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慰慶
9月9日是一個有紀念意義的日子，69年前（1945年）的9月9日，中國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禮在南京舉行。當時，我的父親顧毓琇教授作為中國知識界的代表，以中將參議的身份參加了典禮。而12年前（2002年）的9月9日，父親以百歲高齡辭世，為他傳奇的一生畫上了句號。9月9日恰恰又是教師節，父親畢生教書育人，特別是在抗戰期間擔任國民聯合政府教育部次長，為民族的教育事業貢獻了力量，每當教師節，總會勾起許多抗戰時期的學子對他的懷念。
父親於1902年誕生在江蘇無錫老家。1915年考進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 1923年由清華選派到美國留學，進入麻省理工學院（M.I.T.）攻讀電機工程，隻用四年多的時間先后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成為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科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人。
他於1929年回到祖國，先是在浙江大學擔任電機科主任、教授，兩年后到南京擔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侵佔沈陽，不久，1932年1月28日，中日淞滬戰爭爆發，他曾親率中大師生到南京火車站為十九路軍送行壯志。他當時感到，“這些勇敢的戰士中將有不少人再也無法回到南京了”。於是，將舊作劇本《荊軻》付印單行本。公元前三世紀，荊軻便是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英雄氣概出征的。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他又寫成四幕劇《岳飛》，熱情歌頌民族英雄。《岳飛》初以單行本印行，1932年7月又出版了《岳飛及其他》，包括《岳飛》、《項羽》、《荊軻》及《蘇武》四本古裝話劇，“吸引了很多心地善良、滿懷愛國熱忱的讀者”。
1932年8月，父親回到母校，創辦了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擔任了第一任系主任。1933年1月起又擔任了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同時，在北京大學兼課。
在教書和不斷發表科學論文的同時，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形勢，使他難以平靜。1933年春，受當時“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張學良將軍的委托，他組織清華師生研制了防毒面具。后來他回憶說：原先“政府購置之防毒面具來自意大利，橡皮在北方寒冷天氣下即開裂，不能用，前方急需防毒面具。……為此首先需要活性炭吸收毒氣，我的兩個兄弟，一個是機械工程師（顧毓瑔），任南京中央工業實驗所所長﹔一個是化學工程師（顧毓珍），他們共同合作，以海外華僑捐贈的椰子殼為原料試驗成功。裝滿了椰子殼的車皮源源不斷運進清華園。為適應華北（尤其是長城以北）的嚴寒氣候，我們不用純橡皮為原料，而是把橡皮當作襯料夾在兩塊布中間做成橡皮布，眼口處則以錫箔片壓制而成。為此我們還採訪了制作香煙鐵罐的專家，取得了打孔機以備大規模生產。我們從清華招募了大批青年男女從事相關的志願工作，包括載上防毒面具從彌漫著催淚瓦斯的房間內穿過，以完成最終試驗”。就這樣，清華師生為北平華北分會制作防毒面具八千具。1937年冬，又為綏遠傅作義將軍制作一萬具。1937年2月父親親自送到傅作義將軍處，后又一起慶祝百靈廟大捷。
1935年12月9日，清華和其他北平大中學生為抗議日本侵略及華北特殊化（日本制造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掀起了學生愛國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2月29日清晨，宋哲元派憲兵五百名到清華園，當晚又派兵三千包圍清華園，鎮壓學生運動。父親從梅貽琦校長住所騎自行車前往大門，擬與帶隊軍官接洽，要求撤兵，中途被憲兵阻止並挨打，而此時，一些學生領袖如姚依林、蔣南翔等分別躲藏在父親的同事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華羅庚等教授家中，以后都成為國家棟梁之才。他為青年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日后說：“此‘一二·九’事件應為清華學生運動之可紀念者”。
1936年冬，清華開始將一些重要圖書和科學儀器秘密轉移到華中之漢口。父親與葉企孫教授共同承擔了這一艱難的使命。所有遷移必須嚴格保密，書籍和儀器半夜在清華附近的火車站裝車，列車還得在不被日軍間諜偵探到的情況下一路駛抵漢口。在父親的一些朋友的支持協助下，兩批圖書儀器，每批十列車，每車約四十箱，得以安全轉移，以后為西南聯大所用。其中，他在清華負責新建的無線電研究所定購的一批用於制造電子管的設備，剛剛在清華裝配完成，也運到了漢口，並立即在漢口廣播電台投入使用，為宣傳抗日救國發揮了作用。
1937年春，北平教育界十二人為反對日本策劃的所謂冀察“自治運動”，聯合發表了通電宣言。聯名者包括蔣夢麟、胡適、梅貽琦、顧毓琇等。通電說：“……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的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
1937年7月7日，北平盧溝橋事件爆發，標志著中國抗日戰爭全面開始。事變前一天，父親正陪同國際著名的航空工程教授馮·卡門博士（剛應聘為清華名譽教授）乘火車前往南京。７月１５日，參加了著名的“廬山談話會”。
1937年9月初，父親到長沙加入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由蔣夢麟、梅貽琦、張伯岑三位校長共同領導，父親擔任工學院院長。（以后學校遷到昆明，成為西南聯合大學）。除了忙於工學院的組建工作外，他還為兼任所長的清華無線電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而奔忙。航空研究所在南昌建設了中國第一個航空試驗風洞，他曾多次前往。這兩個研究所幾度分別遷移，最后都到了昆明。
1937年中秋節，父親在長沙，不能同家人團圓。當時國立戲劇學院的余上沅、曹禺均滯留長沙。曹禺也是清華學子，稱我父親為老師（以后一直保持聯系，直到曹禺去世），當時他們暢談國事，曹禺請教我父親：中國的抗戰能否勝利？父親對曹禺說：“如知識分子認為抗戰有望，也未必得勝﹔但如知識分子認為抗戰無勝利希望，則抗戰必敗。”他認為知識分子必須負起歷史的責任。當年冬天，父親寫出《古城烽火》抗戰劇，曹禺寫了《蛻變》，后兩劇都在重慶公演，巧合的是，《古城烽火》的公演日正是次年9月9日。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特別是“七·七”抗日戰爭全面開展后，中國有了第二次國共合作。1938年1月1日，國民政府在漢口改組。父親擔任了教育部政務次長。多年后他回憶說：當時“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政治黨派都將投身於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自此，我也會稱政府為國民政府而不再是國民黨政府。我投身服務的是一個國民政府，因我並非任何黨派的成員。”事隔30多年之后，1973年8月29日，周恩來總理親切會見了從美國回來的我的父母和我們四個兄妹。那次會見從晚上十點談到凌晨一點二十分，其間總理和父親共同回憶了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相識相談的一些往事，總理對父親說：“我知道你當時是‘客卿’！ 圈內人當你是圈外人，圈外人當你是圈內人。”周恩來總理在抗戰期間擔任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為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父親為戰時教育問題曾多次與周恩來及當時擔任參政員的董必武、鄧穎超等同志商談。當時他曾介紹同窗好友聞一多先生與郭沫若相見。他有不少同窗好友先后也參加了國民政府。
從此，父親擔任戰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達六年之久。1939年4月起，又兼任了戰時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后來他回憶說：“因為我過去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經驗，我自然會從政府行為和個人渠道兩方面對各大學的需要予以關照。不過，我的官方職責要求我關注整個教育體系，不僅僅是高等教育，也包括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還附加了有利於聯合抗戰的普及教育。”
那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隻設部長、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三個負責人，（其他部也大體如此）。父親非常繁忙，他幾乎走遍了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華中和東南各地，特別是每一所高等學校都有他的足跡。當時的大后方確實也培養了不少人才，像揚振寧、李政道這樣的諾貝爾獎的得主，戰時就是西南聯大的學生。
父親在公務繁忙的同時，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老本行——電機工程。他曾發表學術論文，還積極組織和參加中國工程師學會（他是副會長）、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他是創始人和會長）的學術活動。
這時我父親已經有了五個子女（四男一女），在戰亂的情況下，他難以照顧自己的小家庭。自從“七·七”事變離開北平后，我母親帶著我們一群小孩滯留上海。我的大伯父顧毓琦先生本是上海同德醫學院院長兼同德醫院院長，那時他辦了傷兵醫院，支援抗戰。我的祖母和母親不斷寫信給父親勿以家庭為念，同時在上海積極參加了募捐、縫制寒衣等支援前線的活動。直到1938年4月底，我們才與到香港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年會的父親團聚。父親請蔡元培先生主持了我姑母顧毓桐與王兼士先生的婚禮，隨后又回到了武漢。
不久，父親在重慶通遠門嘉廬九號安了家，可是好景不長，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對重慶施行了大轟炸。我們家前面兩處房屋均遭毀壞，炸后又有多處燃起大火。父親決定全家搬到嘉陵江畔的北培，父親和我三叔、四叔在農村找了一塊淨土，建起三座茅屋平房。因為恰好是顧氏三兄弟住在一個院內，友人喜稱之為“三顧茅廬”，於右任先生便題字曰“茅廬”。
1940年4月1日至5日，父親在“一·二八”時所寫的《岳飛》由國立戲劇學校在重慶國泰大戲院隆重上演。這是古裝歷史話劇第一次演出的嘗試，前后共演八場，經過余上沅、楊彬村、張駿祥各位先生的努力，在重慶博得了如潮的好評。——4月5日，國民外交協會特公演《岳飛》，招待英法美蘇四國大使和戰時陪都的其他使節和外賓，並各贈以“還我河山”的紀念旗幟。父親在散戲之后與外國使節一起午餐時，告訴他們：“中國人從來就痛恨秦檜這樣的漢奸，倘若現在有同秦檜一樣的漢奸，全國的人自然都要制裁他。”話劇《岳飛》在抗戰時期幾乎每年都在“大后方”公演，並曾被改編成川戲、漢劇等在各地演出。
1940年夏天，父親根據席勒德文原著將貝多芬交響樂《歡樂頌》譯成中文。當年秋，他兼任了國立音樂院首任院長。（抗戰時期的國立音樂院是現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前身）。當時他研究了中國音樂的音律，提議以三百四十八振動數碼為黃鐘標准音，在1941年4月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開會時獲得一致通過。
1939年10月15日，我父母有了第六個孩子——我的第二個妹妹慰慧。她出生下來就非常討人喜歡，“脾氣真好，不哭不鬧，隻會笑”，父母特別疼愛。那時父親的清華同班同學梁實秋和吳景超夫婦住在北培“雅舍”，吳文藻、謝冰心夫婦住在歌東山，慰慧滿月和周歲的時候，父親請朋友在紀念冊上為慰慧題字作畫。當時梁實秋先生寫完“顏如渥月”，又畫了一枝梅花﹔吳文藻、謝冰心夫婦題“女比兒柔不嫌多”﹔老教育家蔣夢麟先生題了“舊家庭讀新女兒經”。她生在抗戰轟炸時期，母親懷她時，就不斷躲警報。1941年2月，慰慧患病，經搶救無效不幸矢折。這使父母和我們全家悲痛至極，久久難以忘懷。從此，父親便開始寫詩詞，以寄托哀思。
父親大部分時間要在重慶上班，或者外出，母親帶著我們住在北培，雖是鄉下，也不安寧。1940年5月27日，北培第一次被炸，6月24日敵機第二次轟炸北培，父親因病不能走路，在母親陪同下躲在園內防空壕裡，突然房子后面五十步的小山坡上中了一彈，碎片飛到屋頂，把玻璃全都震碎。父母在防空壕中覺得一陣陣狂風，吹得人搖動欲倒。那次的燃燒彈把新蓋的中央工業試驗所完全燒毀，父親和三叔都在生病，帶病去那裡救火。父親眼看著許多親手從清華園搬上火車運到武漢，輾轉到北培寄存的一部分國畫，被敵人狠毒地狂炸燒毀，“這種難過的心情，如同看著自己所生的孩子被惡魔奪去一樣。”那時躲警報鑽防空洞是重慶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中國同胞死傷無數，極為悲慘，有些朋友同事遇難，父親親自去吊。1940年7月20日半夜，父親曾同曹禺冒火到重慶中山公園，訪問受災同胞。父親常常在防空洞裡辦公、寫作，劇本《蘇武》就是在防空洞中修改后付印的。
父親雖然從事的是教育行政工作，但他關心的事情很多。1941年1月，他訪問了湖北省戰時省府恩施，會見了“第六戰區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陳誠，“私下裡坦誠地交換了意見，討論該如何將雇農變成他們土地的主人”。陳誠將軍日后執政台灣時推行土地改革的舉措，據說便是此次談話的直接效應。 4月，父親奉命以“行政院代表”的身份視察局勢嚴峻的東南省份，經湖南、江西到福建，旨在調查糧食、食鹽的嚴重短缺，結果發現起因大部分在於分配不當，官僚主義更令形勢雪上加霜。他向省裡提出了切實的補救方案並得以實施，很快便從農村調運大量糧食進入城市，作為“行政院代表”，他還命令鹽務官員給民眾每人免費分配一斤食鹽。6月初，他離開福建時，糧鹽短缺現象已獲得緩解。1944年8月1日，父親所著《耕者有其田，食者有其糧》公開發表。
1943年春天，父親擔任中國文化訪問團團長訪問印度，期間曾訪問中國新軍訓練站，會見在清華的同學孫立人將軍，並受到史迪威將軍宴請。
1944年8月，父親接替蔣介石擔任了中央大學校長。在這座當時被稱為“最高學府”的中央大學裡，父親除了在電工系教授電機分析和電工數學兩門課程之外，經常邀請各界知名人士和中外著名學者到中央大學演講，其中有許多民主人士。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曾邀請馮玉祥將軍到中大演說並到我們家作客暢談，馮玉祥將軍當場寫詩作畫，還為我題寫了“慰慶先生 立志救國”的墨寶。馮玉祥將軍憂國憂民的情懷，使父親和我們家人都非常敬佩，五十多年后，1988年5月15日，父親曾在我和大哥顧慰連的陪伴下登泰山，特地瞻仰了馮玉祥墓。
這時抗日戰爭已經到了最后關頭，父親曾親送中央大學學生參軍，（當時稱之為“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還寫了不少詩詞，其中有：《請纓》
弦歌風雨憶雞鳴，謾卷詩書樂請纓。
四海干戈崇武德，八荒藍縷啟文明。
黃花碧血千秋事，寶劍寒老十萬兵。
三峽樓船東下日，會看香雪上台城。
抗戰時期的“大后方”，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我父親作為政府官員，生活也非常簡朴。那時國民黨的不少官僚確實腐敗，“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現象相當普遍，發國難財的人也不在少數，但我父親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同他們涇渭分明。除了工作、讀書、寫作之外，他幾乎沒有什麼其他嗜好。清茶淡飯，煙酒不沾。
我們全家依靠父親的薪水生活，他的薪水雖然比一般公務員要高一些，但子女七個，開銷也大。有時會有一些稿費貼補家用，父親往往又捐了出去，（需捐款的地方和“名堂”也很多）。母親相夫教子，隻能精打細算，節儉度日。我們兄弟的衣服是老大穿了給老二，老二穿過又給老三，過年時也很少穿上新衣。襪子是母親給我們補了又補。我們住在重慶鄉下的山溝裡，鄉間小路下雨時泥濘路滑，上學很是難走，母親自己為我們做了布鞋，用桐油涂刷（防水）后，在鞋底打上釘子，名為“釘鞋”，給我們下雨天穿。母親向當地的農民學習，自己種菜，自己養雞養鴨，甚至自己養豬，自己養羊。這樣雞蛋就不必到外面去買，擠了羊奶可以給年幼的弟妹們喝。過年時請人來殺豬，新鮮的豬肉吃不完，還可以腌成咸肉。我們幾個較大的孩子跟著母親勞動，我自願擔當了上山放羊的任務，還以此為樂。
1945年8月１５日，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舉國歡騰！
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我還只是一個初中學生，但七十年前的往事，有許多至今記憶猶新。八年抗戰的洗禮，使我終生難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抗日戰爭時期父親的言傳身教，給我和大哥、大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幾年以后，上海解放前，我們三人在中學裡先后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者為全國政協第九、十屆委員、離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