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經的紅色情報傳奇

　　“后三杰”中的陳忠經，就是我的哥哥。（圖中左第一人）資料圖片

　　1964年1月19日，陳忠經（中后）陪同毛主席接見希臘文化代表團。 資料圖片

　　1960年，陳忠經（左一）在古巴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右一）以及格瓦拉（中）。 資料圖片

　　陳忠經晚年照 資料圖片

　　在曾經是解放戰爭后期中共中央駐地的河北省西柏坡，有一個我黨情報工作的展覽館，其中整整一面牆的第一塊展框裡懸挂著三個青年才俊的照片，旁邊寫著這樣一段話：

　　二十五萬敵軍將閃擊延安

　　抗日戰爭初期，陳忠經、熊向暉、申健受黨組織派遣，先后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部位，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軍政戰略情報。

　　1947年，蔣介石撕破“和談”的假面具，命令胡宗南向延安發動全面進攻。熊向暉及時獲取了敵人進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及配備測向儀等重要情報，為黨中央決定撤離延安，轉戰陝北發揮了重要作用。陳忠經、熊向暉、申健三人曾被周恩來稱為我黨情報保衛戰線上的“后三杰”。

　　打入胡宗南內部的共產黨員

　　不幸的是，哥哥忠經已於2014年7月13日離開了他為之奮斗終生的祖國和人民。他的兩位多年生死與共的戰友，也早已在他之前去世。

　　哥哥忠經長我七歲，1915年12月生於江蘇揚州，幼年時即隨家遷到北京（當時稱北平）。中學就讀於北平著名的師大附中，同學中有先后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鄭天翔、劉玉柱、喬培新、王光杰（王光美同志之兄）等。因痛恨日本人侵略東三省，國民黨又搞“不抵抗主義”，忠經曾在1932年與一個同學一道離家去山海關，找東北軍投筆從戎，但被婉拒，憤而寫了一篇抗日救國的文章，投到天津《大公報》，得到發表。回到學校后，被選為學生會主席。1934年夏，忠經考進北京大學，入經濟系讀書。

　　在北大，忠經連任兩屆校學生會主席，其間參與領導“一二·九”運動。當時一起從事進步學生運動的有朱穆之（當時名朱仲龍）、袁寶華、劉玉柱等同志。1936年2月，21歲的忠經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社聯”。（新中國成立后經中央組織部批准，忠經“參加革命”從1936年算起）

　　1937年夏，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佔領了北平。忠經於8月離開北平，經天津南下，輾轉來到湖南長沙，進入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又擔任了學生會主席。

　　在這裡，忠經進一步靠近了黨組織。當時長沙臨大有位名叫許煥國的學生，雖比我哥哥低兩級，但已是一名共產黨員。兩人一起從事進步活動，成為知交。許也成了忠經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許改名徐晃，曾先后在公安戰線和外交戰線工作。因積勞成疾，逝世在駐秘魯大使任上）

　　1937年12月，日寇飛機轟炸長沙，臨時大學的校舍被夷為平地。臨大當局決定遷往昆明建校（即日后的西南聯合大學）。這對包括忠經在內的學生來說，就面臨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

　　在這抉擇關頭，忠經與許煥國二人認為大敵當前，讀書已非首要任務。正在此時，國民黨胡宗南的第一軍剛剛從淞滬會戰撤下，損失極為慘重，急需補充兵員。胡宗南派人到長沙，要招收一批大學生去協助部隊從事戰地服務。黨組織指示在長沙的大學生中的秘密黨員伺機到胡宗南部隊去，許煥國便奉命行事。忠經認為許是他與黨的聯系人，故決定與許同行。這樣，二人未與大多數臨大學生一道去昆明，而是同幾十個人一起，由胡宗南部隊的人把他們組織成“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

　　上文提到的被周恩來同志稱為我黨情報工作“后三杰”的另一位成員熊向暉（當時名熊匯荃）作為清華大學學生當時也在長沙臨大，也參加了上述的戰地服務團。但那時，他和忠經兩人完全不曾預料到以后會同在西安並成為我黨地下工作中生死與共的戰友。

　　胡宗南在武漢會見了這個戰地服務團的成員，之后服務團隨胡的部隊到了陝西。在武漢時（1938年初），忠經、許煥國和服務團部分成員還到武漢大學聆聽周恩來同志的時事報告。（當時是抗戰中的國共合作時期）

　　胡宗南是蔣介石的一名干將，非常注重延攬人才，以便培養出一個由干練的、有才能的青年人組成的親信班底為他的政治目的服務。正是這樣的計劃，為黨的地下力量打入其陣營開了方便之門。“后三杰”的另一名成員申健（當時名申振民）是西安臨時大學（原北平師范大學）的學生，也參加到了服務團中來。

　　從1938年到1940年，可以說是“后三杰”在黨組織的安排指引下，逐漸一步步深入胡宗南周圍開展地下秘密工作的關鍵時期。為了能夠更直接地獲得黨中央領導的指示，忠經於1939年秋借赴重慶探親之名（當時我們父母住在重慶），秘密到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見到了董必武同志（當時周恩來同志不在）。他向董老談了自己在西安工作的情況，並向黨請示。董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個字指明了忠經和他的戰友日后工作的方向——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開展黨的秘密情報工作。

　　忠經回到西安后，於1940年春由當時領導西安地區我黨地下工作的曾三同志（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主持秘密完成入黨手續。

　　這樣，“后三杰”深深打入了胡宗南勢力內部：忠經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省支團書記，胡宗南又委任他為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申健成了“三青團”西京分團書記，胡委派申以此身份參加“特聯組”（陝西省國民黨特務組織的聯合機構）的工作，因而他得以獲得胡宗南大量反共特務活動的情報﹔熊向暉則當上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侍從副官，成了胡宗南的“身邊人”。從1938年到1947年的9年當中，陳、熊、申三人各自在不同位置上獲得了大量關於蔣介石的反共部署以及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內政各方面的重要情報，及時以秘密方式報送給黨中央。

　　抗戰勝利后，胡宗南為了進一步培養自己的勢力，為以后做蔣介石的接班人建立班子，派陳、熊、申三人先后赴美國學習深造。他們將此事向中央匯報，周恩來同志說：“胡宗南保薦他們去美國留學，中央同意，我們對美國了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得益的是我們。”三人在美留學期間，解放戰爭節節勝利，新中國的誕生指日可待。但意想不到的是，1947年9月，我黨情報機構在北平的地下電台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許多黨員被捕，並涉及在西安的我黨秘密機構，忠經等三人的聯系人也被捕。黨中央擔心忠經等人的安全，聯系莫斯科通過蘇聯駐美大使館秘密給予幫助。經過蘇聯政府的大力協助，忠經終於在1949年6月乘船離美到香港，經黨組織安排於黨的28歲生日（1949年7月1日）安全到達北京，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熊、申二位同志也先后回到祖國。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時賦予陳忠經、熊向暉、申健我黨情報保衛戰線“后三杰”的美名（注：“前三杰”為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同志）。

　　把秘密文件飽覽了一番

　　1949年之前，關於自己的秘密身份，哥哥忠經對父母及我們兄弟姊妹守口如瓶。自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北京重聚，直到晚年，他也一直是諱莫如深，很少談及。這一方面可能是長期出生入死的地下情報工作所養成的謹慎習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的一些情況至今也還有必要保密吧。因此，在對忠經的懷念中，我隻能將我作為一個弟弟的片段回憶以及后來了解到的不多的情況點滴記述。

　　作為兄弟，我很自然地從小就受到忠經的進步思想影響。忠經在北大擔任學生會主席時，常在我們家裡秘密召開活動分子會議，我曾替他們“把風”。1940年，忠經介紹我認識了時任我黨組建的“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鄭代鞏同志，由鄭與我直接單線聯系，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除此之外，關於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工作，親兄弟之間，忠經也不曾吐露一字，哪怕是一點點暗示。在被送往美國學習前，他到南京探親，很鄭重地和我談話，要我在他不在國內期間，“多關心照顧”我的嫂子和兩個孩子，並說，“要是他們覺得孤零零住在西安不踏實，就把他們接到南京來。”我當時也未多想，幾年后方明白了當時哥哥對弟弟的托付含意深長：做地下工作，肯定無時無刻不在准備著“出事”。事先就要有些考慮安排。后來，在他們三人真的“出事”之后，家人將我的嫂嫂和一兒一女接到南京，避開了胡宗南手下人可能的加害。

　　這裡也不妨說說哥哥是如何利用我們父親的地位來開展情報工作的。我們的父親陳延暉，字養空，1949年前長期擔任國民黨高級將領徐永昌上將的幕僚。徐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期間，父親任軍令部少將銜主任秘書。1945年9月3日，在東京灣美國海軍密蘇裡號戰艦上舉行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中國代表團團長為徐永昌上將，父親擔任代表團秘書長，得以見証了這一歷史事件。父親長期在國民黨政府供職，但一向深惡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心儀共產黨。后於1949年2月脫離國民黨政府，從香港到北京，回到人民懷抱。在此之前的許多年中，父親多次陪同徐永昌從南京到西安與胡宗南會面。每逢此時，哥哥忠經必然以看望父親和“徐伯伯”為名，到他們下榻的賓館與父親同住。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身價以鞏固自己在胡系統中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探聽到一些蔣胡之間要商討的事情。這是他可以刺探到高級機密情報的大好時機。我記得，1949年家人都到北京后，當時一切已“真相大白”，父子之間回憶往事，還曾開懷地談道：有一次徐永昌到西安與胡宗南開會，父親同往。哥哥借此機會把自己反鎖在父親的賓館房間裡，將桌上和抽屜裡的一些機密文件痛痛快快飽覽一番。不料徐與父親回來得比預計稍早，父親從外面推門不開。哥哥聽到，趕快把文件放回原處，並且把父親床上的被褥打散，假裝自己剛剛小睡了片刻。

　　我們家先后住在重慶和南京期間，哥哥也不時回家“探親”。每次都借父親和他的上司徐永昌的關系並以胡宗南親信的身份與國民黨政權的一些上層人物交往，借以刺探情報。記得有一次（約是1947年初）他在胡宗南那裡又升了什麼官，回南京以我父親的名義大大地請了一次客，拉攏了一批人。這些都是他情報工作的重要活動。

　　還有一件事也可以提一下：1947年春，熊向暉同志在南京結婚。為了更便於今后的情報工作，他邀請蔣經國作証婚人。同時，請了我做男儐相。（當時我在南京金陵大學學習）這件事在熊向暉所著《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文中有所記載。由於蔣經國是証婚人，自然有不少政府要員來捧場。胡宗南也發來賀信，請他的駐南京辦事處主任當場宣讀。

　　從這些事例中，也可以看出要打入敵人心臟，從內部來搗毀它，是一個多麼復雜的事情。要從各個方面來做出鋪墊，從不同角度相互呼應，以保証中心任務的完成。

　　強醒三日守機密 獨闖八辦顯忠誠

　　在敵人陣營中做情報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忠於信仰、忠於使命，而在戰術上，也必須能做到臨危不懼、當機立斷。記得是1955年忠經40歲生日，舉行家宴時，哥哥喝了點酒，一時乘著酒興，給家人講了一件十分驚險但又非常戲劇性的事。

　　在陳、熊、申三人於胡宗南陣營中“步步高升”、日益得到胡的賞識和重用之際，總有一些心懷嫉妒的國民黨人員想方設法要抓這三個人的把柄。尤其是忠經，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並組織進步學運的往事廣為人知，更為一些人懷疑，總想抓住機會把他除掉。有一次，忠經離開西安到外縣視察，在一個車站停車時，下車走動一下，隻見站台上兩個校級軍官帶領幾十個荷槍實彈的士兵一字排開，一個軍官說奉他們駐軍團長之命，請忠經到團部有事相商。忠經早就聽說過某位軍人是蔣介石特務頭子戴笠手下的人，一直在傳播他和熊、申兩人的壞話，“混進來的奸匪”雲雲。但迫於胡宗南對此三人的重用，不敢有什麼動作。這次很可能想乘忠經單獨外出之機，把他抓起來，甚至可能來個“先斬后奏”，然后假造出陳忠經到外縣搞策反等等的莫須有“証據”報給胡宗南——若人已死，胡也將無可奈何。

　　緊急關頭，忠經當機立斷，向前邁了兩步，抬手重重地扇了那個軍官兩個耳光，罵道：“你想造反嗎？”順手從隨行副官手裡拿過皮包，掏出一張公文說：“我是省黨部執行委員，奉胡長官命令到各地視察黨務。要肅清共產黨在我們部隊裡的影響。你是干什麼的？你是想阻礙我執行公務嗎？你要造胡長官的反嗎？你是不是共產黨？”他的副官也已經把手放在了腰間的手槍上。這時，原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的另一個軍官給忠經敬了一個禮，把那軍官推到后面說：“長官別誤會，我們也是奉團長之命來請陳委員到團部裡休息一下。要是您忙著公事，我們不敢多耽誤您的時間，請上車，請上車。”忠經向那第一個軍官罵道：“混蛋，混蛋！”轉頭向他的副官說，“我們走！回去向胡長官報告，要他們團長的好看！”上了火車，火車隨即開行，這才長吁一口氣。

　　還有一件小事，也可看出在敵后情報工作中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往往關乎大局。忠經自小有一個對秘密工作很不利、甚至很危險的毛病：愛說夢話！

　　有一次，他奉命出差，一個國民黨省黨部的人同行。當時條件不好，兩個人出差常常同住一間旅館房間。忠經知道他的這個毛病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甚至會有暴露的危險。因此，出差的那幾天中，第一夜他以要趕寫一篇報告為名，一夜未眠。第二夜和第三夜，不能還是以寫報告為托詞再不睡了，他隻好躺在床上，假裝睡著，以極大的毅力強迫自己不能真的入睡，時不時還要裝出一點鼾聲。可以想象，幾天未眠，身體上、精神上是極度疲憊的。就這樣，他三夜未合眼，白天還要如常工作，甚至還在宴席上喝些酒，不能露出絲毫破綻。

　　當然，這些痛苦，比起在工作中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的隨時可能暴露、犧牲的危險，只是小事一樁。

　　關於這種險境，忠經還提到過一件事：1941年某日，要給“八辦”（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傳遞一個十分緊急的情報，但一時沒有其他能夠及時送達的途徑，忠經和申健商定，隻能冒險（而且有違他們不得與“八辦”直接聯系的規定）親身“闖八辦”。那天，西安大雨傾盆，忠經用一件斗篷式的黑厚雨衣將全身從頭到腳遮蔽起來，在夜深人靜之際，騎上一輛自行車，先在“八辦”附近的街道繞了幾圈，看清楚平時擺在附近的小食品攤（其實是監視“八辦”的特務）都已因瓢潑大雨“撤崗”，遂騎到門口，看准前后無人，一個急拐彎進了“八辦”的門。找到負責人后，幾句話傳達了信息，立刻出門，上車騎到大街上轉了幾圈，確定沒有任何跟蹤尾隨，方才回家。像這樣的事，就是在事關重大而別無他途的情況下不得不臨機決斷，冒險一搏。

　　說到“臨機決斷、冒險一搏”，申健同志的一項事跡也很典型。曾有一次，陳、熊、申三人在西安的聯絡人受到特務組織的懷疑，軍警包圍其住宅准備進行搜查。一旦與延安進行聯系的秘密電台被搜出，聯絡人必然暴露，后果不堪設想。忠經、申健得悉這一緊急情況，決定必須有人親身前往處理，而此行的危險性可想而知。申健同志挺身而出，說：“你們都有妻小，我是獨身一人，無牽無挂。我犧牲了只是我一個人。我去。”趕赴現場后，申健憑借自己胡宗南親信的身份穩住了局面，化險為夷。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申健同志機智果敢、無畏精神和對革命戰友的深情。

　　20世紀40年代初，胡宗南指派申健去四川大學修滿他的大學學歷。我當時也在成都上學，曾有一段時間相處。他雖不可能向我透露其真實身份，但常常為我分析國內外形勢。我當時參加學生運動，一次游行中在國民黨四川省黨部門前站在一張大桌子上發表演說，並作為學生代表與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張群談判。事后他對我說：“也不要太突出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談起此事，他還記得，並說：“我當時要你不要太突出，是擔心影響你哥哥的工作。你是忠經的弟弟，若是你太‘革命’了，會進一步增強特務組織原本就有的對忠經的懷疑。”

　　那幾年，我眼裡的申健是位識見不凡、待人熱誠的老大哥。新中國成立后，才知道他也是位出生入死的革命戰士。哥哥忠經提起申健同志時，總是流露出由衷的贊嘆和尊敬。申健同志一向為人低調，又去世較早，不僅在革命戰爭年代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新中國成立后做過中國首任駐古巴大使，后擔任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但他的名字和他當年的工作不太為人所知。我很懷念老大哥申健，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跡。

　　以上這些零零散散的記事，只是我所了解到的“后三杰”當時艱險工作和傳奇經歷的一些側面。

　　新中國建立之后，哥哥陳忠經先后在外交、對外文化聯絡領域擔任領導職務，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和信任，多次陪同毛主席接見外賓。1950年，我國組成由伍修權同志任團長的政府代表團，第一次參加聯合國會議。忠經被委任為代表團法律顧問。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中央指示他暫名“陳翹”。但就在代表團離京赴紐約的第二天，台灣當局的“中央日報”就在頭版登出“大新聞”：“陳翹者，即陳忠經也”。1960年4月至11月，忠經以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秘書長身份，率領101人組成的藝術團出訪歐洲、南美、加拿大等地，前后共七個月。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不但宣揚了中國文化藝術，而且展現了新中國的魅力，增進了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了解。在古巴時還會見了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等領導人。回國后，做了一次匯報演出，毛主席親臨觀看，並要忠經坐在他身邊，邊看邊詢問有關情況。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黑白顛倒的歲月，忠經的遭遇是可以想象的。他受到殘酷迫害，被“造反派”誣為“敵特”，打得遍體鱗傷，鮮血淋漓。若無此后周恩來總理的干預和保護，忠經很可能早就以“潛伏胡特”之名被“鎮壓”了。

　　1976年“文革”結束后，在胡耀邦同志的親自關懷下，忠經得到平反並恢復工作，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顧問、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成員。曾先后擔任多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離開一線領導崗位后，忠經繼續從事國際問題研究。1988年出版《國際戰略問題》（有英譯本）一書。1998年以83歲高齡撰寫以毛主席詩句為書名的《冷眼向洋看世界》。

　　此外，忠經還一直擔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客座教授。每年都給學生做報告，直到他2009年起因病長期住院。但即使如此，他仍心系國家大事，特別關心青年人的成長。

　　我的哥哥陳忠經，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保衛黨中央作出特殊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為黨的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如今，哥哥走完了他99年的人生，我黨情報保衛戰線“后三杰”的傳奇也在他這裡畫下了句點。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這是中共中央對“后三杰”的評價。

　　他們的經歷寫入了歷史，他們的功績將被長久銘記。

　　願熊向暉（原名熊匯荃）、申健（原名申振民）、陳忠經三位同志，永遠活在他們為之奮斗終生的祖國人民心中！

　　謹以此文表達我對哥哥陳忠經及熊向暉、申健兩位同志的深切懷念。

　　（作者為陳忠經的弟弟，北京外國語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