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匡麗娜 實習生 高濤

作者簡介:
厲華,男,生於1953年,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文博研究員。

《厲華說紅岩——解讀“獄中八條”》
厲華 著
重慶出版社
2014年7月版

▲“獄中八條”手稿

鄧致久

雷震

江竹筠

羅廣斌
紅岩革命者的斗爭經驗——
經驗一:革命者被捕后,並非是什麼都不說,關鍵看怎麼說,怎麼能自圓其說而爭取被釋放
經驗二:應付特務審訊,說大不說小、說遠不說近、說死不說活
國民黨特務如何用“一杯茶”就讓地下黨高級干部改變立場?紅岩烈士們的“獄中八條”為什麼到改革開放后才公布?日前,厲華的新書《厲華說紅岩——解讀“獄中八條”》出版,該書用大量的史料向人們披露了鮮為人知的紅岩歷史。
《厲華說紅岩——解讀“獄中八條”》以紅岩幸存者羅廣斌提交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的由來為線索,用大量解密的歷史檔案和大屠殺中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的回憶,以“堡壘從內部攻破”、“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等10個章節,圖文並茂地還原了真實的歷史細節。例如,書中描寫了譚沈明、樓閱強、鄧致久等遇難烈士鮮為人知的故事,以及叛徒任達哉、冉益智、劉國定等人的叛變過程。
當年羅廣斌提交的報告為啥缺失了兩部分?
“‘獄中八條’是當時獄中同志對地下工作失敗的總結。”該書作者厲華介紹,1949年底,紅岩幸存者羅廣斌根據烈士們的囑托,向黨組織秘密遞交了長達幾萬字的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原件共15頁,包括七個部分,分別是:一、案情發展;二、叛徒群像;三、獄中情形;四、脫險人物;五、六部分缺失;七、獄中意見。幾年前,我市專家學者將第七部分“獄中意見”梳理公布,這就是“獄中八條”的由來。
殉難於白公館、渣滓洞的烈士,他們為什麼會留下“獄中八條”這樣的意見?
“不論過去還是現在,‘獄中八條’都是黨的建設、特別是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重要參考資料。”厲華稱,“獄中八條”主要包括八方面內容: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的整風運動;八、懲辦叛徒特務。
既然“獄中八條”這麼重要,為何小說《紅岩》沒有提到?“這份報告當時是絕對機密的,隻有少數人能看到,羅廣斌按照組織要求沒有在任何場所談過報告的內容,所以小說《紅岩》裡也沒提到相關內容。”厲華說。
厲華還分析了當年羅廣斌提交的報告缺失了兩部分的原因:“后來,我們發現了一份羅廣斌寫的‘自我檢討’,裡面有專門記錄‘特務罪行’和‘烈士典型’的內容。這份‘自我檢討’的書寫方法、紙張、頁碼,以及記錄的內容,與《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一致並相互呼應,所以我們判斷《報告》缺失的第五、第六部分應是專門記錄‘特務罪行’和‘烈士典型’的,前者可能當時被公安機關拿去用於抓捕特務,后者則可能被歸檔到烈士資格評定的卷宗裡了。”
一杯茶如何讓地下黨高級干部叛變?
比敵人更危險的是叛徒。
在《厲華說紅岩——解讀“獄中八條”》一書中,詳細描述了當時重慶市工委書記劉國定、重慶地下黨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等人叛變的過程。
1948年4月的一天,被叛徒出賣的重慶市工委書記劉國定被捕。徐遠舉請劉國定喝茶。
“我姓黃,只是一個生意人。”劉國定搪塞說。
“劉書記!”等劉國定端起茶杯要喝時,徐遠舉“不經意地”喊了一聲。
茶杯“咣當”一聲從劉國定手中滑落。
“像你這樣的書記,隻要加入我們,比搞地下工作要有前途得多!”徐遠舉以利相誘。
劉國定的面部肌肉開始抽搐起來。
“聽說你的妻子馬上要分娩了?”徐遠舉以其妻兒性命相逼。
劉國定頓時崩潰,向徐遠舉徹底交代了“問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叛變后,劉國定竟一再希望徐遠舉考慮他是省委、市委級的干部,在職務上給予考慮,兩人最后以“中校”官職成交。
同樣,特務沒費多少心思便讓另一地下黨人李文祥叛變。
當時任重慶地下黨城區區委書記的李文祥因劉國定叛變而被捕。被捕后,他在特務的酷刑面前沒有屈服,在白公館坐了8個月牢,但在1948年12月卻叛變了——特務從他脆弱的感情上找到了突破口,以“最后一次與太太見面”相威脅,李文祥恐懼萬分,要出去“交代”。跟李文祥一起關押在白公館的陳然極力勸阻,甚至對他說:“你要是去向敵人‘自首’,我就跳樓自殺!”但李文祥卻認為:“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最終還是出去交出了十五個人的名單。
1951年,叛徒李文祥、劉國定、冉益智被重慶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江竹筠為何寫“自白書”稱彭詠梧有了“小三”?
“革命者被捕后,並非是什麼都不說,也不是什麼都是打死也不說,關鍵看怎麼說,怎麼能自圓其說而爭取被釋放。”在《厲華說紅岩——解讀獄中八條》書中,厲華講述了紅岩革命者的斗爭經驗。
應付特務審訊,地下黨採取了“說大不說小”(即說毛澤東、朱德這些領導,敵人無法抓)、“說遠不說近”(當地的絕對不說,外地很遠的可說些不著邊際的)、“說死不說活”(過去很久,現在不存在的)的辦法與特務斗爭。
“這三個應付審訊的原則,實際就是一種應對策略。”厲華說,應對特務的審訊,關鍵要看平時接受的訓練、自己的思想意志力和心理素質。
在叛徒冉益智寫的《我所知道的軍統內幕補充資料》裡講述了數位烈士英勇機智的事跡:“江竹筠,受刑幾次暈倒了。后來寫了一篇自白書,說她與彭詠梧感情不好,彭在外面另有戀人,並愛跳舞。所以,彭雖然向她提出過組織問題,她也承認過,但並沒有工作。后來有人向徐遠舉說人情,想釋放她,徐說:‘那個女娃兒,哼!!!’”
那些鮮為人知的烈士:有人賣掉結婚戒指為獄中難友換回藥品,有人為保全家人而主動走進監獄
《厲華說紅岩——解讀“獄中八條”》一書中還講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烈士故事。
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萬縣縣委書記雷震,以國民黨萬縣地方法院統計室主任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地下活動。1948年6月被捕關押於渣滓洞。黃茂才是渣滓洞被爭取過來的一個看守,也是獄內外黨組織聯絡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幫過難友許多忙。當雷震請求他變賣自己的結婚戒指,買回藥品,黃茂才答應了,並買來魚肝油和盤尼西林藥片,為獄中難友戰勝疾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10月28日,雷震犧牲於大坪刑場。
1948年,四川廣安人鄧致久領導的武裝起義失敗后,帶領十幾個游擊隊員躲避在觀閣廣興山上。國民黨特務三番五次去鄧家中搜查,要他妻子唐克珍說出丈夫的藏身之處。在特務的緊逼下,唐克珍去求鄧致久的兄弟,要求他去把哥哥找回來。1948年底,鄧致久為了不連累他人和家人,主動走入監獄,后犧牲在渣滓洞。
(本欄圖片均由厲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