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進攻延安的胡宗南部隊，剛佔領作為延安南大門的南泥灣，就策劃著要炸掉父親親筆題寫的“三五九旅烈士紀念碑”。這一日，敵工兵掘土挖坑，埋好炸藥，忙乎半天，准備次日天明點火爆炸。誰知，第二天起來一看：哪裡還有紀念碑的影子！ 這座高大的紀念碑硬是在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地平線上消失了。敵人爆破不成，怒沖沖地四處搜尋查找，並派兵搜捕掘碑人。結果，紀念碑與掘碑人皆是全無蹤影。敵人折騰幾天，隻得悻悻撤兵。誰知，敵人走后的第二天早晨，這塊失蹤多日的紀念碑竟完好無損地屹立原處。南泥灣人驚嘆不已，說道：“紅軍烈士顯靈了！ ”而這個護碑人，卻是就此緘默，后雖經多方查詢，仍是沒有找出來。
陝北人燒炕，秸稈燃燒產生的煙霧彌漫於村子上空。斜陽西落，窄巷牛羊﹔農婦喚兒還，田夫引車歸，儼然一幅王維筆下寧靜恬然的村居圖。
穿村而過，沒用幾分鐘，便到了那片“陝北江南”。苞谷已經收過，大片整飭的田地阡陌縱橫，被犁耙細細翻過的黃土踩上去綿軟如沙。遠處，幾個小小的人影正吆喝著牲口往家趕。而在三五九旅進駐前，這裡可是荊棘叢生、豺狼出沒的荒野之地。他們為了解決衣食問題，開發這片朱總司令親自踏勘出來的土地。士兵們到古剎撿破鐘，到黃河堤防區撿敵人轟擊邊區的碎彈片，盤起紅爐，打成镢頭、鐵鍬、鐮刀……他們白天開荒，夜宿樹林，燒火取暖，挖野菜充飢，獵取野獸打牙祭……人均每天開荒三四畝，一年后解決了自己的溫飽問題，三年后向邊區政府交了公糧。同時，還打了一千孔新窯，建起了六百間磚瓦房，解決了住宿問題，並響應中央的號召，和邊區人民一起粉碎了敵人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經濟、文化封鎖。當時，邊區一片熱火朝天的勞動景象。父親、朱總司令、周副主席等人都有自己的一塊地，有一架腳踏紡紗車。周副主席紗紡得好，還參加了紡紗比賽﹔朱總司令則自制馬尾牙刷，自己打草鞋。三五九旅則是大生產中的模范旅，那首歌唱他們業績的民歌至今傳唱。父親在視察南泥灣時曾說：“蔣介石淨做壞事，但他不給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發餉則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們經濟上受到了封鎖，我們少了幾十萬餉錢，使原來對蔣介石還存點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應該謝謝這位‘委員長’，他使我們找到了‘自己動手’的道路，這比任何餉、任何援助都可靠。”父親曾送王震將軍四個字：有創造性。有創造性的又豈止王震將軍，整個革命軍隊，整個黨，所有軍民都創立了一個良好的自力更生的新局面。
大生產運動不僅解決了迫在眉睫的吃飯、住房問題，而且也使官兵進一步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真正和老百姓成為一家。
三五九旅的戰士潘富連發現田裡的秧苗被牛啃了，氣呼呼地追上啃秧苗的牛，罵道：“拉回去，殺了當菜吃！ ”牛的主人賀老婆婆見狀上前攔阻。潘富連惜苗心切，火氣上來打了她幾巴掌，然后一言不發，甩手走了。賀老婆婆氣病了。第二天，教導營長帶潘富連向她賠禮道歉了，請醫生給她治療。從此，三天兩頭有人給她請醫、送藥、送錢。三五九旅旅部專門為此開了干部大會，重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決定以旅部名義，給賀老婆婆送牛一頭，送衣一套，在村裡戲台上公開賠禮。從此，賀老婆婆逢人就講八路軍好，叫人做了面錦旗，上繡“人民救星”，敲鑼打鼓地趕到三五九旅旅部獻旗。
其時，父親從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認識到“兵民是勝利之本”，提出“擁政愛民”、“擁軍優屬”的政策，一九四一年五月作為法律條款頒布，並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定農歷正月為“擁軍優屬”月和“擁政愛民”月。一九四三年十月總結“雙擁”經驗，一九四四年春節將一九四三年制定的公約在《解放日報》上公布，一個以延安為中心的“雙擁”運動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根據地蓬勃地開展起來了。那裡，延安群眾秧歌隊經常演唱的一首《花鼓詞》中這樣唱道：
軍民本是一家人，
根根葉葉心連心﹔
人說母子親又親，
這比母子還要親十分。
軍隊是扛槍的老百姓，
老百姓是不穿軍裝的八路軍。
打鬼子，斗頑敵，
軍是利箭民作盾，
為保山河團結緊。
而一首陝北民歌《繡金匾》更是表達了人民群眾的心聲：“一繡毛主席，領導的主義高﹔你一心為我們，我們擁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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