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征(日奧)（1906~2003），國際法學家，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首席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到來之際，我不禁想起20年前到倪征(日奧)先生家裡採訪的情景。我曾有幸兩次與倪老進行兩次交談，向老人請教並記錄了關於他與中國司法人員在東京法庭上與土肥原賢二等日本甲級戰犯的驚心動魄的斗爭。
必須立即解決的問題
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首席顧問倪征(日奧)到達東京時，東京審判第一階段已經結束，被告方面就中國等問題逐一進行綜合辯護、個人辯護即將開始。倪征(日奧)認為：“若想挽回不利局面，就必須利用被告答辯階段中檢察方面還可以對被告所提証人進行反詰的規定，見縫插針地提出一些有助於檢察方面的証據，以便確定被告的罪責。”
倪征(日奧)經過短暫而緊張的案件分析后指出，擺在中國司法人員面前而且必須立即解決的問題有二：一是如何在被告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進行答辯時進行反詰和提出有力的新証據﹔二是由於檢察力量薄弱，對於土肥原和板垣的控訴任務，已交由菲律賓檢察官負責，如何把這個任務爭取回來。
倪征(日奧)等隨即去找菲律賓法官進行協商，商定由菲律賓負責對土肥原和板垣在東南亞罪行的控訴，由中國負責兩戰犯在中國罪行的控訴，不但達到了主要由中國檢察官控訴土肥原和板垣的目的，而且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駁斥土肥原的証人
倪征(日奧)認為，應該集中精力對付土肥原，認為他雖然不像東條英機等人那樣位高權重，但對中國的危害最大。而土肥原自以為中國人抓不到他的把柄，派他的老部下愛澤城作為第一個証人出庭作証，宣稱土肥原隻管採集新聞情報，並無其他秘密活動。
倪征(日奧)質問愛澤城：是否知道土肥原曾於1935年在中國陰謀發動政治軍事攻勢，想在平津組織“華北五省自治”？見愛澤城言辭閃爍，倪征(日奧)乘勝追擊，向法庭提出一份1935年的《奉天特務機關報》，這張報紙的首頁蓋有土肥原的印章，報紙上登著日本軍事使團向日本政府邀功請賞的報道，執筆者正是愛澤城，其中有這樣的話：“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板垣之名，則有談虎色變之慨。”
見到土肥原、愛澤城為顯示他們是“中國通”，竟在報告中使用中國成語，倪征(日奧)認為：這不僅弄巧成拙自投羅網，而且可能為中方造成“一箭數雕”的機會，於是堂堂正正指出土肥原、板垣在中國作惡多端，現在兩個人的名字竟然同時出現在一個文件之內，這是兩人殘害中國人民的真實寫照。
對此，土肥原的美國律師華倫中校走上法庭說道，這個文件講的是“一隻老虎”，與本案案情無關。倪征(日奧)立即解釋“談虎色變”是中國的一句成語，意思是中國人一談起土肥原、板垣兩人，猶如提到猛虎，足見土肥原、板垣是多麼凶惡！法庭上的許多外國人都不懂這個中國成語的含意，聽了倪征(日奧)的解釋，幾乎哄堂大笑起來。
倪征(日奧)以對英美法的深刻考察為根據，進一步從提供証據的程序規則方面解釋稱，証人愛澤城一開始就說土肥原為人忠厚坦白等等，証據法將其稱為“品格証據”：我現在針對這一陳述，提出土肥原、板垣的為人如同猛虎，完全符合証據法則內“反詰”時提出的証據必須有針對性的要求。
土肥原提出的另一証人是日本前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倪征(日奧)等人從外務省檔案中查到了桑島主計當年與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來往密電，講到土肥原1931年秋到天津活動，旨在劫持廢帝溥儀去東北建立傀儡政權，煽動天津保安隊起事的詳細記敘。
倪征(日奧)詢問桑島：“幣原外相用電報給你發過關於劫持溥儀的指示嗎？就是說你是否知道應當延遲計劃堵塞實施，但要做好准備嗎？”
桑島竟然說：“我發的那些電報是當時聽信了流言蜚語寫出來的，並不可靠。”
倪征(日奧)把桑島致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一封電報抄件遞給桑島，當眾揭穿桑島說：“証人桑島，電報中講你和土肥原的幾次談話，是不是外邊的流言蜚語？你是否記得你關於土肥原活動的電報，不僅包括你從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而且得到日本駐上海、南京和北京的領事的電報的佐証？”
桑島再次搖頭否認，招來一片譏笑聲。
交鋒土肥原
中國陪席檢察官向哲浚登上講台，揭發土肥原以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邪惡行徑﹔倪征(日奧)奮起助戰，極有說服力地証明，土肥原在華期間販賣毒品供其發動侵略戰爭之用。菲律賓檢察官則控訴土肥原組織中國淪陷區的偽政權與日軍狼狽為奸，血腥屠殺中國、馬來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無辜百姓、虐待殘害戰俘的罪行。土肥原“從面頰的凹處不時現出神經質地抽動，提心凝視著審理席的方向”。
土肥原馬上轉換話題說：“審判長，請你們翻翻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李頓勛爵稱道我到處奔波，維持地方治安，這說明我是有功無罪的。”
倪征(日奧)早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進行了深入研究，據理反駁說：“你回答李頓的問話時，矢口否認挾持溥儀到長春的事實，這又與你承認的事實、與法庭得到的事實大相徑庭。對此，你能自圓其說嗎？”
土肥原自知難以抵賴，“為避免中國檢察團於反詰時集中攻擊”，隻好放棄了親自辯護的權利。
詰問板垣征四郎
倪老曾對筆者談起：“在我對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的反詰中，對他長達48頁的答辯詞中提到的事情，幾乎都仔細盤問，但他同時也念念不忘地牽挂同伙土肥原。我隻有在板垣辯護階段，把他們兩人共同策劃和實行侵略時的罪惡活動聯系起來。為了使法庭注意力不因土肥原不上証人台亮相而不加重視，我於板垣辯護階段做最后總結發言時，再次提到土肥原。這時候，我覺得好像有億萬中國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幾乎淚下。板垣對此一連串罪狀，雖然直指土肥原，但也莫不知和他有直接聯系，當時如坐針氈。”
1948年12月23日，土肥原賢二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對此，倪征(日奧)感慨萬千地說：“這場戰斗，對我來說，是一場殊死戰，因為我受命於危難之際，當時已把自身的生死榮辱，決定於這場戰斗的成敗。事后追憶，歷歷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王俊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