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后，開日本研究中國地志先河的荒尾精，在“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基礎上，在上海成立了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東亞同文書院”，派遣日本留學生以侵略為目的調查中國的地理和政治方面的情況，這些肩負調查任務的日本留學生在中國大地上到處奔走，甚至連廣西、雲南等一些邊遠鄉村都留有他們的足跡。他們將我國各地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路面結構﹔橋梁的建筑材料、長度、載重量﹔渡口的運量及河面寬度等逐一記載，除有部分刊載在同文書院辦的《支那研究》雜志上以外，主要調查資料於1918年前后編制了《支那省別全志》，分卷陸續出版。
1943年前后，日本又重新修訂出版了《新修支那省別全志》。如原《支那省別全志》中的第六卷甘肅省附有新疆，在《新修支那省別全志》中，根據新行政區劃，增加新的內容，分別編為：第七卷甘肅、寧夏，第八卷新疆。
我們以原第六卷甘肅卷為例，可以管窺該全書大略。甘肅卷分為14編，長達910頁，書中對甘肅、寧夏、新疆的自然環境（地理特征概觀、氣象、水文、動植物）人文（沿革、民族和文化、人口和居民、人物）、都市、產業資源（農、林、畜、水產以及藥材和礦產資源）、商業貿易、財政、金融、度量衡、交通運輸（郵、電及航空）、歷史及名勝古跡等都有詳細的記載。縣城和重要關隘，都繪制了地形略圖。例如隆德縣和固原的瓦亭關，其所繪要圖大致准確。
1935年6月《秦土協定》之后不久，日本關東軍在綏遠省首府歸綏，即今呼和浩特設立了特務機關，由羽山喜郎任機關長，對外稱“羽山公館”。1935年8月24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乘飛機到達當時屬寧夏省的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分別會見了達理扎雅和額濟納札薩克圖布新巴雅爾兩位王爺。到12月，關東軍秘派原在德王府冒充喇嘛的特務世目恆雄潛入阿拉善旗活動。1936年初，以橫田碌郎為首的日軍特務在定遠營，即今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設立特務機關。
我見到1941年侵華日軍《蒙疆地域敵情要圖》標注著對寧夏駐軍的情報，圖中由北到南對當年第八戰區副長官馬鴻逵所部兵力番號一一注記，包括石嘴山和沃野（今陶樂）之間中國軍隊的軍械庫和野戰醫院。我在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找到一幅日軍“厚和陸軍特務機關”（“厚和”即“呼和”之譯音）1938年8月秘密派人潛入今銀川市，目測草繪的《寧夏市街圖》，比例尺約為八千分之一。圖中標注了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以及法院、公安局、電報局、郵局等機關，還有女子師范、學校、兵營、城隍廟的位置。圖既為“市街圖”其中標注了當年寧夏城中心市場2個，以及城北、城南各一個市場。圖中繪出城區主要街巷，並有西門大街、南門大街等主要街名，但無巷名。
我還見到1940年3月日本所謂“駐蒙軍參謀部”調查繪制的《寧夏省附近兵要地志要圖》。其圖幅北至外蒙古南戈壁省，南至蘭州，東至烏蘭察布，西至新疆的哈密，包括當時寧夏省行政所轄的阿拉善左、右旗和額濟納旗全部。
圖中以作戰的觀點用紅色文字注記地形道路情況，如賀蘭山北段，圖中注記為“極為急峻，攀登困難”。又如包蘭公路注記“此道雨天除自動車（汽車）外，通行可能”。圖中而用藍色文字注記水系，如中衛-靖遠間“靖遠附近紅山峽急流，上游舟運不可能”。圖廓外還附有由內蒙古進入寧夏沿途日軍認為具有方位物意義的地形地物照片。如磴口黃河渡口，三盛公沙丘、善丹廟等。綏西一戰，我回漢抗日軍隊痛擊西進的日軍之后，日軍即停止進攻。日軍沒有進至包頭以西包括寧夏地區，因而《寧夏省附近兵要地志要圖》的情報全靠諜報偵察，圖中兵要注記較為粗略。
抗戰時期潛入寧夏和阿拉善地區的日本特務已知的有西川一三。其化裝成僧人潛伏在我國西北達8年之久，行蹤達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西康、西藏等省區。其第一項任務即是對中國西北、青海、寧夏回族軍閥進行“敵情偵察”。此人在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后仍潛行在中國西部，1950年才從西藏經印度回國“復命”。西川一三因著有《秘境西域八年的潛行》一書為人所知。而歷史上絕大多數身著僧袍手執法器或著民族服裝的日本特務，他們的行蹤和姓名幾乎成為永遠緘默的謎。
（沈克尼 作者系自治區人民政府參事、預備役大校、國家國防教育師資庫首批入庫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