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學賢
1964年10月16日15時，隨著一團巨大的蘑菇雲在中國大西北騰空而起，中國第一顆地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當時羅布泊沸騰了，全國沸騰了，人們抑制不住興奮的心情，紛紛走上街頭歡呼雀躍。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新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后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成功，這是繼新中國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地爆原子彈和1965年5月14日在羅布泊空爆之后，在全球范圍內所掀起的又一場波瀾壯闊的核幽靈的震蕩，從而使當年毛主席關於“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的偉大號召，付之了實踐。中華兒女無不為之額手相慶，無比自豪。今天，我們在回顧50年前舉國上下為之揚眉吐氣、歡欣鼓舞之余，一定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昔日那些奮斗在核試驗基地上，隱名埋姓、叱咤風雲的英雄們。其中“兩彈元勛”鄧稼先，就是他們之間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今年是鄧稼先誕辰90周年紀念，也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50周年紀念，我按捺不住涌動的激情，以他的事跡為線索查閱史料，尋訪他的歷史足音，傾聽他的內心的訴說，了解那些最感人的故事、最鮮活的細節。
坎坷之旅 秘密航程
鄧稼先，安徽懷寧人，杰出的物理學家、核科學家，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爆轟物理、等離子體物理、流體力學、統計物理和理論物理等方面廣有建樹，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的奠基與開拓者之一。從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突破和試驗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試驗成功，他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0年春夏之交，不滿16歲的鄧稼先跟隨年長10歲的大姐取道海路經上海、香港、海防（越南）前往昆明。在經過數個月的輾轉遷徙與多方周折到達昆明后，姐姐在一家工廠找到工作，不久便遵照父親的旨意，送稼先去四川江津由四叔鄧委宣擔任校長的國立第九中學念完高中。1941年夏，鄧稼先從國立九中畢業，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
進入聯大物理系學習，對於日后鄧稼先擔當我國核武器事業拓荒重任起到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從聯大畢業后，鄧稼先在昆明的培文中學與文正中學教了一年數學。1946年秋回到了已闊別6年的古都，此時，他已被聘為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助教。
1948年夏，鄧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赴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深造。1950年6月的下旬，留美科協在芝加哥城北的鄧肯湖畔舉行年會，主要議題自然是圍繞著新生的祖國。鄧稼先與另外100多位各分會的代表一起，盡情抒發對新中國的憧憬、向往，暢談自己的宏願、抱負。盡管遠隔千山萬水，可大家紛紛向祖國母親敞開了火熱的胸懷。從鄧肯湖畔回到普渡校園，鄧稼先即開始寫作博士論文。僅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他便寫成了題為《氘核的光致蛻變》的學位論文。8月15日，論文答辯順利通過，領取了博士學位証書。
8月29日，即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后的第九天，他便沖破層層阻撓，並謝絕了導師好意的挽留，和另外190多名中國留學生及學者一道，乘“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輾轉回國。鄧稼先回來了。
1950年10月，26歲的鄧稼先進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任助理研究員。
1942年12月2日，美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應堆，標志著人類從此進入了“原子時代”。緊接著，1945年7月16日，美國人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蘇聯人在1949年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1952年，美國又制成第一顆氫彈……然而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的原子核理論研究卻基本上是一個空白。鄧稼先和一批剛出校門的青年人跟隨於錢三強、何澤慧、王淦昌、彭桓武等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原子科學家之后，進行著開拓性的工作。1951年第2期 《中國物理學報》上發表了鄧稼先的文章:《關於氫二核的光致蛻變》。他又分別與何柞庥、徐建銘、於敏等人合作，在1956年至1958年的《物理學報》上相繼發表了:《β衰變的角關系》、《輻射損失對加速器中自由振動的影響》、《輕原子核的變形》等論文。1952年，鄧稼先晉升為副研究員，並擔任了原子核理論研究組的組長。1954年他擔任了中科院數理化學部副學術秘書，協助錢三強學術秘書和吳有訓副院長的工作。被前輩科學家親昵地稱為“娃娃博士”的鄧稼先，迅速地成長、成熟起來。
1945年，美國人向日本的長崎、廣島先后扔下兩顆原子彈，世界被震驚了。雖然被懲治的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凶之一，然而整座城市被毀，幾十萬市民遭殃，受害最大的依然是人民。科學家早已預言的原子彈毀滅人類的慘劇，終於發生了。最先擁有核武器的美國政府，得意忘形地揮舞著核大棒、肆無忌憚地進行威脅、恫嚇，它曾狂妄地叫囂要以核爆炸的音響效果作為其外交政策的語言。而當蘇聯人建立了自己的核武裝之后，它又將核訛詐的矛頭對准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11月底，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侵朝美軍的“總攻勢”慘敗之后不久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揚言，一直在積極考慮在朝鮮使用原子彈，是否使用原子彈由戰地的美軍領導人決定……1953年1月，繼任的艾森豪威爾在他的競選演說中聲稱，美國必須用自己的核優勢對中國、蘇聯進行大規模的核報復。當年美國國務院的一份絕密備忘錄記載:艾森豪威爾曾提請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用核武器結束曠日持久的朝鮮戰爭。1954年，美、英、法等國在華盛頓開會，計劃對支持越南解放斗爭的新中國作出“核反應”……面對戰爭狂人頻繁的核威脅、恫嚇，經歷過急風暴雨的中國人民，鎮定自若，堅強不屈。當然，也不是“視若無睹”。原子武器的強大的殺傷力，尤其是它的強大的威懾力量，早已受到新中國領導人的重視。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及地質部副部長劉杰，到會就我國當時的核科學研究狀況，鈾礦資源以及核反應堆、原子彈原理等方面的問題作了專門匯報。
在這次會議上，原子能事業被排上了新中國建設的時間表。1956年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在題為《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正如一位著名外國科學家所說：“要反對原子彈，必須自己有原子彈。”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1958年8月的一天，當時擔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教授找到鄧稼先，告訴他我們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想請他參加這項工作。雖然錢副部長用的是隱語，但是敏感的鄧稼先立刻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他的腦子飛快地轉動著:原子彈、氫彈、核武器……他不禁激動萬分，五內沸然，黨把這麼重大、機密的任務交給他，說明了對他的無限信任，是無尚的光榮。除了拼盡全力，鞠躬盡瘁而為之，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同時，對於自己能否勝任這項無比艱巨的任務，又感到有些忐忑不安。當晚，他通宵未眠。雖然因為有保密的規定而不能直說，可他還是按捺不住向妻子婉轉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聲：“我要調動工作了，以后家裡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鄧稼先就被調入二機部剛剛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擔任理論部主任，負責領導核武器研制的理論設計工作。從這一天起，他從近代物理研究所“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現於公開場合和公開出版物上，直到漫長的28年之后。
此時，他剛剛年滿34歲。
迎難而上 奧秘解開
“得令”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調兵遣將”。鄧稼先用了數個月的時間，從北京和全國各地名牌大學中挑選了二三十名優秀畢業生，組成了一個年輕旺盛的戰斗集體。在京城北郊的一片高粱地裡，他們迫不及待地跟建筑工人一起投入了興建核武器研究所的基建勞動，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編織搖籃。
最初的計劃是向蘇聯專家學習，走仿制的道路。白天，鄧稼先光著膀子在工地上同大家一道苦干實干，為迎接蘇聯人即將援助我們的原子彈教學模型修建模型廳，鋪馬路，蓋辦公室……晚上，為了更好地理解、掌握蘇聯專家將要傳授的復雜的理論和浩繁的資料，他還要抓緊時間看書、學習直至深夜。
很快地，模型廳、辦公室建成了，路也修好了，最早的蘇聯專家也來了，然而卻百般挑剔，說牆的高度不合保密條件，窗子要加鐵欄杆，路也修得不好，等等。於是大家按他們的要求進行重新加固，甚至推倒重來，加班加點，日夜苦干，直到使他們滿意為止。然而，專家們卻遲遲不肯進入正題。向他們請教研制原子彈方面的問題，他們總是吞吞吐吐，或者答非所問，甚至有時還會無端發怒。鄧稼先和他的伙伴們翹首以待，望眼欲穿，可是等到的卻是中蘇關系急劇地惡化。終於，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了全部協議，撤走了全部專家，那顆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據說將有一車皮之多的俄文資料永遠也不會來了。當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劉杰找來了鄧稼先，神色嚴峻地告訴他：“你要有個思想准備，原子彈理論設計得靠自己干了。”其實，這一天的到來，鄧稼先多多少少已經預料到了。
中央下定決心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原子彈研制，就定名為“596”工程，意思是要從1959年6月蘇聯政府撕毀協定之日起，走上獨立研制的道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爽朗地鼓勵大家:“你們大膽去干，干好了是你們的，干錯了是我們書記處的。”這一變故自然也給鄧稼先的肩頭平添了數倍的重量:幾乎一切都要從零開始。他被不折不扣地推上了“中國的奧本海默”（美國原子彈之父）的位置，帶領科研人員開始了極其艱難的探索與開創。
鄧稼先手下的那些“兵”，雖都是從各大學剛剛畢業的“尖子”，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學核物理的，要幫他們從最基本的東西開始學起，原子核、質子、中子……書肯定是要讀的，但關鍵是應如何去讀。早先有個蘇聯專家曾開列了幾十本書，說是把它們全部讀完之后，才能提造原子彈的事。鄧稼先知道，果真按此辦理的話，幾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彈來。他憑著自己的學識與悟性，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果斷地確定從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這3個方面去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的奧秘。后來的實踐証明，把這3個方面作為主攻方向是非常正確的，它避免了大量盲目的探索，大大地節省了時間與精力，它是以后研制工作進展順利的極為重要的保証。可以說它是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中的一個裡程碑，也是鄧稼先在原子彈研制工作中的最重要的貢獻。
有了正確的主攻方向並不等於馬上就能取得成果，擺在理論部的同志們面前的仍有數不清的困難。鄧稼先提出的口號是，邊干邊學!開始時，他們讀的主要是:柯朗的《超音束流和沖擊波》、戴維森的《中子運輸理論》、澤而陀維奇的《爆震原理》以及格拉斯頓的《原子核反應堆理論綱要》這4本書。這些書並非是人手一冊，像 《超音束流和沖擊波》一書，他們手裡隻有一本錢三強教授帶回來的俄文版本，找遍北京的圖書館沒有第二本。他們的辦法是大家圍著長桌集體閱讀，一人念，大家譯，讀一章，譯一章。連夜譯，連夜便刻寫、油印出來。此時的鄧稼先，既是領導，又是老師，有時還是學生。為了弄懂一個問題，他常常徹夜不眠，早上用冷水沖沖頭，便匆匆開始講解。有時備課到凌晨，他便頭枕兩本書，在辦公桌上湊合瞇一會眼，隨即又開始緊張的一天。在那些日子裡，鄧稼先滿腦子都是書裡的東西。有一次他騎車回家，摔進了路邊的水溝，爬起來后迷迷瞪瞪地又折回了辦公室，他手下的那些姑娘、小伙子們見他如此狼狽，趕緊跨上自行車，簇擁著“護送”他回去。常常是，他到家已過了半夜，宿舍大門早已關上，護送的小伙子們便托起他翻過鐵絲網，再把自行車舉起來，遞進去。
正當鄧稼先帶領著他年輕的“兵”進行艱苦卓絕的攻關的時候，中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持續的超負荷的腦力勞動本來就十分消耗體力，再加上糧油緊張，肚子便常常要鬧“飢荒”。然而，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毫不懈怠，緊張忘我地工作著。早上8點以前他們便來到辦公室，晚上l0點以后還不肯離開，有時，領導來“趕”也“趕”不走。
1960年春，他們開始尋找一個非常關鍵的參數，也是一個高度機密的參數，任何國家都對它保密。以前曾請教過一位蘇聯專家，他隨口說了一個數值，為了加以驗証，鄧稼先他們先后進行了多次計算，費時近1年。然而9次運算的結果，都與蘇聯專家所提供的數據大相徑庭，究竟孰是孰非？一時似乎難以找到明確的答案。為了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中央決定調第一流的科學家前來支援，全國都向原子彈研制工作開綠燈。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前來助陣，鄧稼先感到非常振奮。他崇敬地稱他們3人為“三尊大菩薩”。同時，大批優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及熟練工人迅速地補充到研制隊伍中來，他們不僅業務好，思想也好，政治上可靠。鄧稼先曾夸他們是：“個頂個地棒!”這些強有力的措施，推動了研究工作更好地向前發展。經過進一步的驗証，表明：鄧稼先他們9次計算所得出的結果是正確的，而蘇聯專家所說的數據則是錯的。
1961年夏，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彈研制的速度，爭取不遲於1963年把初步設計方案拿出來。工作達到了極限，白天不夠用，晚上挑燈夜戰﹔一周6天干不完，連星期天也搭上。每一周都要開討論會，不論是著名科學家，還是初出茅廬的小青年，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有時還爭得面紅耳赤。一個個假想、猜測在爭論中形成，他們造出了一系列在文獻上找不到的公式，列出了許多異常復雜的方程組。而要解這些問題，同樣遠非易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稱他們所計算的對象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盡管國家已把當時唯一的大型計算機安排給他們使用，可他們手裡同時還使用著落后的手搖計算機、計算尺，甚至還有古老的算盤。
鄧稼先和大家一起，不分晝夜地捕捉著原子彈的蹤跡。困了，趴在床上打個盹，接著再算。有一次他伏在辦公桌上睡著了，1米80的大個頭，重心不穩，一下子摔在地上，可他竟沒有醒，反而越睡越香。還有一次，他指導青年人寫理論計算報告，講完了之后，他自己卻站著睡著了。
他全面掌握著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3個組的研究工作，又親自領導其中的第三組，主持“高溫高壓下物質狀態方程”的研究。當時，由於保密的原因，國外從不發表有關核材料的狀態方程。而國內當時的條件，也無法去模擬出一個像原子彈爆炸那個瞬間的高溫高壓狀態。鄧稼先領導4個年輕人，絞盡腦汁，夜以繼日地進行研究、推算。他指導科研人員先從已發表的其它金屬材料的狀態方程中，推出了低壓區鈾的狀態方程。繼而創造出一套獨具特色的外推法，由此求出了高溫高壓下核材料的狀態方程，並巧妙地與低壓狀態的方程連接，得出了相當大區域內完整的狀態方程，滿足了理論設計的要求。在沒有任何實驗條件的情況下，推算出高溫高壓下核材料的狀態方程，是鄧稼先在原子彈攻關過程中科研上的重大貢獻之一。
接著，中子運輸、流體力學問題，一個個謎團相繼被解開，開啟原子彈奧秘之鎖的鑰匙終於找到了。
1962年9月，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誕生。1963年，原子彈總體計劃完成，39歲的鄧稼先在上面庄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
紅雲騰空 兩彈震撼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的戈壁荒漠上，120米高的鐵塔托舉著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巍然矗立，從70公裡以外的屏機場用肉眼便清晰可見。下午3時整，隨著啟爆零時的到來 一道強光閃過，一個巨大的火球騰空而起，直沖雲天，好像升起了半個太陽。數秒鐘后，一聲天崩地裂般的驚雷震撼長空，氣浪奔涌，排山倒海，令人心魄悸動……
成功了！鄧稼先與戰友們像一股潮水似地涌出地下室，立刻響起了如雷的歡呼聲。大家激動、興奮地相互擁抱、跳舞，有的人甚至在地下打滾。鄧稼先頭戴護目鏡，眼望那朵倚天接地、壯觀無比的蘑菇雲，流下了幸福的熱淚。
當天，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庄嚴而又興奮地宣告：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中國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核大國對中國實行核壟斷、核訛詐的歷史從此結束了!中國試驗核武器是為了消滅核武器，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整個世界被震撼了!
1963年9月第一顆原子彈總體計劃完成並上交中央專委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鄧稼先所領導的理論部，集中全部精力，投入氫彈的研制工作。
氫彈，又稱熱核彈，它爆炸時所需的高溫 (高達1000萬度)由原子彈的爆炸來提供，氫彈的威力則遠遠超過原子彈。1945年美國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威力相當於2萬噸梯恩梯炸藥，而1952年它試爆的第一顆氫彈的威力，則相當於1000萬噸梯恩梯。一顆氫彈是足以毀滅一座城市。
和原子彈攻關的情形一樣，研制人員進行民主討論，群策群力。經過充分的醞釀與熱烈的研討，大家提出了好幾種方案，鄧稼先從中歸納出3個方案，由3位副主任帶領，兵分3路進行計算。
1965年夏，於敏副主任帶領一個小組奔赴位於上海郊區嘉定的中科院華東計算所，利用那兒的一台大型計算機進行計算。經過兩個月的苦戰，終於有了苗頭。於敏立即撥通了長途電話，用隱語將這一喜訊告訴了鄧稼先。鄧稼先第二天就帶人由青海經北京飛往上海。他們和於敏小組又干了1個月，通宵達旦地計算、分析、討論，終於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方案。
1965年冬，氫彈的理論設計進入最后階段。鄧稼先組織大家反復分析技術難點，尋求解決的途徑。他經常親自進計算機房，晚上，或者在機房的地板上和衣而臥，稍事休息，或干脆徹夜不眠，跟幾位副主任一起突擊、苦戰。終於，一套經過充分論証的氫彈方案形成了。這就是后來外國人所稱的“鄧—於方案”。
1965年底，中央批准了氫彈研制方案。
1966年5月9日，第一次有熱核材料的核試驗成功。
1966年12月28日，驗証氫彈原理的核試驗成功。
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中央專委決定，按此理論方案，直接進行全當量的氫彈試驗。
然而就在此刻，一個意想不到的巨大干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鄧稼先的妻子許鹿希，一個有著強烈事業心、有成就的神經解剖學專家，同時又是一位勤勤懇懇的黨的基層干部，被造反派戴上“黑線人物”的帽子，人被揪斗，家被抄，兩個孩子沒人管……核武器研究設計院裡，也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樹欲靜而風不止”，成立了好幾個“革命群眾組織”，一些領導和老專家受到批判、打擊，甚至一些有關核武器研制的重要機密也成為牆頭“大字報”的內容。
此刻，鄧稼先的心中隻有氫彈。他實在沒有精力顧及家中的變故，然而面對研究院中幾派群眾日益分裂，研制工作受到沖擊的狀況，他感到焦急萬分。現在可正是最關鍵的時候，而且據說法國人也在加緊研制氫彈。鄧稼先懷著一片赤誠之心，一腔熱血，到群眾中去進行反復說服、勸解，並召開了動員大會。終於，在 “搶在法國人之前造出氫彈”的口號感召下，鄧稼先把陷於派性斗爭的研制人員又統一到一起。有的人上午還是唇槍舌劍的一對冤家，下午便同操一部計算機算開了，有些老工人、專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黑幫”等等，並被關了起來，鄧稼先想方設法把他們“營救”出來，讓他們又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就這樣，研制人員暫時放棄了派別之間的矛盾與成見，平心靜氣、緊張協調地討論、研究、計算，為氫彈研制作最后的沖刺。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成功。世界又一次被震撼了。英國《泰晤士報》記者驚呼:中國的氫彈爆炸“推翻了美國軍事計劃的時間表”。《每日快報》則稱:“這使美國和俄國人都感到狼狽。”
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的時間﹔蘇聯人用了4年，英國人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人用了8年零6個月﹔而當時經濟技術條件還十分落后的中國，卻僅僅用了2年零8個月。在這一使全世界都感到驚詫的紀錄后面，飽含著鄧稼先和他的戰友們多少汗水甚至鮮血啊!
飛來橫禍 痴心不改
氫彈爆炸成功之后，“文革”的風暴已席卷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鄧稼先的妻子被批斗、折磨，變得瘦弱不堪，奄奄一息。女兒還不滿15歲，就下放內蒙的馬梁素海邊，當了一名軍墾戰士。二姐夫被誣陷為特務，造反派勒令二姐連夜給他們寫材料。北平藝專畢業的二姐，擅長美術但不諳政治。面對飛來的橫禍，她多日不能成眠，精神恍惚，因晚上忘了開窗，不幸發生了煤氣中毒。鄧稼先沉浸在悲哀和憂憤之中。
然而，更使他感到困惑、憤懣和痛心的，是核武器研制事業所遭受的劫難。曾經是國家最機密部門之一的核武器研究院，一時竟成了所謂的“小香港”、“小台灣”，許多留學蘇聯的科學家被打成“蘇修特務”，留美的成了“美國特務”，沒出過國的則被誣陷為“國民黨特務”。一些曾為“兩彈”研制作出過重要貢獻的科技人員，被迫害致殘、致死，好不容易建設起來的核武器研制隊伍，被自己內部的折騰弄得七零八落，元氣大傷。西北某基地3次冷試驗沒有達到預期結果的所謂事故，又被林彪集團的某些人抓住大做文章。他們不問青紅皂白，認定是理論部的“反革命”與“反動學術權威”在作祟。鄧稼先等幾十位理論部的負責人和科技人員被調到西北高原上的基地，為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群眾所批判、圍攻。林彪集團的那些人還粗暴干涉科學工作，對核武器理論設計方案發號施令、指手畫腳……
在強大的壓力面前，鄧稼先毫不退讓。他深知，自己作為理論部主任，隻要在技術方面說一句違心的話，就會給我國的核武器研制事業帶來重大的損失，就有可能使無辜的同事受到牽連。他一方面堅決頂住，另一方面則主動接近工人群眾，進行必要的解釋。他還經常跟於敏等商量對策，決定採取稍微靈活一些的策略，對於無關大局的變動，可以滿足他們。但關鍵之處，說什麼也不能改!
1971年夏，正當鄧稼先身陷危難之際，世界著名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第一次回國探親。下飛機后，他開列了朋友名單，要見的第一個人就是鄧稼先。名單上報中央，鄧稼先立即被周恩來總理點名從西北召回北京。不久，9月13日，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研究院的厄運亦告結束了。
1972年，鄧稼先擔任了核武器研究設計院即九院的副院長。1979年，鄧稼先又擔任了九院的院長。地位變了，責任重了，可他還是像以前一樣，對己嚴格待人寬，身體力行，勇先士卒。哪裡有危險，他就出現在哪裡。開啟有放射性劑量的密封罐時，他在﹔產品總裝插雷管是最危險的時刻，他也在。他那高大的身軀和憨厚的笑容，成了現場工作人員的有效的鎮靜劑。
“干我們這一行，責任太重大了!”這是鄧稼先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一次試驗的成敗，關系到幾千萬元的投資，幾萬人的工作，任重如山。平時每分鐘心跳七八十下的他，一到試驗場就高達每分鐘一百二三十下，血壓也直往上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心提到嗓子眼上。”每次試驗前，他都吃不好，睡不好，惦記著那比蛛網還要復雜萬倍的控制、測試和監視系統的電纜以及儀器設備的成千上萬個環節，唯恐哪一個環節會出什麼問題。他時時刻刻牢記著周恩來總理所制定的方針:“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他深知，任何一個小問題或不起眼的隱患，都有可能釀成彌天大禍。
氫彈試爆成功之后，鄧稼先繼而帶領科技人員致力於研制新的、實戰性能更好的氫彈。在這一時期，鄧稼先又在技術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許多關鍵的技術與設計都是在他的親自參與下提出與解決的。
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裝備部隊，鄧稼先四處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車間。有段時間，他幾乎天天都接觸放射性物質，因而受到核輻射的損傷也就在所難免了。有一次，採用一種新型材料。第一次加工試驗時，鄧稼先和少數幾位同志在帳篷裡開密封罐看測試結果，不料這種新材料的性能十分好，超出了預期的效果。這樣一來，原來的防護措施就不夠用了，鄧稼先他們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允許劑量數百倍的輻射!
在我國已經進行的前32次核試驗中，鄧稼先親自參加和組織指揮的有15次。人們都稱他為“福將”，因為凡他主持的重大決策，均無一失誤。然而，為能有這樣的成績，鄧稼先熬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冒過多少次風險，又受到過多少次超劑量的核輻射，誰能數得清?
隻要到了試驗現場，無論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無論是否需要他親自出馬，無論是不是他的責任，他都感到義不容辭。他已超然物外，常常忘了自己是一個大科學家，是舉足輕重的研究院院長。他隻想著要弄清疑點，盡快查明事故原因，盡量避免可怕的禍患。1979年的一次核試驗中，出現了一個偶然事故。為了查明出事地點與事故原因，先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前去搜尋，但始終沒有找到。考慮到事故可能產生的后果，鄧稼先決定親自去找。在場的同志們都反對他去，基地的司令員也出來阻擋，說：“老鄧，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但是鄧稼先沒有聽從戰友們好心的勸阻，他決定立即上車。車開到事故地區的邊緣，鄧稼先要汽車停下來，他自己下車獨自前往危險區查尋。他對堅持要與自己同行的一位副部長和司機大聲喊道：“你們站住!你們進去也沒有用，沒有必要!”事故終於查清了，事先推測的、出現嚴重后果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可鄧稼先自己卻遭受到難以數計的放射性钚輻射的傷害。幾天以后，鄧稼先回到北京住進醫院作檢查，結果表明，他的尿液裡有很強的放射性，白血球內染色體已經呈粉末狀，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臟也受損。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是不正常的。這次事故是鄧稼先健康狀況的一個巨大轉折，如此強烈的核輻射對身體的傷害是現代醫學水平所無法補救的。對此，鄧稼先自己當時很可能也意識到了，他很可能已經預感到自己剩下的時間不會太長了。因而，從那以后，他更加拼命、忘我地工作，更加珍惜寶貴的時間。
在生命的最后數年，鄧稼先醉心於新一代核武器的研制，為我國新一代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試驗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因此而耽誤了自己的病體。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后，鄧稼先還不到60歲，以他原來的體質而論，仍是年富力強之時。然而，事實上他卻迅速地衰老了。工作之余，和同事們一起爬山，他會突然精疲力竭，舉步維艱，兩個人架著他也挪不動步，隻好半路折回。開會時，狂跳的心臟竟會高達每分鐘120多下。他變得怕冷了，穿得和別人一樣厚，可有時竟會冷得縮起脖頸。
1982年的一次地下核試驗開始之前，當核裝置下到數百米深的地下豎井中后，一個信號突然測不到了。鄧稼先沉著冷靜，組織大家商討解決的辦法。從深夜一直討論到清晨，最后作出了就地解決的決定。鄧稼先不顧別人的勸阻，堅持和研制人員頂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來到戈壁灘上風沙呼嘯、寒風刺骨的井口，和大家共同奮戰，直到故障排除。試驗成功了，鄧稼先卻因勞累過度而暈倒了，血壓降到了零，脈搏也摸不到了……搶救了整整一夜，他才清醒過來。
1984年底，鄧稼先又指揮了我國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最后的一次核試驗。試驗之前，他經常莫名其妙地拉肚子，並且帶血。有時，他虛脫得連路也走不了，要別人架著他才能前行。鄧稼先以為是痔瘡一類的毛病，沒有引起注意。然而，誰都不知道，可怕的癌細胞此時已悄悄進入了他的肌體。
1985年7月，鄧稼先從基地來北京開會，不知怎麼發現大便困難，肛門痛得坐不下來。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利用會議的間隙來到301醫院看病。原本他想拿點潤腸通便的藥物就走，不料醫生經過仔細檢查之后驚詫地問道:“為什麼現在才來？”鄧稼先被強行留下住院作進一步檢查。8月6日，檢查結果表明:他患了直腸癌!
8月10日，鄧稼先做第一次手術。天剛破曉，國務委員、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將軍就來到手術室外守候，核工業部部長及許鹿希教授也來了。手術之后的結論是：“癌症屬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結及周圍組織轉移，預后不良。”
消息傳開，人們都驚呆了。上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核工業部，下至核武器研制的各個部門、單位，鄧稼先的老同事、老同學、親朋好友，無不為他的生命與健康而感到深深的擔憂與牽挂。中央軍委首長命令301醫院:不顧一切代價挽救鄧稼先的生命。張愛萍將軍親自參加制定治療方案，並在手術時一直守候在手術室旁。醫院成立了專門的治療小組。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先后到醫院探望、慰問……面對無情的絕症，鄧稼先卻顯得十分坦然與冷靜。他一再叮囑組織上不要再為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煩與浪費，並一次也沒有吃為他專門安排的伙食。他隻有一個念頭:在有限的時間裡，為黨和人民再做一次最后的貢獻，把沒做完的事，盡可能做完。
手術后第四天，他就忍著傷痛，用顫抖的手給研究院寫信，讓人送來書、材料，還讓人借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雜志，一有空就靠在床頭翻閱。當他慢慢地能下地行動以后，便請司機悄悄地把他送到王府井外文書店，自己去找書。
經過一段治療，由於白血球數目太低，血像太差，治療必須中斷一段時間，醫生同意他回家休養。回家以后的鄧稼先，深知屬於自己的時間已非常有限，更加倍努力地抱病工作。他幾次找於敏等長談，從世界局勢，談到我國核武器發展的方向。幾次討論之后，他們決定把一些關於我國核武器發展的想法寫成書面報告，向中央作出建議。
鄧稼先還開始寫一本理論物理學的專著。以前，為了培養年輕人，他曾編寫過電動力學、等離子體物理、球而聚心爆轟理論等許多講義。這次他找了一位合作者，想把這本關於群論、量子場論的專著寫成幾十萬字的大部頭著作。
他還惦記著研究院的工作，1986年春節前夕，他特地約一位從基地來京開會的同志來家談工作。
鄧稼先從容地向生活告別。許多老同事的家，他一一登門拜訪。以前曾經戰斗過的地方，他無限留念地前去重游……
由於病情惡化，鄧稼先再度住進了醫院。1986年3月29日和5月16日，他先后動了第二次、第三次手術。
第二次住院之后，鄧稼先預感到來日已經不多了。他對妻子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和那一本書。”他拖著手術后極其不便的病體，忍著難以想象的劇痛，以超人的毅力，堅持查閱資料，和於敏等反復推敲報告的內容、提法與措詞。經過反復討論，反復修改，終於完成了這份極其寶貴、重要的建議，把它交給了中共中央。而他自己的那本專著，卻隻寫了兩章不到，約七八萬字。
1986年6月15日，國務院代總理萬裡去醫院看望鄧稼先，並告訴他國務院決定授予他全國勞動模范的光榮稱號。兩天后，授獎儀式在醫院的病房裡舉行，鄧稼先服用了加倍的止疼藥。在接受了國務院副總理李鵬授予他的獎章和証書之后，鄧稼先艱難地作了生平最后一次發言:
“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隻不過做了一部分應該做的工作，隻能作個代表而已。”
黨和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沒能夠挽救鄧稼先寶貴的生命，在癌細胞和放射性的雙重夾攻下，他全身各處大出血，終致不起。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時50分，鄧稼先在妻子、兒女的守護中長眠，為中國的核武器事業耗盡了最后一滴血。
他最后的遺言是:“死而無憾。”
噩耗傳出，張愛萍將軍賦詞痛志哀思:“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連克千重關，群力奮戰君當先，捷音頻年傳。蔑視核訛詐，華夏創新篇。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山河。哀君早辭世，功勛澤人間。”並親筆寫下“兩彈元勛鄧稼先”的著名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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