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任仲夷在北京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是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准備的。會上，與會者對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很激烈。會議簡報刊登了某理論權威的文章，這篇文章實際上是《人民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以下簡稱《實踐》）的當天晚上，某理論權威打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電話內容。該文章稱，《實踐》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政治上問題更大，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該文章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凡是派”的觀點，可說是“凡是派”對真理標准討論的第一次公開地正式反擊。 在《實踐》等文章發表后，堅持“兩個凡是”的那些人除了下命令禁止支持，以及大扣什麼“思想反動”“方向性錯誤”“分裂黨中央”“矛頭針對毛主席”“砍旗”等帽子外，拿不出任何一篇反駁文章來。此人的一個“電話內容”，竟然鄭重其事地登載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簡報上，是堅持“兩個凡是”的人試圖通過這篇文章以求最后一搏。 在短兵相接的關鍵時刻，任仲夷再次挺身而出。他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首先指出“這篇東西確實代表了某些同志現在的觀點，代表了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兩個凡是”。他一 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思潮的實質，是要從理論上把我們拉回到林彪、‘四人幫’那裡去，是要反對或阻撓我們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前進。”又說，某權威的這篇作品“極力擺出一副似乎是在維護毛主席偉大旗幟的樣子，對別人採取歪曲、誣蔑的手法，把自己編造的錯誤觀點強加於人”。 接著，任仲夷對某權威的 4個觀點逐條進行尖銳地抨擊。針對其指責《實踐》“隻談實踐標 准而不談理論的指導作用”，任仲夷批駁說：“當前透徹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撥亂反正，就不能解放思想，也搞不了四個現代化。 ”針對某權威指責《實踐》“是提倡懷疑一切”，詭稱“現在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科學理論是不是真理呢？”任仲夷批駁說：“馬克思的整個學說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堅實的實踐基礎上產生的，它的基本原理已經為實踐証明是正確的。隻有某權威等人認為它完全沒有經過實踐証明。另一方面，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許多具體設想和論述，確實還有待於未來實踐的進一步檢驗。隻有某權威等人才認為它不需要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 針對《實踐》是“砍旗”的指責，任仲夷反駁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這個基本觀點，卻被說成是‘砍旗’，這是什麼邏輯？ ” 針對《實踐》是“混淆了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界限”的指責，任仲夷批駁說：“毛主席說過，教條主義也是修正馬列主義的。‘四人幫’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手法，有時表現為直接篡改，有時則表現為堅持‘一字不准改’。對這兩種手法，我們都必須揭露和反對。特別是對於受‘四人幫’思想影響的人來說，后一種手法的余毒更為嚴重。 ” 任仲夷犀利的批判，對贏得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挑起的這場思想理論斗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任仲夷除了批駁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外，還在會上建議中央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明確表態。他在 11月 24日發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本來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但是，中央有的部門、有的會議傳下來的精神，卻是完全針鋒相對的另一種說法。我們在地方上工作感覺到，這種思想混亂，當前已經成為影響大局、影響團結的大問題 ”“如果中央明確地講一講，全黨一致了，思想混亂就將澄清，我們在下面工作也好做，國際上對這個問題的議論和猜測也會止息。其中別有用心、企圖利用這個問題對我們進行挑撥離間、造謠誣蔑的人，必將枉費心機。”任仲夷的建議得到大多數與會者贊成，成為會議主流認識。中央工作會議長達 36天，是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它為破除“兩個凡是”思想禁錮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順利舉行准備了充分的條件。 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
任仲夷不但自己投身這場大論戰，而且充分發動遼寧省干部和群眾參加這場戰斗。他主持下的遼寧省委，早在 1978年 8月 18日就作出正式決定並發出通知，在全省廣泛地開展關於真理標准的群眾性大討論。在近一年后，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真理標准討論的補課。可以說，在這一大討論中，遼寧在全國先走了一步，成為全國最早、最深入開展的省份，表明在批判“兩個凡是”的斗爭中，任仲夷和遼寧省委有最為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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