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重慶談判》在我市展出。記者 巨建兵 攝
1945年8月周恩來和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在重慶機場。 記者 熊明 實習生 秦洋 翻拍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由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承擔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課題研究已近尾聲,其成果《第二次國共合作紀實叢書》即將面世。
該叢書共四題12卷700萬字,包括《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談判紀實》和《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依照時間順序,以事件為中心,全面系統地反映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發生、發展、曲折、直到最后破裂的過程。
據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周勇介紹,1985年至1992年之間出版的同名叢書共四題八卷500萬字,參加編研的有老領導、老學者孟廣涵、周永林、王明湘,國內著名的史學專家章百家、楊奎鬆、牛軍等,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陸定一、許德珩和王炳南、童小鵬,以及史學前輩李新等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其中的《重慶談判紀實》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肯定。30年來,國家檔案館公布了一大批史料,國際學術交流的大門打開,中國學者得以走出國門,接觸到更加豐富的歷史資料。重慶於2007年起啟動了海外檔案資料收集工作,先后派出40多人次到美國、英國、日本、荷蘭等國家和台灣地區,收集了大批珍貴史料。此外,課題組還收錄了近年來中共黨史及共產國際史新的研究成果,如領導人年譜、回憶錄等。編者們在原來的基礎上,做了大量的補充、完善、考訂工作,增加了4卷200萬字,從而對第二次國共合作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更為清晰和豐滿。
“在這八年中,我們抱持著一種新的理念,重新審視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而這個理念就是:堅持中國立場,國際視野,學術標准,一流水平的原則,以更為廣闊的視野,更為詳實的史料,著重展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締造的成果及對現實的深遠影響。”他說。
近日,記者對參與課題編寫的幾位主要專家進行了專訪。
合作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系的主流
主持《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增編工作的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常務副主任潘洵教授,將抗戰時期的國共關系稱作是“一個家庭中有矛盾有分歧的兩兄弟似的關系”,“在平時,兄弟之間有矛盾、有分歧,甚至會拌嘴打架;但當家庭受到外來沖擊,遇到有人來搶家裡的東西,就會齊心合力對付外人。”
他說,在民族危機面前,合作始終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系的主流。如抗戰期間,國民黨批准八路軍(后改為十八集團軍)在大后方多個地方設立辦事處;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機關刊物《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一直在戰時首都重慶公開發行;周恩來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國共兩黨圍繞分歧矛盾的談判也一直在進行。潘洵認為,歷史表明,即使發生皖南事變這樣嚴重的軍事沖突,國共兩黨仍然相忍為國,維系了抗日的合作,而沒有走向民族的分裂。
“外敵當前,在國家和民族利益面前,兩黨沒有含糊。”潘洵感慨地說,以往的宣傳和研究主要注意了國共合作中兩黨的斗爭,而此次的增補則希望更多地發掘國共兩黨為國家民族大義而相忍為國、互相合作一面,還原完整的歷史。這也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留下的一筆重要遺產。
重慶談判是國內外諸因素推動的結果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進行的重慶談判,是抗戰勝利后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一個標志性重大歷史事件。可以說,重慶談判是國內外多因素促成的結果,在43天的談判中,除毛澤東與蔣介石以及國共雙方代表的正面交鋒外,應該講其背后的大國博弈也是暗流涌動。主持《重慶談判紀實》增編工作的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劉志平告訴我們,從近些年披露的史料文獻中看出,重慶談判是國共兩黨順應國內民眾要求戰后和平訴求的努力,也從始至終都在美蘇等大國的關注和影響中。從一定性質上講,重慶談判既是國共兩黨為解決戰后國內問題進行的政治較量,也牽涉到戰后國際關系和亞太地緣政治格局問題。因此說,中國抗日戰爭及其戰后前途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整個世界的發展進步緊密連在一起的。
劉志平告訴記者,這次重慶談判史料主要增加了近二十年的新史料新成果,如《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杜魯門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近年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在海外搜集的“蔣介石日記”、“王世杰日記”等。這些史料的公開,將有助於人們更加全面了解重慶談判的歷史過程及真相,以及對中國戰后前途的深遠影響,乃至於對戰后國際關系和亞太地緣政治的影響。
國民參政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為新中國政治制度打下基礎
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黃曉東主持政治協商會議和國民參政會部分的增編。他指出,抗戰時的國民參政會和戰后的政治協商會議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的成功實踐,為新中國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礎。
為什麼這樣說?“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國民參政會於1938年7月正式成立,是抗戰時期各黨派參政議政的國家咨詢機關。共召開了4屆13次會議,其中有11次是在重慶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則在1946年1月於重慶召開,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及各中間黨派為戰后和平建國大業召開的會議,俗稱‘舊政協’。1949年,中國共產黨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無黨派人士,共同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就是‘新政協’,最終成立了新中國。三者之間有承繼關系。”
黃曉東說,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民黨黨員人數眾多,極少數是中共黨員,但中共堅持團結抗戰,聯合中間派,發出抗戰到底的呼聲,抨擊國民政府主政不力、鉗制輿論等,從而導致通貨膨脹、貪污舞弊等現象嚴重,有效地遏制了國民黨意欲獨裁的企圖,體現出了強大的民主力量。
政治協商會議圍繞中國的前途和未來,在政治上展開了激烈的較量。會議討論了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經過艱難的協商,五個方面均形成了決議案,為理想中的聯合政府打造了一個雛形。
他說,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國民參政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堅持的“遇事協商”的組織形式和議事原則,給新中國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政治樣本和真切的實踐,“這是重慶對新中國政治制度建設的重要貢獻”。
課題中,僅國民參政會部分,黃曉東和課題組成員就整理了近100萬字新的檔案史料。“我們補充了當時的會議記錄、相關人士的提案等,較之以往,國民參政會本身和它所起的積極作用將會在課題中有更充分的展現。”（記者 申曉佳 實習生 李海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