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恥與覺醒——“九一八”事變再回眸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精心策劃、步步為營的。在侵華過程中，野蠻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系列磨擦和慘案。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在沈陽街頭張貼的司令官布告。布告落款日期為9月19日，如非事先精心准備，斷不可能如此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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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夜，月近半圓，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鐵路線為名，帶領數名部下向柳條溝走去……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安裝在鐵軌下，並點了火，時間是１０點過了，轟的一聲炸響，鐵軌和枕木都炸飛了。”

上述文字，是《文獻昭和史》對“柳條湖事件”的描述。

驚天動地的巨響，拉開了“九一八”事變的序幕。為了給侵略行為制造“借口”，日軍在現場放置了三具穿著中國士兵服裝的尸體，將其偽裝成被擊斃的炸路“凶犯”，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守備隊，以此“明示”此后日軍進攻北大營完全系“自衛”行為。

精心策劃 二戰序幕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放在國際視野下，“九一八”事變也可以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

赤裸裸的謊言背后，是蓄謀已久的侵略野心。

從1874年進犯台灣、1894年挑起甲午戰爭到1904年發動日俄戰爭，日本從腐朽無能的清政府身上攫取了大量賠款和權益。日本侵略者不僅由此變得更加腦滿腸肥，也更加嗜殺成性，在侵略的道路上愈發變本加厲。

1928年，日本關東軍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不服從擺布的東北軍閥張作霖。當年12月29日，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不顧脅迫，毅然通電全國，實行東北易幟，使國民政府得到了形式上的統一。東北易幟一方面打亂了日本分裂中國的企圖，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加快了武力侵佔東北的步伐：從1929年到1931年夏，關東軍參謀部先后四次以“參謀旅行團”的名義在東北各地系統搜集情報。隨后，日軍確定了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具體步驟，不僅從各地調兵遣將，還竭力煽動仇華情緒，發給日僑槍支組織軍事訓練，並頻繁在北大營附近組織實兵軍事演習。資料顯示，僅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一年時間裡，關東軍就在東北進行了100多次軍事演習。

“閉著眼睛，我都能打到北大營。”這是1931年9月12日，一名日本炮兵少尉在《日本軍部檔案》的記錄。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開始。此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封建勢力同人民大眾、官僚資產階級同工人無產階級的矛盾。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抗擊日本侵略，挽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際，爭取民族解放成為中國社會的歷史主題。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

從“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六年時間裡，日本一直沒有停止侵略步伐，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更是沒有停止過。1932年爆發了著名的淞滬抗戰，1933年有著名的長城抗戰和察哈爾抗戰，尤其是1936年傅作義領導的綏遠抗戰，取得三戰三捷的重大勝利。在東北，從1933年開始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建立了十多支抗日游擊隊伍，1936年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這是東北抗日戰場上的一支主要抗日力量。

放寬到國際視野來看，“九一八”事變其實也可以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通過這一點，人們能夠更加清楚地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性質。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為了重新瓜分勢力范圍而進行的世界戰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反人類罪行的戰爭。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有一個從局部戰爭到全面戰爭的發展過程。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是德、意、日法西斯政權形成后發動的首場戰爭，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局部戰爭的最早階段。之后屬於局部戰爭階段的戰爭還包括：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反法西斯內戰與德意法西斯武裝干涉的戰爭，1936年德國佔領捷克蘇台德地區的戰爭。

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和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局部戰爭發展到全面戰爭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戰爭還包括：1941年6月爆發的德國進攻蘇聯的戰爭，1941年12月爆發的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太平洋戰爭。

因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性質出發，以局部戰爭和全面戰爭的兩個發展階段來考察，這場戰爭最早爆發於1931年日本在沈陽發動的“九一八”事變，結束於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最后以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告終。正如毛澤東說：“在東方日本侵略東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法西斯就是戰爭’，一點也不錯。”

落后就要挨打 進步亦遭遏制

中國社會特別是東北的發展，招來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以及其發動的侵略戰爭

“此次中日爭端之真正原因，實在中國經濟社會之進步，與漸臻政治統一，而非在中國政府不良，或社會停滯也。”

發表上述言論者，不是別人，正是張學良。1932年4月，張學良在歡迎國聯調查團的致詞中談到“九一八”事變時說：“自民國成立以后，東三省在社會與經濟建設上，均大有進步，曾造成許多道路與鐵路，曾開辦許多學校與文化機關，曾設許多工廠，曾開墾許多荒地……”

張學良講的話，並非完全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功績。晚清時期，東北地區社會進步就曾露出一線曙光。第一條鐵路、第一家銀行、第一所高等學府、第一個自行開埠的商埠地、第一家農牧墾殖公司，一經問世，紛紛繼起。及至民國時期，在張氏父子統治的1921年至1931年的十年間，東北現代化建設的確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

特別是1928年張學良主政東北后，推行“建設新東北”政策，一時間，“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振興實業、挽回利權”“收回路權”“統一中國”的口號，風靡一時。東北地區在政治軍事建設、經濟建設、文教建設上，均取得長足進步。特別是經濟現代化方面，鐵路、公路、通訊、工礦業、林業、金融、稅收、港口建設等等，都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張學良本人還在企業裡擔任了30多個職務，並帶動部屬和僚屬投資興辦實業。而這一切的目的，用張學良的話說，在於“促進國家現代化，消弭鄰邦的野心”。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任何進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觸動日本資本主義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東北的投資已達17億元，佔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60%，佔外國對東北投資總額的70%，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投資與工業生產已佔優勢地位。但這種優勢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以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損害中華民族利益，又以掠奪中國東北資源、壓榨中國東北人民的血汗、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換來的，是一種服務於日本國內資本主義的半殖民地經濟形態。

中日兩種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撞擊集中體現在鐵路問題上。從1907年4月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在長達25年時間裡，中日發生鐵路交涉案54起，涉及27條鐵路，鬧得沸沸揚揚。

人們常說，落后就要挨打。“九一八”事變時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弱國，經濟技術落后，政治制度腐敗，日本帝國主義是強國，雷公打豆腐，挑軟的欺，中國自然成為挨打對象，東北則首當其沖。然而，另外一個側面也需要引起注意，即進步亦遭遏制。東北民族資本主義和東北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進步，但這種進步，招致的卻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乃至武力的干預與入侵。

從這個角度觀察，“九一八”事變，也是中國東北地區中日兩國不同性質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白熱化撞擊的一個集中表現。日本帝國主義不許中國統一，不許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不許中國發展自己的民族資本主義，要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為日本擺脫經濟危機、發展資本主義創造條件。特別是張學良通電全國，實行東北易幟，使國民政府得到了形式上的統一之后，更令日本人對中國分而治之的陰謀無法得逞，最后不得不走上戰爭的道路。經濟決定政治，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個基本的原理在這裡再次得到印証。

民族覺醒 奮起抗爭

“九一八”事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覺醒。面對亡國滅種的威脅，整個中華民族由分散的客觀的自在狀態，轉變為一致的主觀的自覺狀態

“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先佔火藥庫，后佔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凶。中國軍隊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沈陽城……”流傳於東北民間的小調，對“九一八”事變中中國軍隊的“不抵抗政策”作出了形象而直接的描述。

1990年，張學良兩次接受了日本ＮＨＫ電視台記者的公開採訪。在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他表示，將日軍的全面武裝侵華錯誤判斷成了局部的挑舋，所以下了不抵抗的指令。

然而，簡單的一句誤判並不足以解釋以下史實：短短4個多月，128萬平方公裡、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父老從此淪為亡國奴。

不可否認，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在工業和科技上是落后於日本的，海空軍整體實力也落后於日本，但“九一八”事變時，中國軍隊卻並非一般人想象得那麼不堪一擊。就兵力而言，當時僅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就有26萬人之多，而日本在我國東北的總兵力不過一萬多人。就武器而言，東北軍的常用武器是“七九”捷克式步槍，日軍士兵的常用武器是“三八”日本式步槍，兩種槍性能相差不大。

可就是因為“不抵抗政策”，沈陽淪陷時，東北軍的武器完整無損地落在日軍手中，“據不完全統計，飛機損失260架，迫擊炮等各種炮3091門，戰車26輛，步槍和手槍11006支，機關槍5864挺”，而當時在東北的日軍，既無飛機也無戰車更無大炮，僅在沈陽南站附近暗置了兩門可以射到北大營的24厘米口徑榴彈炮。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導致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覺醒。此前，中華民族的覺醒與抗爭多是體現在某些個人、團體、黨派或某些地區層面上，從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由於日本侵略者的罪惡目的是滅亡整個中華民族，面對亡國滅種的威脅，整個中華民族由事變前分散的客觀的自在狀態，轉變為事變后的一致的主觀的自覺狀態。

“九一八”事變爆發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提出武裝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張。1931年9月20日和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先后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和《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明確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國滅亡中國的罪惡目的，堅決主張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建議在東三省組織抗日聯軍。

除中國共產黨之外，國民黨左派及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民族危機感也充分體現出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傳遍大江南北。“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總干事黃琪翔發表了《對時局宣傳大綱》，聲討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戰，佔領中國領土”。國民黨元老李烈鈞，愛國將領馮玉祥、楊虎城、傅作義、張發奎等紛紛發表言論或通電主張武裝抗日。黃炎培、馬相伯、沈鈞儒、蔡元培等人士也提出反對內戰、武裝抗日的主張。就連以消滅中國共產黨作為第一要務的蔣介石也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發出了“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的慨嘆。

與此同時，在東北廣大地區也燃起了抗日武裝斗爭的烽火。“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等各種抗日武裝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在東北大地。不到一年，各地自發興起的抗日隊伍就發展到40萬人以上。“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激昂歌聲，激發了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前仆后繼抗日的不屈精神。1931年10月，日軍侵入黑龍江的時候，國民黨黑龍江省代主席馬佔山率部奮起抗擊，在中東鐵路的嫩江橋畔，擊潰了日本多門二郎師團屬下村井團的大部官兵。旅團長村井少將被迫自殺。這是抗戰初期，中國正規軍隊抗戰取得的首場勝利。此外，趙毅領導的吉林雙城阻擊戰，李杜、馮佔海領導的哈爾濱保衛戰等，也都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全國各地也掀起了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潮，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遭到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1936年“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被迫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八項抗日主張。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華民族的整體覺醒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仇敵愾，奮起抗爭，共赴前線，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者。

綏靖政策 終遭失敗

對侵略者採取綏靖主義政策，不可能避免戰爭，隻會加速戰爭的爆發和擴大戰爭的范圍

“九一八”事變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下午，正在日內瓦召開的第12次國際聯盟大會舉行第65次理事會，中國代表施肇基報告了“九一八”事變經過並說明中國未作任何抵抗的事實，請求國聯主持公道。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理事會遞交聲明書，控告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破壞國聯憲章的行徑，要求行政院“立採步驟，阻止情態之擴大”。

9月22日，國聯理事會通過決議，對中日兩國政府同時提出“警告”，務須避免一切足以使“事變”擴大或足以妨礙和平解決之行為，要求兩國立即撤兵。這個決議沒有區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在客觀上起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開脫罪責的作用。

此后，國聯又分別於9月30日和10月24日，通過限期日本撤兵的決議，但日本均未停止侵略的步伐。由於日軍沒有按照英、美、法等列強的願望，在踏上中國東北這塊跳板后直取蘇聯，而是掉過頭來觸及他們在華的勢力范圍，國聯才於12月10日通過了派遣調查團的決議案。

然而，遲至1932年1月21日才正式成立的國聯調查團，並沒有直接到中國東北進行調查，而是先繞道英國美國征求列強的意見，繼而到戰爭發起國日本訪問，3月14日到達上海后，又前往杭州、武漢、九江、重慶、天津和北平等地參觀游覽，直到4月21日才抵達沈陽。而這時，日軍已攻佔錦州，成立了偽滿洲國，初步穩定了東北局勢。

10月2日，《國聯調查報告書》在日內瓦、南京、東京同時公布。報告書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的基本事實，指出“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列國公認之事實。”“日方於事前確有充分計劃以應付中日間萬一發生之戰事，此計劃於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夜間見諸實行，迅速准確。”

然而，報告書雖然不承認日本維持的偽滿洲國，但並沒有要求日本從被侵佔的中國領土上撤出軍隊，相反卻主張“東北高度自治”，由國聯插手，實行“國際共管，利益均沾”。這等於是要把中國東北從日本獨霸的殖民地，演變為日、英、法、美等國共有的殖民地。時人評論稱，這是要否認一個舊的滿洲國，建立一個新的滿洲國。

1933年2月24日，國聯通過了報告書，要求日本從中國東北撤軍，實行這一地區在“國際共管”下的所謂自治，同時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利益”。盡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拒絕接受，並於3月27日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對此，國聯仍無計可施，沒有拿出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這對“一切聽從國聯”、依靠國聯“主持公道”的南京國民政府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

英、法、美等國以及國聯對日本侵略者採取的縱容、姑息、妥協、讓步的綏靖主義政策和軟弱無力的行動，再次証明了“弱國無外交”的道理，也對國際社會及后來的國際形勢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由於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一再退讓，對它侵佔中國東北的行為未予以任何懲罰和制裁，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越來越大。在佔領錦州之后，緊接著於1932年1月又進佔了山海關，控制了東北通往關內的門戶。1933年3月，日軍進攻熱河，佔領了承德。至此，東北四省這塊富庶之地全部落入日本之手，極大地增強了日本侵略擴張的實力。1935年，日本制造了“華北事變”，1937年7月，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偷襲美國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至此，由“九一八”事變燃起的戰火，已蔓延到亞洲各個角落，連英國在印度洋的東方艦隊、美國在遠東的軍隊都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其實，日本侵略者在發動“九一八”事變時，並不是毫無顧忌的。如果英、美、法等國挺身而出，採取集體抵抗侵略者的政策，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很可能會有所收斂。“九一八”事變的歷史充分表明，對侵略者採取綏靖主義政策，絕對不能避免戰爭和制止戰爭，隻會加速戰爭的爆發和擴大戰爭的范圍。“九一八”事變過去83年了，今天，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否定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其背后的用心和企圖是不言而喻的。對待這股勢力，我們同樣不能採取姑息、縱容的態度，要與之進行不懈的斗爭，以維護亞洲及世界和平。

（作者系“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