財，崇尚榮譽，巴不得戰死沙場”。
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早已蓋棺定論，但日本總有那麼一部分人，不承認侵華歷史，甚至篡改歷史，為戰爭罪人鳴冤招魂。
“雖然身處和平年代，但我們的抗戰之路仍在繼續。”樊建川說，“我們既要理直氣壯地駁斥否認侵華罪行的言論，更應該把事實擺出來。文物是歷史的見証，我們要讓日本右翼分子在這些具體的証據面前低頭認罪。”
由此，樊建川收藏抗戰文物從愛好變成了責任。他的理念與執著感動了很多人，許多單位和個人將珍藏多年的文物捐獻出來——
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中將，把聶榮臻抗戰時期用的一個皮包捐了出來﹔新西蘭艾黎基金會發起人加思，主動將路易·艾黎參加支持中國抗戰的文物捐了出來﹔美籍華人陳守仁捐出了日軍向盟軍投降時密蘇裡戰列艦上的三號鍋爐銘牌……
盡管如此，樊建川想得更多的，還是如何延續中日兩國之間的和平。“為了和平，收藏戰爭”成為博物館的一個口號。而他自己則堅信，“用炮彈殼制作的和平鴿，是會飛起來的。”
樊建川的話，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應驗——
日軍侵華老兵鹽谷保芳，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裡，堅持每年到中國來謝罪，並捐贈了一大批當年侵華日軍文物：地圖、日記、照片、望遠鏡、信號旗等等，有不少都是他自己收集購買的。
日本著名建筑設計師磯崎新，聽說樊建川要建侵華日軍罪行館，主動說“不要錢我也干”。如今，由他設計的佔地3500平方米的侵華日軍罪行館已竣工。這位巴塞羅那奧運會體育館、美國迪斯尼總部大樓、德國慕尼黑近代美術館等場館的設計師，為此還收到了日本右翼的恐嚇信：你是日本人的驕傲，為什麼要給中國人設計抗日戰爭紀念館，而且是設計侵華日軍罪行館？磯崎新則坦蕩回應：“從前，兩國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有好的未來，需從理解開始，理解來自溝通，博物館就是沉默的溝通使者。”
建川博物館的入口處，是一座聳立的碉堡，一名戰士站在碉堡上，手裡高舉著一支步槍，這是被我軍攻陷的位於天津北塘鎮北塘大橋的一座日軍碉堡。當時，這座巨大的水泥鋼筋坨子被切成十幾塊，分裝在卡車上運回建川博物館。回望這個碉堡，記者似乎體悟到了其獨特的蘊意——
當年侵略者盤踞的碉堡被打爛了，已經成為一片廢墟。而在這片廢墟上生長起來的綠樹、鮮花，則象征著中日和平的召喚。（記者 丁增義 呂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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