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迎賓 徐麗
盤山游擊隊民兵班成員合影
《八年苦 日寇侵略中國津市經過》忠孝二冊
戰斗在天津南部的中共抗日武裝津南支隊
駐津日軍機構照片底板
抗戰爆發初期中共天津市委機關所在地——原西安道福順裡12號
今天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確定的首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簽署投降書，人類歷史上漫長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畫上了句號，同時也標志著我國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69年前的今天，舉國歡慶抗戰勝利。69年后的今天，記者先后採訪了《天津抗戰》作者、黨史研究專家，民間收藏家及抗戰親歷者，全方位還原艱難困苦的抗戰歷程，緬懷浴血津沽大地的忠魂英烈，悼念在戰爭中死難的同胞，紀念來之不易的斗爭勝利。
視角1 黨史專家
天津抗戰模式
為全國抗戰作出突出貢獻
200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王凱捷著書《天津抗戰》。日前，記者採訪到了這位研究天津抗戰史數十年的專家，請他為我們全面講述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野蠻侵略的歷史，以及天津人民反侵略斗爭背后的故事。
天津：敵我雙方都重視的戰略要地
說起天津的抗日歷史，王凱捷認為可以追溯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當時，日本炮轟南門（今鼓樓附近），第一個打進天津，隨后是大規模的燒殺搶掠，給天津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此后天津的對日反抗斗爭一直十分激烈。
從八國聯軍侵華、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由於日本對天津的長期覬覦，導致其採取的侵略步驟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全方位基礎上逐步滲透。因此，王凱捷總結：“天津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較之全國其他地區具有時間早、形式多樣等特點。”
天津是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所在地，又是日軍入侵華北的大本營，1936年，日本謀劃七七事變前夕，許多日軍都是從這裡出發，到各地進行軍事演習。七七事變后，7月29日凌晨，駐守天津的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和保安隊在東站、東局子飛機場、海光寺等戰場對日進行猛烈攻擊，打響了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軍隊大規模主動出擊第一戰，即“天津抗戰”。
在公大七廠（今天津印染廠）的戰斗中，近600名保安隊士兵攻佔由日軍佔據的工事，后遭敵軍重兵合圍，戰至隻余最后四名隊員，他們將槍支全部破壞，走下水塔英勇赴死。日軍上前逼問他們為什麼要抵抗到底、拒不投降。保安隊員毫無畏懼地回答道：“你們侵略中國，我們誓死要抵抗到底！”最終，四名隊員全部壯烈犧牲。
如今，在天津印染廠內的水塔上，仍可以看到當時戰斗時留下的彈孔。
天津的戰略地位，不僅日本方面十分重視，也成為共產黨建立各種領導組織的重要根據地。1937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建立了領導機關﹔1937年11月，華北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成立﹔1938年9月，平津唐點線工作委員會成立……
共產黨員“脫下長衫到游擊隊中去”
1937年，平津地區被佔領后，為推動全國抗戰發展，中共中央於8月22日至25日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全面抗戰路線，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中共北方局號召：“每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應該脫下長衫到游擊隊中去”。
王凱捷告訴記者，當時通過天津轉移的黨員和進步青年達數千人。中共天津地下黨組織在市內建立了多個聯絡站，在英租界泰來飯店租賃房屋，作為南下知名人士和領導干部的中轉站，並利用飯店汽車接送人員。
在轉移的大批革命力量中，還有一位中共重要人物也是在天津轉道南下的，她就是化名“李知凡太太”的鄧穎超。當時正在北平西山療養院養病的鄧穎超按照黨的指示，在美國進步記者斯諾的掩護下來到天津。
“1997年，我採訪到了美國另一位著名記者愛潑斯坦。鄧穎超到天津后，是他承擔起了掩護轉移的重任。”王凱捷說，在愛潑斯坦的安排下，鄧穎超住進了英租界印度人特拉蒂開辦的飯店（今解放北路郵局對面）。為盡快轉移，愛潑斯坦還通過自己的父親找到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的關系，買到去上海的船票，但此時上海局勢已十分緊張，為穩妥起見，他們又決定在煙台下船，轉道去西安。
由於及時轉移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骨干力量，從而支援了正在全國開展的抗日戰爭。這些撤離出去的黨員、干部以及進步青年等，成為撒向各地的革命火種，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靈活斗爭，抗爭精神遍布城市鄉村
洛川會議后，黨中央作出開辟冀東、建立以霧靈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的決定。根據黨的指示，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把天津作為冀東抗日暴動和冀中游擊戰的指揮中心。
對於天津抗日軍民在郊縣地區開展的游擊戰，王凱捷介紹道：“日本兵當時最怕和咱們冀東的部隊交手。山地的回旋余地大，敵軍爬一座山的功夫我軍能爬過三座山，鬼子千百次大小圍剿作戰中基本沒有給八路軍造成重大打擊。”
隨著各抗日根據地作戰地區不斷擴大，部隊軍用物資和生活用品十分缺乏，特別是西藥、器械奇缺，天津就成為了重要的物資供應地。
天津地下黨緊緊依靠廣大群眾提供各種渠道。冀中區黨委第九地委在藥材行業集中的大紅橋一帶，建立了五個黨支部，組織五條地下線路採購和運送醫藥物資。
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破壞軍用物資、倉庫等重要目標是天津工人階級開展斗爭的一種有效方式。當年工人們採用的許多靈活斗爭方法都讓王凱捷印象深刻：“當時在天津發電所（今第一發電廠），工人們就以磨洋工、浪費原材料、毀設備的方式減少發電﹔在軍械制造所，工人們暗中破壞，巧妙地讓槍打幾次就變形。”
抗日戰爭后期，天津市內學生在讀書會的基礎上，傳播戰場消息。女二中的進步學生、教師還在地下黨的組織下大量收集和傳遞情報，將日軍每天出入兵營的人數、次數、裝備狀況記錄下來，向我軍匯報。
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天津廣大工人、學生、市民和各階層群眾團結一心，形成整體反抗，頑強奮戰，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具有光榮革命斗爭傳統的天津人民，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給日本帝國主義有力回擊，在開辟游擊根據地和城市地下斗爭方面為淪陷區抗日斗爭樹立了成功典范。天津作為經濟基礎雄厚的北方工商業城市，是抗戰時期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大批槍彈、藥品等物資和技術人員從這裡輸送到各抗日根據地。獨具特色的天津抗戰模式在華北抗戰中佔據著重要地位，為全國抗日戰爭作出了突出貢獻。
視角2 民間藏家
件件藏品控訴侵略罪行
天津歷史學會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委員會會長李剛是本市十大藏書家之一。20余年來，他潛心收藏天津史料文獻，為研究天津近代史保存了珍貴的歷史佐証。首個法定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來臨之際，李剛將他收藏多年的抗戰時期歷史資料通過本報展示出來，用這些泛黃的報紙、書籍、証件、照片……帶領我們共同走進了那段或屈辱或壯烈的斗爭歲月。
《救亡情報》是全國抗日救國聯合會機關報，及時報道了日本侵略者在東北、華北等地的侵略罪行，及民眾請求政府立即對日宣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聲。
李剛手中，就有一份民國25年(公元1936年)的《救亡情報》。第二版上，題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血賬》的文章上寫道：“七月十九日，日本駐屯軍千余人由津唐等地開抵榆關，本日起在南大寺一帶演習……七月廿二日，日兵一百三十余名晨由津赴榆，日兵一大隊的二百余名由豐台開至盧溝橋一帶演習炮戰平市時開炮聲隆隆……”李剛表示，這篇報道真實記錄了“七七事變”前夕，日軍在平津一帶不斷演習，預謀挑起戰爭的罪行。
《八年苦 日寇侵略中國津市經過》是天津市南開區人陳澤民於1946年編寫的白話小說，分為“忠字”、“孝字”兩冊。抗日戰爭勝利后，他以朗朗上口的順口溜形式反映了日本侵略天津時，人民的苦狀。
如：“小日本、真敢干，起手就把北平佔﹔我中國、游擊戰，不慌不忙跟他干”﹔“馬路上、拉開被，枕著便道地下睡﹔二更過了盼三更，錐子尖的東北風”﹔“租界裡、真可嘆，多少難民圍裡轉﹔好黑暗、好黑暗，多處盼的光明現……”
李剛告訴記者，在他收藏這份珍貴史料后不久，陳澤民的兒子居然登門拜訪，激動地向李剛講述了父親在寫書時的艱難情境。原來，陳澤民在寫這兩本小冊子時，生活並不寬裕，只是用僅有的錢印了極少的數本，連他的家人手中也沒有留下。李剛說，陳澤民在困境中仍堅持出書，正是為了能將這段歷史真實地展示給后人，用天津人民的真實感受為日本的惡劣行徑佐証。
此外，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天津特別市公署（日本在華北佔領區最早扶植的傀儡政權）頒發的居住証﹔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天津市警察局頒發的國民身份証﹔民國三十五年，天津市國民學校教員登記甄審訓練委員會頒發的教員登記証﹔抗戰時期駐津日軍的照片底片，一份份珍貴資料講述著它們紀錄的歷史瞬間……
視角3 游擊隊員
“等我長大了，就去當八路軍。”
——訪盤山游擊隊歲數最小的隊員孫世昌
8月28日，記者來到薊縣城東的東大屯村，採訪了從江西回鄉探親的老革命孫世昌。12歲就參加革命的孫世昌老人如今已到了耄耋之年。抗戰歲月，老人的弟弟妹妹慘遭迫害，父親也被日軍抓去當勞工，痛苦的記憶刻骨銘心。一見面老人便打開話匣子，向記者講述那段打鬼子的往事。
青紗帳下的暴動
“那時我還不知道‘暴動’的真正意義是什麼，覺著大概就是打鬼子、打偽警察吧，還有呢，就是拿鬼子和偽警察他們家的東西。”
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作為老孫家的“小九兒”，孫世昌七八歲就承包了家裡燒柴的活，還常去城邊割荊條賣銅板換棒子面。1938年7月，青紗帳起來了，借著青紗帳的掩護，不堪忍受日軍殖民統治的薊縣邦均鎮老百姓，打響了冀東20萬人大暴動的第一槍，這一年，孫世昌十歲。
“咱暴動了，打鬼子了！”
“暴動去呀，革命呀！伙計，別淨瞅著呀！”在熱情洋溢的鼓動聲中，看著打進城的三十來人八路軍小隊和更多的附近農村武裝隊伍，“小九兒”和弟弟也加入了人群，還在衙門院內撿了幾塊破木板，拾了個小方凳，這就是他們“暴動”的勝利果實。
隻上過半天學 弟弟被害死
“鬼子到處抓參加過暴動的人，抓一個殺一個，還逼著全城的大人小孩去‘陪斬’。”
冀東暴動佔領薊縣城的第二天，“小九兒”就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好，縣裡學校開學，窮孩子也收，不要錢。在新生報名處，學校老師還給姓孫名“小九兒”的他起了如今的大名。然而好景不長，第三天敵人就開始攻城了，“小九兒”的學生生活草草結束了。反扑奪回縣城的偽軍和鬼子用刀砍中國人的腦袋，舉著帶血的刀狂笑。孫世昌的弟弟也在這場動亂中去世了，母親與他抱頭痛哭：“這也是他的福氣，人世間的苦他已經受到頭了。”
弟弟的死以及冀東暴動的一幕幕讓孫世昌永生難忘，后來他老盼著城外再響起槍聲，再來一次暴動。在他的心中對日本鬼子仇恨的種子生根發芽：“等我長大了，就去當八路軍。”
小游擊隊員的成長之路
“跟著我們隊長滿山轉，群眾熟悉了，地形熟悉了，沒有這一切，別說一條命，十條命也不夠‘花’的。”
1940年8月，盤山抗日根據地初步成形，以包森為團長、李子光為政委組建了著名的八路軍十三團，這一年深秋，孫世昌如願以償地加入了八路軍，成為在盤山游擊隊中年紀最小的一員。在盤山這個大課堂，他從一個不知打游擊為何物的事事不諳的娃娃，迅速成長為既能與小股敵人作戰又能在大批敵人鼻子底下安然脫身的小游擊隊員。
“1941年的各項抗日活動還是很順利的，然而到了1942年2月以后，形勢發生了變化，噩耗頻傳。”孫世昌告訴記者，先是十三團團長包森不幸犧牲，接著又傳來主力轉移外線的消息，敵人的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接踵而至，鬼子的整個27師團，加上幾十個團的偽治安軍，惡狠狠地扑向根據地。“集家並村”設立“無人區”，鬼子還強迫老百姓挖掘一丈五尺寬、一丈五尺深的所謂“防共溝”，成百上千的干部群眾先后英勇犧牲。
1949年春，孫世昌與眾多津沽大地的革命戰友一起奉命南下，在江西這個紅色革命的發源地，他緝拿特務，清剿土匪，把自己的大半生貢獻給了當地的公安事業，然而他至今仍然思念著天津，牽挂著盤山，每年夏天都要回來看看。
視角4 薊縣村民
“在棒子地裡一呆就是半個月”
——訪抗戰親歷者、薊縣侯家營鎮88歲魏奶奶
“跑反”二字，對於當今社會的人來說怕是非常陌生，然而在那烽火硝煙的抗戰年代，這個詞可以說婦孺皆知，談之色變。從小在薊縣侯家營鎮魏庄子村長大的88歲魏奶奶告訴記者，隨著1937年日本鬼子和偽軍的到來，小村庄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從此“跑反”成了人們的家常便飯。
雨夜狂奔玉米地
“在外‘跑反’，玉米地裡一住就是十多天，不遠處就有人被打死。”
“快跑啊，鬼子來了”，魏奶奶對於10歲這年開始出現的這句“鬼子來了”的警報記憶猶新。從這一年開始，“鬼子來了”成了村民們的噩夢。村裡不少男人被抓了壯丁，敵人的炮樓雨后春筍般修起來了。魏奶奶說，“打那以后，村裡的老百姓都提前收拾好東西，輪流在村外站崗放哨，察看鬼子的動向，一有要圍村的風吹草動，就立馬由姑太等長輩帶著各家的姑娘跑。”
魏奶奶說，“有時一聽明天鬼子要來，夜裡大伙就開始跑，半路還下暴雨，不敢走大路，都蹘到葦子坑去了。不少人你拽著我我拽著她，串一大串跑。白天不敢出來，在棒子地裡一呆就是半個月。就在我們躲著睡覺的棒子地外面不遠就打死個人。”
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
“日本鬼子來之前不少人家裡都有槍，打土匪用的，后來一次暴動就都跟著鬧革命去了，再也沒回來。”
魏奶奶的父親是村裡負責接待八路軍的民兵分隊長，魏奶奶告訴記者：“工作組干部隔三岔五就來家裡住，就在后邊的廂房住，有的時候還把兩三把短槍藏在家裡，一藏就是幾個月。”
“小日本鬼子過年都不閑著，初一就來圍庄了，我爸提前收著信，年三十晚上沒吃飯就跑了。”魏奶奶說：“我爸在外面躲了半個月，以為沒事了，沒想到村裡有漢奸報信，正月十五他剛回來就被桑梓鎮炮樓的鬼子抓走了，審問的時候拿開水澆，拿烙鐵燙，就問他給沒給八路軍辦事。后來救回家的時候渾身哪都燙壞了，一個大老爺們抱著我們全家哭。”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轉眼間抗戰取得勝利。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燒殺搶掠罪行卻仍歷歷在目，日寇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
相關鏈接
[數字]
天津為抗戰勝利
作出的犧牲
人口傷亡：
2430882人，其中傷2374267人，死56615人
財產損失：
法幣5024386695元（1937年7月幣值），聯銀券108445590元，銀元725618元，美元2714186元。
[大事記]
津沽大地上演繹的抗戰事實
■1937年
“七七事變”后，29日凌晨，中國29軍駐津部隊向日寇發動攻擊，是中國軍民抗戰初期唯一一次主動發起大規模出擊日軍的戰斗。最終由於寡不敵眾主動撤出，30日天津淪陷。
■1938年
7月至10月，冀東抗日暴動爆發，天津薊縣、寶坻、寧河、武清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投身抗日暴動洪流，並形成主要斗爭地區。
9月，中共平津唐點線工作委員會天津城市工作委員會成立，建立起四條交通線，打通了抗日根據地與平津等敵佔城市之間的聯系。
■1939年
6月14日，日本為奪佔英國在華權益策劃天津事件，封鎖天津英租界，其帶來的負面政治影響嚴重侵害了中國主權。
■1940年
8月20日，八路軍百團大戰開始，冀東抗日根據地軍民配合百團大戰開展敵后斗爭。
■1941年
日軍開始在華北全面推行“治安強化運動”。日、偽軍對盤山抗日根據地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空前殘酷的大規模“掃蕩”。
■1942年
2月17日，抗日名將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兼十三團團長包森在遵化野戶山村同日偽軍作戰，不幸中彈犧牲，時年31歲。
■1943年
11月，抗日武工隊在津赤鹼灘一帶活動，並將當地改名為赤土村，建起抗日民主政權。
■1944年
6月5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充分認識佔領大城市的重要性，中共渤海區委、中共冀東區委、中共冀中區委、中央北方局城委紛紛派遣黨員干部進入天津市內開展工作。
■1945年
6月25日，冀中九分區三十八區隊和津南支隊深入天津近郊活動，伏擊了白塘口、咸水沽300余名日偽軍。天津城區已處在周邊抗日根據地包圍之中。
10月6日，天津日軍受降儀式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司令部(舊法租界會議局)大樓門前舉行。
[追問]
抗戰勝利紀念日為什麼選在9月3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簽署投降書，無條件投降。
1949年12月23日，剛剛誕生兩個多月的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規定8月15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1951年8月13日，政務院通告將抗戰勝利紀念日改為9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以8月15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后。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9月3日。”
這一認定，在1999年國務院修訂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再一次得到確認。今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經表決決定，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通過立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之后，法律效力更高，把抗戰的正義性、對死難英烈的紀念和緬懷永久性地固定下來。
據了解，將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的兩個重要原因：一是8月15日，日本僅僅是宣布投降，而未簽署投降書，《停戰詔書》隻字未提侵華戰爭。二是以戰敗國簽署投降書的次日為勝利紀念日，是國際慣例。例如，1945年5月7日，德國向盟軍投降並簽署投降書，於是5月8日就成了“歐洲勝利日”﹔1945年5月8日，德國在柏林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向蘇美等國正式投降，因此，俄羅斯及獨聯體各國將5月9日視為“衛國戰爭勝利日”。
照片資料由：
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王凱捷、
天津歷史學會文化遺產保護
工作委員會會長李剛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