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版《閑書》封面
“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總要想起陶然亭的蘆花，釣魚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在北平即使不出門去罷，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住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靜對著像喇叭似的牽牛花(朝榮)的藍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夠感覺到十分的秋意。”
這篇《故都的秋》現在已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出自現代作家郁達夫先生的散文集《閑書》。
《閑書》於1936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內收散文作品40篇，很多是關於山水自然的游記，既有《杭州的八月》、《玉皇山》、《記風雨茅廬》、《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這類記事寫景的文字，又有《說沉默》、《說姓氏》、《談結婚》、《雜談七月》、《屠格涅夫的臨終》、《查爾的百年誕辰》一類的隨筆，還有些文藝評論﹔另有5種日記：《梅雨日記》、《秋霖日記》、《冬余日記》、《閩游日記》、《濃春日記》。
《閑書》是“閑空不過”時寫的
《閑書》是郁達夫上世紀30年代散文的代表作。郁達夫是著名的小說家，同時也是長於散文的作者。這本散文隨筆，記事真切，寫景生動，而雜談式文字，尤為出色。他讀書多，見聞廣，在雜談之中，表現了作者的智慧。他散文隨筆直抒胸臆，他的不平，他的憤懣，都能於侃侃而談中表露出來，形成他散文的個人特色。在《閑書》中，這個特點相當突出。作者稱它為“閑書”，認為是閑空不過時寫的，就都帶著郁達夫式的嘲諷吧！
上世紀30年代，郁達夫將“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一對聯，懸於屋內，寫《閑書》時，正表露了這種心情。雖然作者將書名題作《閑書》，但反映的並非作者的閑情逸致，在現代散文史上，《閑書》是作者的一部代表作品，應佔有一定的地位。
在《閑書》出版前，郁達夫在1936年4月末寫了一篇《自序》，說收集起來的是“短長雜稿”，“都是閑空不過，才拿起筆來寫出的”﹔又說：“中國一向就把看書當作是消閑的動作，故而對於那些小說筆記之類的冊籍，統叫作閑書，說它們是無關大體，得遣閑時﹔我以為這一個稱呼，實在是最簡潔適當也沒有的了，所以就拿來做了我的書名。”
“風月閑人”那一腔深切的關懷
對於以游記為主的結構，他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賞》中有所說明：“對於利欲熏心的人，我以為對症的良藥，就隻有一服山水自然的清涼散”，“因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發現，使名利心減淡，使人格淨化的陶冶工具。我想中國貪官污吏的輩出，以及一切政治施設都弄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許是在於為政者的昧了良心，忽略了自然所致。”
誠如作者《自序》結尾所說：“但被天強派作閑人之后，他的寂寞與淒涼，也並不是可以借了一句兩句的話來說出的。”故而本書處處流露出壓抑不住的憤世嫉俗之慨、內心悲涼之感。如《梅雨日記》記載因農民的困苦而產生的憂慮，發出由衷的同情與嘆息：“農村覆滅，國脈也斷了，敵國外患，還不算在內，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沒有一個比中國人更吃苦的。”《寂寞的春朝》寫道：“外患的迭來，朝廷的蒙昧，百姓的無智，志士的悲哽，在這中華民國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確也沒有什麼絕大的差別。”
雖說書中有一籌莫展之慨，但也清醒地告誡青年，不能貪讀孤高傲世作品，當切實面對現實人生。作品體式與表現手法靈活多樣，文字洒脫而富於情致意趣，可讀性較強。寂寞與淒涼，也並不是可以借了一句兩句的話來說出的，或許，以他極強的個性與固執的偏好，竟是希望從這無邊無盡的“寂寞”與“淒涼”中咀嚼出人生的真實況味的。
如今，吟誦著這些名篇長大的孩子，不知能否服下這劑“清涼散”，真正讀懂“風月閑人”郁達夫先生心中那一腔深切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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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簡歷
郁達夫（1896—1945年），浙江富陽人。1913年赴日本留學，1921年與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發起組織創造社，並出版短篇小說集《沉淪》，震驚國內文壇。1922年回國后為《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等雜志當編輯。
1925年他到武昌師范大學任教，1926年先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后回上海編輯《洪水》和《創造月刊》等刊物。這時期發表了許多小說和散文。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參加革命政論性刊物《民眾》的編輯，並脫離創造社，1928年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1930年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2月又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年4月，在白色恐怖下舉家移居杭州，思想趨於消沉。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又振作起來，投入救亡事業，奔赴武漢參加抗日宣傳工作。
1938年底，他客居南洋，在新加坡編輯報刊，堅持進行抗戰宣傳工作，1942年流亡到印度尼西亞。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殺害於蘇門答臘。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王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