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后，中央認為任仲夷在黑龍江干得很出色， 1977年 2月 8日決定任命他為“文革”重災區的遼寧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主持遼寧全面工作，以扭轉遼寧局面。為穩定遼寧局勢，沈陽軍區政委曾紹山繼續兼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段時間。 1977年 2月 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觀點：“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觀點給全黨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撥亂反正設置了障礙。
1977年 4月 10日，鄧小平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中央寫信，提出“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1978年 5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任仲夷毫無畏懼，堅決投入批判“兩個凡是”的戰斗。他認為“兩個凡是”不徹底否定，必然在思想上束縛億萬人民，使黨和國家繼續陷於“文革”錯誤中﹔在組織上使“文革”中受迫害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群眾繼續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國歷史繼續倒退。 早在 1977年 7月，在遼寧省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任仲夷就響應鄧小平在同月提出的“要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觀點，進行了透徹的分析，矛頭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是地方大員中最早對這一觀點的積極響應者與論述者。他在講話中明確提到“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証唯物論的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並強調“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時間早於真理標准公開討論將近一年。可惜他這篇講話未在報刊發表，因而未引起理論界、新聞界的注意，產生的 影響有限。 1978年 5月 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以下簡稱《實踐》），正式揭開思想大論戰的帷幕，立即引起“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該文受到中央某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 6月 30日，任仲夷在中共遼寧省委信訪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根本觀點》的講話：“最近，鄧副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了實事求是的問題。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和根本態度，是毛主席一貫提倡的我們黨的優良作風。我們做信訪工作，和做其他工作一樣，必須堅持這個根本觀點和作風。來訪者提出的問題，到底該不該解決，根據什麼來判斷呢 ?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採取主觀主義，而必須尊重事實，實事求是不能因為某個案件是自己定的，就怕丟面子，怕影響‘威信’，錯了硬不改，該平反的也不平反。也不能因為是哪一位領導定的，或者是上一級定的，明知道該解決的也置之不理。 ”他上半段講必須堅持“實踐標准”，讓實踐來評判是非﹔下半段批評“兩個凡 是”，批判“哪一位領導定的”就不能改的錯誤。 《實踐》發表的第 3天，任仲夷就著手撰寫一篇論述真理標准、批判“兩個凡是”的文章。此文 8月定稿，題為《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全文 8600多字，刊登在遼寧省委的理論刊物《理論與實踐》
1978年第 8、9期合刊上。他在文章中比較系統地提出防止“兩個凡是”的“三個不要”：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二、不要單憑朴素的階級感情看問題﹔三、不要以政治需要為借口反對實事求是。同時提出堅持實事求是的“四個必須”：一、必須完整地、准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二、必須充分發揚民主，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組織保証。三、必須和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時刻傾聽群眾的呼聲，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路線。四、必須承認實踐高於認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鑒別標准。 文章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光明日報》於 9月 9日全文轉載。
1978年 9月，鄧小平遼寧視察，任仲夷全程陪同並代表省委匯報工作。他在鄧小平乘坐的專列上，把《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呈送鄧小平，並談了自己的看法，鄧小平表示贊賞。 任仲夷並未就此停止戰斗，他從 9月起著手撰寫以解放思想為主題的文章， 11月完成，題為《解放思 想是偉大的歷史潮流》，約 1萬字，刊登於 1978年 12月號《紅旗》雜志。這篇文章是《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的繼續和深入，針對性和戰斗性更強，是任仲夷又一篇聲討林彪、“四人幫”極左謬論和批判“兩個凡是”觀點的力作。
任仲夷的這兩篇戰斗檄文，就像兩把鋒利的尖刀，狠狠擊中“兩個凡是”的要害。他多次提到，這兩篇文章是他的秘書張岳琦根據他的意思執筆起草的，准確表達了他的思想觀點。他認為張岳琦是個很優秀的干部、他的得力助手。
與此同時，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都表態支持《實踐》。任仲夷、宋平、楊易辰被公認為是最先戰斗在這場大論戰前列的省委第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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