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蘭英
“就這樣原原本本地寫，群眾這麼熱愛、懷念的縣委書記是很少見的。在他身上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全部的優秀品質。共產黨員應該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寫出來！寫不出來，我們就對不起人民！”
——穆青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由穆青、馮健、周原採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並配發社論《向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至此，焦裕祿成為全國人民熟悉的名字，焦裕祿精神成為鼓勵一代又一代人的寶貴精神財富，歷久彌新，生生不息。
劉俊生：“蘭考除‘三害’，咱們的縣委書記是被活活累死的！”
1964年5月14日，中共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逝世，年僅42歲。一個多月后，悲痛未消的蘭考縣委宣傳干事劉俊生給《河南日報》“黨的生活”專欄寫了一篇《蘭考人民滿懷信心迎豐收》的稿件，這是焦書記向他布置的最后一篇報道題目，他要完成焦裕祿的囑托，將蘭考人民除“三害”（指內澇、風沙、鹽鹼）的經歷進行一次全面總結。但《河南日報》卻提出：七一快要到了，選個典型，宣傳一位黨的好干部吧！
“選個典型，選誰呢？”回到蘭考，劉俊生找到了縣委辦公室分管通訊報道的副主任卓興隆。卓興隆脫口而出地說：“咱焦書記不就是打燈籠也難找到的好干部嗎？”劉俊生頓時熱血沸騰，此前他就多次有過宣傳焦裕祿的念頭，但每次都被焦裕祿阻止了。劉俊生文如泉涌，很快就寫成了《一個黨的好干部》並送至《河南日報》。誰知，7月份都過了，稿子仍未見報。
8月，河南省在豫東民權縣召開全省沙區造林會議，對宣傳焦裕祿有了轉機。時任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代表蘭考縣作典型發言，除了介紹蘭考縣的造林成績和經驗外，還介紹了已故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縣除“三害”作出的重大貢獻和許多感人事跡，著重介紹了焦裕祿同志全身心地實踐黨的宗旨，與蘭考人民結下的深情厚誼，特別在提到焦裕祿臨終時痛惜地對張欽禮說，“我死后隻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時，張欽禮已是泣不成聲。會場上，不少同志流了熱淚，整個會場產生了強烈的的共鳴。主持會議的副省長王維群也被感染了，他提出應該很好地學習、宣傳焦裕祿同志。會議結束后不久，河南省委便做出了向優秀共產黨員焦裕祿學習的決定。
9月，新華社河南分社派記者赴蘭考採訪並寫成長篇報道，引起了新華社領導的重視。11月20日，《人民日報》二版發表了題為《焦裕祿同志為黨為人民忠心耿耿》的報道。這一年的11月22日，《河南日報》全文轉載了該報道，同時配發社論《學習焦裕祿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
1965年4月初，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穆青向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周原布置了一項去河南的重災區豫東採訪的任務，以了解當地農民在三年困難時期是如何擺脫窮困的。
周原選擇了蘭考縣。在縣委辦公室，待周原說明來意，縣委宣傳干事劉俊生沒有寒暄，張口就說：“蘭考除‘三害’，咱們的縣委書記是被活活累死的！”
周原心頭一震，問道：“誰？”“我們的老書記焦裕祿同志啊！”談起已經過世的焦書記，劉俊生聲淚俱下。
盡管《河南日報》和新華社河南分社都宣傳報道過焦裕祿，但是周原與絕大多數民眾一樣對焦裕祿這個名字還是陌生的。
可在蘭考呆了12天，周原被焦裕祿的事跡深深地打動了。在縣委的一間辦公室裡，周原看到在一張桌子的玻璃板下，壓放著劉俊生拍攝的焦裕祿跟群眾一起鋤地、拔草的照片。“群眾栽樹他培土，群眾挖河他揮鍬，群眾能干的活兒，他樣樣都能干，群眾褲腿上沾著多少泥巴，他褲腿上同樣沾著多少泥巴。”每張照片的背后，都是劉俊生親歷焦裕祿揮洒血汗的點點滴滴。
隨后，劉俊生顫抖著雙手，從箱底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一層一層舊報紙，裡面包著一雙破舊的棉鞋和兩隻打滿補丁的襪子。“穿這樣的鞋襪勞動起來踏實，和群眾貼得近。”焦裕祿生前說過的話言猶在耳，兩人小心地將鞋襪包好，眼淚從周原的臉上扑哧扑哧地滴在舊報紙上。
“你再看這兒。”周原的目光隨著劉俊生的雙手移到了文件櫃頂上。隻見他小心翼翼地拿下一把已蒙上些許灰塵的藤椅，一邊細細擦拭，一邊緩緩地說：“蘭考‘除三害’斗爭高潮時，正是焦書記肝病最嚴重的時候，他就是坐在這把椅子上帶病工作的，肝區疼得厲害時，他就用一根棍子，一頭頂住肝部，一頭頂住椅幫，日子久了，椅子被頂出個大窟窿。”周原坐在焦裕祿曾經坐過的那把藤椅上，微微顫抖的右手在本子上急速地記著、寫著，任憑淚水在臉上流淌。
劉俊生還帶著周原去見了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同志。張欽禮當時主抓蘭考“除三害”工作，與焦裕祿配合密切。他與周原的交談從下午一直延續到后半夜，除了不時被兩人難以抑制的抽泣打斷以外，十幾個小時的談話片刻未停。隨后，張欽禮又把周原帶到了張庄，這裡是九曲黃河的最后一彎，也是當年蘭考最大的風沙口。焦裕祿到蘭考之后提出“貼膏藥、加扎針”治理風沙的方案。所謂“貼膏藥”是指翻淤泥、壓沙丘，而“扎針”就是大規模栽種梧桐樹。這個方案正是在這裡打響了“第一炮”。
離開蘭考時，周原信心十足地囑咐劉俊生：“一個多好的縣委書記啊！等穆社長來了，你要好好介紹，爭取用最典型、最生動的故事打動他。”
穆青：“這樣的好干部宣傳不出去，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失職！”
返回鄭州，周原的心情仍無法平靜，但同事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說他“發現”焦裕祿已經晚了，《河南日報》和《人民日報》此前已經有了報道。
是啊，新聞最忌一個“晚”字。周原心裡犯起了嘀咕：難道焦裕祿真的已經失去了“新聞”價值？焦裕祿打動了我一個分社記者，那麼，他能打動總社的副社長穆青嗎？
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國的國民經濟開始進入復蘇時期。這時，作為負責國內報道的新華社副社長穆青腦子裡思考的，是如何發掘出蘊涵在人民群眾之中的那種打不垮、壓不倒的精神，並把這種精神播撒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頭。穆青了解豫東人民的苦難，更知道豫東人民身上那股百折不撓的頑強。他堅信，在豫東災區一定有比災情更強硬的東西！周原回到鄭州，一見面，穆青就從周原的眼睛裡猜測到：災區有金。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進蘭考縣委大院。張欽禮、劉俊生，還有焦裕祿的秘書李忠修有些緊張，蘭考這個窮縣很少有記者來，可今天……他們把周原悄悄拉到一邊，問：“沒想到來了這麼多北京的大記者，這該咋個講法啊？”
周原說：“你們怎麼跟我講的，就怎麼跟他們講。有啥說啥。”
時光在這一刻開始倒流……
窗外肆虐的寒風使劉俊生想起了雪天，焦裕祿大清早挨個叫醒縣委干部的聲音似乎又在窗外響起：“大雪封門的日子，我們不能坐在屋裡烤火，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員應該出現在他們面前！”
他想起了焦裕祿臨終時的念叨：“張庄的沙丘封住了沒有？趙垛樓的庄稼淹了沒有？老韓陵的泡桐栽了多少？鹽鹼地上的麥穗拿一把讓我看看……”
劉俊生回憶，焦書記得病的消息傳開后，四鄉八村的不少老百姓涌到縣委，都來問焦書記住在哪家醫院，非要去看看他。縣裡干部勸也不聽，東村的剛走，西庄的又來了。后來焦書記的遺體運回蘭考，老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摳進墳頭的黃土裡，哭天哭地地喊“回來呀回來……”有個叫靳梅英的老大娘，聽說焦書記去世了，大黑天摸到縣城，看見宣傳欄裡有焦書記的遺像就不走了，一直坐在馬路上，呆呆地看著遺像一動不動……
說者不時哽咽，聽者陣陣啜泣。此時的穆青不禁潸然淚下，他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上午座談時，記者們哭得實在受不了，隻好休會。時年44歲的穆青動情地說：“我參加工作28年，很少哭過，這次被焦裕祿的事跡感動得流了眼淚，焦裕祿的精神太感人了，雖然之前有過報道，但分量遠遠不夠，要重新組織報道！”
窗外夜幕降臨，北風呼呼作響。穆青站在一盆炭火前，望著藍色的火焰，心裡翻江倒海。周原推門進屋。穆青對他說：“寫！現在就寫！一定要寫出來！”周原問：“怎麼寫？”“就這樣原原本本地寫，群眾這麼熱愛、懷念的縣委書記是很少見的。在他身上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全部的優秀品質。共產黨員應該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寫出來！寫不出來，我們就對不起人民！”
穆青暗暗地決定，要繼續召開更大規模的座談會，將焦裕祿的事跡轉為專題報道。他說：“這樣好的干部宣傳不出去，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失職！”
蘭考成為了穆青一行人情感無法承受之地，他們在這裡吃不下、睡不著，開口就想哭，去哪兒都流淚。最終，穆青決定，離開蘭考，去距此地最近的開封寫稿。
於是，他們來到了開封，穆青、馮健、周原三人各把一頭，寫通訊、配評論、趕社論，夜以繼日地干了起來。
在穆青看來，這篇稿件成功的關鍵之處，是要提煉出能夠反映時代特征的主題，並以這個高度來表現焦裕祿的思想風貌，不能把焦裕祿簡單地寫成一部“好人好事錄”。
於是穆青決定，在周原等人的基礎上，自己親手對稿件進行修改。就這樣一直改到了第九稿，穆青提煉出了整個報道的靈魂：“他心裡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是周原起草稿中的一句話，也是穆青最為欣賞的一句話。
彭真：“焦裕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名字”
焦裕祿的報道是寫出來了，下一步該怎麼辦？幾位作者心裡不無擔憂。於是，穆青首先向時任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作了匯報。
吳冷西被焦裕祿的事跡深深地打動了，連聲說道：“可以發表，可以發表！”並對穆青提出的一要寫自然災害、二不寫階級斗爭的意見表示完全同意。同時，吳冷西建議穆青先在新華社內部作個報告。結果那場報告，台上的穆青泣不成聲，台下的聽眾哭聲一片。
隨后，吳冷西又請示了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同志。彭真靜靜地聽著吳冷西的意見，眼前浮現出了報道中描述的焦裕祿在蘭考豁上命帶領群眾戰“三害”的一個個動人場景，心裡久久不能平靜。焦裕祿既不是統帥千軍萬馬的將領，也不是運籌帷幄的高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黨員干部，一位為百姓操勞過度而英年早逝的“七品芝麻官”，但他博大的為民情懷，求實的工作作風，可貴的人格力量，高尚的思想境界，足以使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廣大的人民群眾深深為之動容，為之感奮。焦裕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名字！於是，他毅然揮筆，作出了同意發表的批示。
再說河南那邊，按照上級指示，劉俊生把焦裕祿的有關遺物和照片送到了鄭州。新華社河南分社對劉俊生送去的這些照片均不滿意。他們認為：照片上的焦裕祿不是低著腦袋，就是側著臉，其實，這怨不得劉俊生。焦裕祿生前不讓別人去寫他，也不讓人家為他拍照。劉俊生為焦裕祿拍下的僅有的幾張照片，還是偷著拍的。
后來被公認為留下焦裕祿不朽形象的那一張，曾被認定是最糟糕的。因為那上面的焦裕祿披著衣服，叉著腰，邊上的一棵泡桐樹也不壯實。有人說：“胡子拉碴的，這哪像一個縣委書記？”但是，當這張照片送到北京新華社后，被穆青一眼看中，他感嘆道：“多麼真實的一個形象啊！”一個普通的縣委書記，無論是思想上、感情上乃至衣著打扮上，都同人民群眾是那樣的貼近。焦裕祿在蘭考雖然隻有短短的475天，他雖然未能徹底根治“三害”，但蘭考面貌的變革已經始於焦裕祿，焦裕祿的精神將永遠存活在蘭考人民心中。
1966年2月6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音室內氣氛異常。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正在錄音。稿子還沒念到一半，播音員齊越已經泣不成聲了……終於，齊越念到最后一句：“焦裕祿……你沒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裡！”那鏗鏘有力、飽含激情的聲音傳遍了千家萬戶，震撼了億萬人民的心靈。
這篇感人肺腑、催人奮進的長篇通訊一經播出，立即在全國引起了震動。一批批記者、作家、畫家，成千上萬的干部、工人、學生，都奔向了蘭考。根據形勢需要，新華社河南分社決定暫遷蘭考，鐵道部門決定，隴海線的列車一律在蘭考站短時停靠。為報道一個典型，新聞機關搬到現場辦公，鐵路運行秩序作出調整，這在中國新聞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見的。
讓焦裕祿精神代代相傳
焦裕祿的典型事跡所產生的巨大效應不僅在當時，更重要的是整整影響了幾代人的成長，成為人們心目中永垂不朽的典范。
今年是焦裕祿同志逝世50周年。自從他逝世后，全國共出現三次集中宣傳、學習焦裕祿精神的高潮。第一次，1964年11月20日新華社、《人民日報》公開報道焦裕祿事跡后的一段宣傳、學習活動。第二次是從穆青等三人合寫的、發表在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上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開始，在更大范圍內、更深刻的影響下開展的宣傳、學習活動。第三次是在1989年后，我們黨從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帶來的嚴重后果的教訓中，迫切感受到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重新提出了要發揚延安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
2009年4月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赴河南調研，他專程趕往焦裕祿紀念園，與焦裕祿的子女親屬圍坐在一起。他動情地回憶說：“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我當時正上初中一年級，政治課張老師在念這篇通訊時多次泣不成聲。特別是念到焦裕祿同志肝癌晚期仍堅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頂著肝部，藤椅右邊被頂出一個大窟窿時，我受到深深震撼……”今年3月和5月，習近平總書記兩赴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號召全黨結合時代特征大力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讓我們把焦裕祿精神代代相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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