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5日攝於景華新邨，姚老身上的這件襯衫正是1949年光華大學拍攝時穿的那件。 蔣迪雯 攝
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過后，上海市學生第一屆代表大會於次月開幕，本報今年5月曾在頭版刊登當年照片《首屆上海學代會代表的歡聲笑語》，尋訪當年見証人。看到此照，姚昆田開懷大笑：“哎呀，那不是我們學校嗎？那一天我也在。照片裡面，那個頭上戴花的女同學，我還認識呢。1949年，那是我最難忘的一年啊……”
我出生於1927年，1949年我正好22歲，在上海具有光榮反帝傳統的光華大學學習。該校后來並入華東師范大學，但那時我早已大學畢業了。
《解放日報》 今年5月9日刊登的那張照片，就是我的學校光華大學的食堂。
這張照片裡的情形，我太熟悉了。1949年11月10日上海市學生第一屆代表大會開幕，我也是參與者。那天，從全上海各個高校來的學生擠滿了校園，中午食堂人太多坐不下，所以最后都是站著吃的。
也是在那一天，我作為學校的保安隊員，負責陳毅市長的安全保衛工作，因此結識了陳老總，結下了忘年交。
1949這一年，對我來說，是難忘的一年。可以說，上海解放的日子，也是我第二個生日……
結識陳老總
照片裡的事，發生在1949年11月10日。
那時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一個半月，上海開始了對全市各行各業的全面改造，真是百廢俱興的時期，全市各高校的首屆學生代表大會也就在這時召開，充分說明了黨對學校教育和對青年學生工作的重視和關懷。
至於為什麼選在光華大學，我想與它的愛國反帝傳統分不開，光華大學是在1925年6月3日，在著名的“五卅”愛國運動時期，為抗議抵制聖約翰大學的外國校長侮辱我國國旗國格，由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自發組建的一所大學。
照片裡的那一天，對我來說，特別意外而開心。大會召開前夕，學校當時尚未公開的黨支部負責人在一次會議后告訴我，要我當天在陳老總來學校期間，作為臨時接待員兼保衛員。雖然他們一行中也有便衣警衛員，但是畢竟對校園環境不熟悉，而且警衛員不進開會會場，所以要我在前襟別上了一個與會代表的識別標志。
記得那一天，隨陳老總一起來的，還有幾位我黨著名的領導人，比如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傳奇人物潘漢年（當時任上海市副市長），還有就是光華大學老校友周而復（當時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他就是在抗戰爆發后從母校投奔解放區參加新四軍的。開會那天，我有幸和他們一一握手。
那一天的大會上，陳毅市長作了一番熱情洋溢的講話，現在讓我仍印象深刻。我記得他大致提到，在我們締造新中國的漫長道路和推翻腐敗政權的血和火的斗爭中，像上海這樣魚龍混雜的國際大都市，雖然見不到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的場面，然而始終存在著第二條戰線，也可稱為隱蔽戰線。其中前仆后繼、高潮迭起的愛國民主運動，歷來包括著各個學校的愛國師生，他們作出過重大貢獻與巨大犧牲，這是新中國民主革命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當時聽了，都感到這樣一個觀點與論証非常有感染力而又新鮮，令大家備受鼓舞。
會后不久，我就被全校同學選舉為光華大學學生會主席，並進入大學校務委員會擔任委員。我記得，隨后新的教師工會也成立了，老師們選舉了深孚眾望的呂思勉教授為工會主席。
這個校務委員會，最早做到了老中青三結合，那年呂教授已是65歲，年齡幾乎是我的3倍，但我們師生之間非常親切。
在上海解放前夕，社會環境十分混亂，教師教課與學生上課都極不正常，解放之后，形勢才漸漸穩定下來。
記得當年，我在學校讀的是外文系，與我最密切的是曹未風老師，他比我大16歲，早年留學英國，翻譯過莎士比亞的20多部劇本，上課時他講授英詩和歐美名著，課堂上全部是用英語講解。可他常常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暗中盯梢，沒法好好教書。記得有一次，他沒來上課，我和同學干脆去看電影，沒想竟與他在電影院不期而遇，兩邊相視，會心一笑。
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曹未風是共產黨員。半年后我調到北京工作，得知他不久后也調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擔任高教局副局長，我們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系。
每次回憶上海解放前后的學生生活，總感到別有一番滋味在心底。當時由時代所促成的一種革命師生關系，不僅教學相親，更珍貴的是相互政治觀點的契合和人生目標追求上的一致，這尤為令人珍惜、懷念。
生死考驗
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是在校大學生中最早一批加入共產黨的。
我自知，像我這樣出身的家庭成份，沒有經過長期的考察與考驗是入不了黨的。當年，我的入黨第一介紹人是地下黨支部書記高淑珍，還有一位是地下黨支部宣教委員陳一飛，著名教育家陳鶴琴的兒子。
當時寫入黨申請書后，高淑珍特地指著我填的出身成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我嚴肅地回答，這是實事求是。我的出身的確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日后的人生目標和政治觀點趨向。我出生於江南著名的文化世家。我的父親姚石子，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負責人之一，這一團體裡涌現了不少進步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柳亞子。
我父親始終討厭蔣介石，1927年蔣介石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我父親卻秘密掩護並資助了被蔣介石追捕的許多在他心目中的好人，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我從小聽到接觸到的這些，對我是有影響的。
1943年，我在光華大學附屬中學求學，當時上海已成“孤島”，中共的地下活動更趨隱蔽，而我卻進入了共產黨地下黨外圍組織的工人子弟夜校，擔任小學義務語文教師。此事起初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但有一個下雨天的晚上，他看到我撐著雨傘要出去，我告訴他去小學教書，他聽了並不詫異，隻囑我路上乘電車要小心。
可惜的是，我父親於1945年5月抗戰勝利前夕不幸因病去世，這對我人生的打擊是無比沉重的。
自此以后，我越來越多地參加到民主愛國學生運動中去了。盡管時間過去了將近70年，那段經歷仍歷歷在目。1946年1月13日，全市大中學校學生和各界群眾約1萬余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4位青年烈士，在公祭主席團中，我看到了柳亞子、馬敘倫和鄭振鐸，這3位都是我父親的老朋友，柳、鄭兩位還原來就認識。
1946年6月，我參加了“六·二三”反內戰請願，以馬敘倫等為首的請願團在南京下關車站被暴徒毆打，我們在滬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內戰游行。還有1947年元旦，我剛進大學，便參加了“抗議美軍暴行”的萬人大游行……這樣積極，當然會受到國民黨特務的關注。當時我住在巨籟達路（現名巨鹿路）820弄的“景華新?”，據我所知，當時不少國民黨高官親屬（如王寵惠、俞大維等）都在此有住宅，估計也有國民黨特務機構暗設於此。
一天傍晚，我看到家裡信箱內放著一封信，信上寫著我的名字，沒貼郵票，顯然是有人偷偷塞進信箱的。我一拆開，便看到一張信紙內夾著兩顆沒用過的子彈，信紙上寫著兩行字，大意是警告我，若再參加反政府活動，那麼這兩顆子彈是認得我的。
起初，我有些意外，但也沒覺得怎麼可怕。但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我在北京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工作時，一天我所在單位的支部書記專門來找我，說上海某單位派來外調人員，並拿出一封信，問我是否認識信上寫著一個肅反對象的姓名，我想了好久，如實回答不認識。
我們書記卻告訴我，此人后來交代，曾在解放前將我列入逮捕名單並已有計劃，准備將我秘密抓到后立即裝入麻袋再丟入海中。
若不是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比他們預料得要早，我早已葬身大海了。躲過大劫，我又驚又喜，上海的解放，真可說是我的再生之日。這是當年活生生的歷史事實啊。
藏書獻國
中國革命的成功，有著各個階級愛國人士共同的努力。對我家來說，父親多年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發展。孫中山去世后，父親不願意參與政治，辦教育、大量買書，就是因為他擔心中國傳統古書流到國外，想以個人之力為傳統保護盡一份力。
在我的老家，父親分門別類放置著統一規格的書架和書櫥，陳列著以線裝書為主的各種古今書籍。之后，書籍越聚越多，從辛亥革命到抗戰爆發家鄉淪陷為止，父親聚存在這座“家庭綜合圖書館”內的書籍總數（不包括各種報刊）當在10萬卷以上。父親為管理這10萬卷書花了大量心血。
我小時候經常看到，父親不停地用正楷一筆不苟地，寫各種書籍的題記、序跋並編寫書籍目錄。在節令變化時，為了防潮、防晒、防蛀，還得細微地去做書籍的各種清潔保護工作。1925年，父親創建了當地第一座公共圖書館——張堰圖書館。
上海解放后，城鄉社會初步安定，我和家人商議后，決定上書陳老總，將父親生前的數萬卷古籍藏書，全部捐獻給國家，請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
我知道，陳老總早年留法勤工儉學，非常珍惜中國傳統文化並擅古典詩詞，當年在新四軍中與李一氓等還在淮北解放區辦過詩社，且請了身在國民黨管區的柳亞子當社長。我還知道他讀過我父親在辛亥革命之初寫的《淮南社敘》等文章，我估計他會知道我們家的事。
沒想到，很快我們便收到了陳老總的回信，除了感謝，還提出要我不用全捐，可以自己保留幾本作為紀念。我回信表示，願意全部捐出。陳老總又希望能給一些獎金，我也分文不收。最后，陳老總表示，由他親自寫幾句話，送給我們作為一種永恆的紀念。
后來陳老總就用文言撰寫了一篇短文，並有意識地請我父親生前老友、著名書法家沈尹默繕寫，文章對我們全家此舉作了一番高度表揚，當時上海大小報紙對此都有記述和報導。文化界老前輩們，如張元濟、葉恭綽、柳詒征等都專門撰文寫詩記敘其事。
當時，上海圖書館、博物館及文史館等均未成立，這件事，正如陳老總與其他文化界前輩在詩文中所言，在上海剛解放起到了最早最先在文化界的帶頭示范作用。
之后，陳老總又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委徐森玉，與我們鄭重地簽署了《金山姚氏捐贈所藏書約》。當時已經六九高齡的徐森玉老人，比我長46歲，早在民國建立之初就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抗戰期間蟄居上海，與張元濟、鄭振鐸等發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我父親也參與其事，他與我父親當然也是多年故舊。現在由一位比我父親還年長10歲的前輩國學大家，與我們弟兄簽署這個有導向價值的協議，不僅令我們家人感動，更對當年的文化界產生了影響。
后來，我赴北京，被分配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想不到在一個周末的晚上，又遇到了來北京開會的陳老總。
他原是來駐地看望朋友，沒想我也在代表團內，正好那時他和周總理並排坐在一個沙發上，就喚我坐在一起，三人促膝而談。
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家捐獻的大量古籍，上海已決定專門成立一個圖書館加以妥善保存並發揮它的作用。”周總理聽了就問這圖書館在哪裡，陳老總說准備放在原來南京路上的跑馬廳，我知道總理對老上海的建筑是非常熟悉的，他非常感慨地接著說，原來帝國主義搞的賭場，我們人民政府就是要把它改造成為人民大眾進行自我教育的文化場所，這是一個很好的對比。
我在旁聽了，極為激動，至今不忘。
1949年這一年，我僥幸死裡逃生，經歷上海的解放，並對上海日后的文化建設，做了一點自己的貢獻。現在想來，真是徹徹底底、天翻地覆的一年。
人物小傳
姚昆田，1927年8月生，上海人，解放前參加歷次革命學生運動，曾兩次躲過國民黨特務的暗殺。解放后被批准為中共黨員，並任光華大學學生會主席兼校務委員。1950年大學畢業后赴北京，先后在外交部、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及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等機構工作。調回上海后曾任上海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市政協委員、上海大學兼職教授，現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口述：姚昆田 採訪整理：梁建剛 包雨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