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斌
劉思慕，1904年1月16日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1919年在廣州南武中學讀書時，受五四運動影響，和一些同學參加了抵制日貨的愛國學生運動，擔任過廣州市學生聯合會學藝部部長。1923年，劉思慕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廣州嶺南大學，與甘乃光等人發起組織了“廣州文學研究會”，編輯出版過《文學旬刊》。他除了在《文學旬刊》上發表作品外，還給茅盾在上海主編的《小說月報》撰稿，通過詩文表達他對當時軍閥統治下中國現實的不滿。
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毅然脫離國民黨
劉思慕在嶺南大學附設中學兼職教書時曾教過廖承志，和廖氏姐弟交往較多，所以常有機會面聆廖仲愷先生和何香凝女士的教誨。1925年初，劉思慕參加國民黨，追隨廖仲愷先生，成為國民黨左派。后來，劉思慕開始閱讀馬列主義的小冊子和中國共產黨的刊物。同年，他參加廖承志等領導的嶺南大學職工罷工運動和廣州“六二三”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受到革命的洗禮。但也因此引起了學校當局的注意，1926年，劉思慕被迫離開嶺南大學。
不久，甘乃光（時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部長——作者注）介紹他認識了共產國際委派到中國任孫中山先生首席政治顧問的鮑羅廷。經鮑羅廷推薦，劉思慕於1926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他一面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一面任該校東方研究室編輯。在這裡，他更加關注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革命的前途。
1927年，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劉思慕對蔣介石的背叛行徑十分氣憤，對那些看風轉舵，賣身投靠蔣介石的舊友也很看不起。回國途中，他扔掉國民黨黨証，毅然脫離國民黨。他的進步傾向引起了國民黨右派學生的注意，從海參崴到上海，一路上他都受到谷正綱等人的監視。抵達南京不久，他被迫北上，來到北平，與潘梓年、呂振羽等一起，從事進步的文化宣傳和教育工作。
德奧游學歸來投身革命情報事業
1932年春，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劉思慕隻身來到馬克思的祖國——德國，就讀於法蘭克福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辦的社會科學院，不久赴奧地利，進入維也納大學經濟系學習。在德奧期間，他目睹了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權的過程，十分痛恨法西斯反動勢力，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妥協投降，同情德國人民的苦難遭遇。在柏林，他參加了中共黨員王炳南、張鐵生等組織的進步留學生團體——反帝同盟，在馬克思主義工人夜校講過課，傾聽過德共領袖台爾曼最后發表的競選演說﹔在法蘭克福，他和中國留學生德共支部的同志們一起，參加了反法西斯的示威游行，並在校內與法西斯黨徒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
1933年秋，劉思慕從德奧游學歸來，時值土地革命戰爭遭受挫折，革命處於低潮。劉思慕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很明確自己是屬於革命營壘的。因此，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隻身來到斗爭前線上海，尋找機會為黨的革命事業做工作。
在上海，他遇到留蘇同班同學顧淑型（陳翰笙夫人），顧淑型告訴他，有個進步的國際組織要找一個人把中文資料譯成英文，問他是否願意承擔。劉思慕欣然答應，顧淑型便介紹曾任廈門大學教授的肖炳實和他見面。
肖炳實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的負責人之一，為人誠懇直爽，是劉思慕好友金仲華的老同學。他好象早已從顧淑型那裡知道劉思慕的底細，見面隻問了一下生活近況和目前的打算，便替他在八仙橋青年會租了一個單人房間，借給他一架英文打字機，並拿來一些中文文件讓他翻譯，約定譯好后由他親自來取。劉思慕打開一看，才知道都是機密文件，他就心照不宣地翻譯起來。大概翻譯了兩批文件之后，肖炳實就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幫助工作的“進步國際組織”就是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肖炳實還希望劉思慕利用與內政部次長甘乃光和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的關系，打進國民黨南京政府任職，替遠東情報局搜集情報。
起初，劉思慕躊躇不決。他不是顧慮個人安危，而是不願意和那些官僚政客混在一起﹔另外，他對情報工作毫無經驗，怕干不好。劉思慕考慮再三后，還是接受了任務。他也意識到這項工作意義重大，這正是他為革命立功的好機會。
打入國民政府內政部
劉思慕和國民黨南京政府內政部次長甘乃光在大革命時期有過一段較密切的交往，但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幻，兩人早已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為了打進南京政府，劉思慕特地委托在嶺南大學時比較接近的同學、南京政府實業部次長湯澄波替他在甘乃光面前推薦。甘乃光當時正熱衷網羅人馬，安插親信。像劉思慕這樣喝過洋墨水的“筆杆子”，當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所以，沒費什麼周折，他就同意劉思慕到內政部工作。
劉思慕在南京之前，肖炳實向他交待了搜集秘密情報的具體方法和要求。他要搜集的情報包括：國民黨關於“剿共”方面的情報，特別是絕密的軍事情報﹔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日對蘇政策﹔南京政府內部的派系斗爭和重要人事變動﹔財政經濟及其它機密情報。無論是搞到的機密、絕密文件，都由指定的聯系人帶回上海總部。
聖誕節前后，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國外負責人約瑟夫•華爾頓，由肖炳實陪同，在上海霞飛路一家飯店裡與劉思慕見了面。因店中顧客較多，華爾頓沒有談工作，隻詢問了他的經歷和家庭情況。當知道他曾到蘇聯、德國和奧地利留過學，懂得英、俄、德、法幾國語言時，很是高興，並建議他在必要時可以用德語和他通信。
在去南京之前，劉思慕又介紹了一位進步女青年黃維佑參加情報組織。黃維佑后改名黃君玨，當時是交通大學研究生，共青團員，曾在家鄉湖南做過婦女工作。她的父親黃友郢時任南京政府財政部機要秘書，是孔祥熙的親信﹔哥哥黃維立是劉思慕的留德同學。她政治可靠，又有一些上層社會關系，做地下情報工作比較合適，后來便由她同劉思慕直接聯系。
多次獲取絕密情報
1934年春節前，劉思慕來到南京，隨后把留在廣州的家屬也接到了南京，住在五台山村一所新式樓房裡，他就在這裡開始了地下革命工作。
甘乃光對他相當重用，委派他任內政部“編審”（相當於處長級別），並分擔行政效率研究會的部分工作及主編會刊。甘乃光在寓所裡不時召集親信密談，劉思慕也在被邀之列。在外人眼中，他是甘的心腹，不僅能夠親耳聽到南京政府內政部次長甘乃光等人的有關政治機密的談話，而且可以自由出入甘辦公室，翻閱各種文件，這是他搜集軍政機密情報的主要來源。
劉思慕在南京剛剛安頓下來，肖炳實就來看他，並帶給他一架德國萊卡相機和一些膠卷，約定每隔一兩周由他來南京取情報（后來肖炳實另有任務，改由黃君玨來取）。當時，蔣介石正對江西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關於“圍剿”戰況的報告，蔣介石關於“圍剿”的方針、政策、措施等方面的書面文件在甘乃光辦公室都可以看到。為甘掌管文件的一個羅姓機要辦事員是甘的同鄉，人並不干練，白天辦公時間，文件放在櫃裡也不上鎖，劉思慕可以隨時拿出來看。每天將近下班時，他便挑選出一批重要的絕密文件，托詞帶回家去看，次晨送回，姓羅的也不在意。劉思慕白天和敵人周旋，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便把樓上的房間門鎖好，放下厚窗帘。換上大燈泡，在妻子曾菀的協助下，把密件逐張拍攝下來。雖然他並不擅長攝影，但底片放大后仍可辨認清楚。
有一次，內政部派遣一個代表團到上海視察警政，劉思慕也作為一個成員隨團前往，視察的范圍包括上海警察的種類、編制、人數、武器、任務、訓練、地區分布、成績與問題，以及外國租界捕房的協作等。他們除了視察和聽取上海警察頭目的口頭機密匯報外，還翻閱了許多書面材料。劉思慕把這些情況都記在腦子裡，回到南京后，又借起草視察報告的機會，把有關文件拿回家裡拍照，最后，連同有關記錄一並送交了情報組織。
此外，劉思慕還利用各種關系搜集到許多頗有價值的情報。當紅軍開始長征后，華爾頓還曾讓黃君玨帶了一封德文信給劉思慕囑他注意搜集川軍“圍剿”川陝紅軍根據地的情況，劉思慕也設法完成了任務。
1935年5月，由於情報局兩個工作人員被捕投敵，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頓被捕，黃君玨立即赴南京通知已打入蔣介石行營的劉思慕火速撤退，並發出“老父病危”的假電報，使劉思慕夫婦得以金蟬脫殼，逃至上海。又在黃君玨的巧妙安排下，劉思慕夫婦直奔泰山，經馮玉祥將軍竭力相助，東渡日本。
（摘編自《南京黨史》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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