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樾
1988年4月8日，鄧小平親切接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州長召存信。召存信是當年雲南國慶觀禮代表。
解放初期，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對民族工作的題詞。
1949年以前的雲南邊疆民族地區，雖然早已成為中國的一個邊疆省份，但政出多門、治亂循環的亂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在1950年派出中央訪問團遍訪雲南邊疆民族地區，先后訪問雲南9個專區的42個縣，行程多達1萬余公裡，歷時長達10個月﹔1957年，雲南省政府和下屬專區政府也分別派出山區民族訪問團走訪民族地區，進一步深入了解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並處理解決實際問題。從1950-1956年間，雲南20多個少數民族的代表共計1031次13513人受邀訪問內地，其中訪問省會昆明的少數民族有87次計10903人、訪問首都北京的雲南少數民族有12次589人。在短短7年裡，如此廣泛的邊疆“宣慰”和如此密集的各民族交流互訪，是歷朝歷代前所未有的。
對於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言，民族問題是社會總問題的一部分。作為處理和解決民族事項的一項影響大局的具體工作，新中國的民族工作是統一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各項工作的一部分，對民族問題的關切就是對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關切。作為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區的最高軍政首長，鄧小平同志在建國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對民族問題的處理和民族工作是關系領土完整、政權建設和民心向背的重大事項。從新中國成立以來雲南民族工作的理論和實踐來看，鄧小平依據黨和國家總體政策在西南工作中作出的具體指示和政策實踐，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而雲南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示范區的建設之所以能夠走在全國各民族地區前列並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也有賴於鄧小平在建國之初奠定的理論基礎。
“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
雲南地處中國西南地區，是民族種類最多、獨有民族最多的省份：雲南有25個世居少數民族，民族種類接近全國55個少數民族種類的一半，其中還有15個獨有的少數民族。基於這樣的省情和民族分布狀況，雲南民族工作不僅關涉到全省，也關涉到國家的邊疆安全。早在1950年，鄧小平在歡迎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就指出：“我們進軍西南以來，有這麼一個概括的認識：西南的民族問題復雜，西南民族問題必須解決好”﹔“少數民族問題，在西南來說是很重要的。……少數民族問題解決不好，國防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因此就西南的情況來說，單就國防問題考慮，也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
“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
中國共產黨人早在抗戰期間就逐漸形成了清醒的認識和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思考，這個認識和思考的核心就是中國是一個由多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各民族的總稱。鄧小平堅定地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理論並付諸於西南工作當中：“在世界上，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在中國，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
“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
西南地區民族眾多、交錯聚居。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雲南少數民族的人口就佔全省人口總數的33.1%，與內蒙、寧夏等省級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人口比例相近﹔各民族之間既有“葫蘆生幾子”的兄弟同根傳說，也有彼此歧視征戰的歷史事實與恩怨糾結，還有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隔閡與不信任。有鑒於此，鄧小平深刻地意識到“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隻有在消除民族隔閡的基礎上，經過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基於此，鄧小平特別強調，“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
“我們不能要求少數民族首先取消狹隘的民族主義”
搞好民族團結的核心在於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與歧視，而消除民族隔閡的核心則是首先克服大民族主義。鄧小平說，“在中國的歷史上，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隔閡是很深的”﹔“歷史上的反動統治實行的是大民族主義政策，隻能加深民族隔閡，而今天我們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夠消除這種隔閡，實現各民族的大團結”﹔“隻要一拋棄大民族主義，就可以換得少數民族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不能要求少數民族首先取消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應當老老實實取消大漢族主義。兩個主義一取消，團結就出現了。”
“少數民族要經過一個長時間，通過事實，才能解除歷史上大漢族主義造成的他們同漢族的隔閡”
列寧曾經指出，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是對大民族主義的“防御形式”。大民族對小民族的歧視與不平等，是民族隔閡的根源。因此，鄧小平說，“我們要做長期的工作，達到消除這種隔閡的目的”﹔同時也要注意到民族之間的隔閡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間就可以徹底消除和弭平的，因此要對少數民族有足夠的耐心，因為“少數民族要經過一個長時間，通過事實，才能解除歷史上大漢族主義造成的他們同漢族的隔閡。我們要做長期的工作，達到消除這種隔閡的目的。要使他們相信，在政治上，中國境內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經濟上，他們的生活會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會得到提高。所謂文化，主要是指他們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們不在這三方面取得成效，這種歷史的隔閡、歷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
不能“給人家一個民族區域自治的空頭支票”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多民族的社會主義中國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讓少數民族通過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並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讓少數民族通過行使自治權實現政治參與和當家做主，共享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各項利益和成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國家民族政策的集中體現和具體的制度安排，鄧小平就此指出， “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綱領宣布了，實施，少數民族很高興，在高興的同時，就要問什麼時候實行，如何實行。他們要求兌現，如果半年不兌現，一年還不兌現，他們就會不相信我們的政策。這個政治上的問題，不解決不行”﹔ “少數民族的事應當由他們自己當家，這是他們的政治權利”﹔“如果我們隻給人家一個區域自治的空頭支票，……這是不行的。”
“少數民族是想在區域自治裡得到些好處，一系列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就會出亂子”
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在少數民族民族地區實行既保証統一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必須通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讓少數民族充分享受這一制度的權利和利益。鄧小平早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 “少數民族是想在區域自治裡得到些好處，一系列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就會出亂子”。“政治要以經濟做基礎，基礎不堅固還行嗎？”因此，“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
“我們在貿易上實行等價交換，但有時還要有意識地准備賠錢”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是資源富集地區，也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與內地的經貿關系中，民族地區經常性地成為初級產品的輸出地和制成品的輸入地。如何處理邊疆民族地區與內地發達地區的經貿利益關系，不僅是簡單的市場經濟問題，也是一個事關民族團結的政治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配給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鄧小平就從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的大局出發強調指出，“我們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很重要的一環是貿易，經濟工作應當以貿易工作為中心。要幫助少數民族把自己的貿易活動組織起來，這不是我們能夠包辦的。貿易中要免除層層剝削，使他們少吃虧。這樣經濟就活了，他們的生活也就會好起來”﹔“我們在貿易上實行等價交換，但是有時還要有意識地准備賠錢。”
在民族工作中“要同少數民族商量”，“實事求是、老老實實”
民族工作涉及到民族地區的方方面面，是一個系統工程。做好民族工作是真心實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不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移民，也不是“摻沙子”、“稀釋民族人口”，更不是人為地推行“族際通婚”。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就多次明確指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我們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幫助他們的干部，至於用什麼名義，可以跟他們商量”﹔“我們派往民族地區的干部，不在數量而在質量。他們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數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個人出亂子。必須保証這一點”﹔“所有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經濟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現在都要開始去做。所有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要同少數民族商量。”與少數民族商量，就是實事求是，就是因地制宜，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充分尊重少數民族，就是不搞一刀切，不搞簡單粗暴，“他們贊成就做，贊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全部贊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們贊成，特別是上層分子贊成，上層分子不贊成就不做，上層分子贊成才算數。”
“當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不准出亂子，不能把事情搞壞”
面對紛繁復雜的民族情況和歷史積澱下來的隔閡和裂痕，必須在民族工作中堅持深入、扎實、細致、踏實的工作作風。鄧小平特別強調指出，“消除隔閡，搞好團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這就教育了我們的許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來一點‘慢性病’沒有關系。‘慢性病’不會犯錯誤，急性病就要犯錯誤。別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當然我們還是要做工作，不能因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覺來，要穩步地做，摸准情況前進。團結的基礎鞏固一步，工作也就前進一步。我們有些同志主觀願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領導上要經常防止急性病。當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不准出亂子，不能把事情搞壞。”
鄧小平關於西南民族工作的觀點，是基於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具體問題相結合的思考。這些觀點雖然話語平實簡朴，但卻滲透著多民族國家統一性和民族多元性的深刻認識，充分體現了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同時也是對中國特色民族理論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具體貫徹和有針對性的政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