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歷史人物傳略——季米特洛夫》

《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歷史人物傳略——季米特洛夫》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1949年）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國際共產主義的杰出活動家。他是國際縱火案和萊比錫審判的當事人，在他主持共產國際的8年中（1935-1943），幫助和指導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指定了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導人。1949年，他建立巴爾干聯邦的思想還沒實現，就突然死在蘇聯。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講述了國際反法西斯斗爭先鋒、共產國際總書記、保加利亞領袖人物季米特洛夫波瀾壯闊的一生。本書是其生平的記述，講述了季米特洛夫的成長歷程、其中談到了著名的國會縱火案和萊比錫審判，全書語言優美，論述充分、資料翔實，是研究季米特洛夫一本不可多得的傳記。

作者簡介

張萬杰，浙江工商大學講師，浙江大學在站博士后，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社會主義運動史、當代世界社會主義、中共歷史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書摘

國會縱火案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任命為總理，歷時14年的魏瑪共和國宣告結束。德國開始建立起公開的法西斯專政，共產黨將會在即要來臨的風暴中首當其沖。

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之下，季米特洛夫繼續留在柏林，繼續開展反戰反法西斯工作。

當時的德國議會中，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佔有34%的席位，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第二大黨，佔20%的席位，第三大黨是德國共產黨，佔17%的席位。總理希特勒這時迫切希望實行魏瑪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授權法》，該法規定總理可以不通過議會即可自行制定規章來取代法律法規。而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兩大左翼政黨堅決反對啟動該法。要想爭取議會中2/3的多數席位通過，希特勒就必須破除共產黨的阻力。納粹黨隨后開始大力宣傳德國共產黨正在准備發動革命，而唯有啟動《授權法》才能制止革命。

1933年2月27日晚，德國國會大廈發生火災。大廈的幾個不同點同時起火，同時議會大廳還發生了爆炸，瞬間燃起了熊熊大火。消防隊員在對火災現場勘查時，發現了20捆未燒盡的縱火燃料和一個赤裸的凍得哆嗦的男人，這個人名叫馬裡努斯·凡·德爾·盧貝，是荷蘭共產黨人，一個失業的建筑工人，在此前不久才到德國。

火災發生時，希特勒正與約瑟夫·戈培爾在柏林的公寓中進行晚餐。在接到緊急電話后，希特勒、戈培爾和副總理弗朗茨·馮·帕彭乘車趕到國會大廈，在那裡他們遇到了赫爾曼·戈林。這位德國秘密警察機關“蓋世太保”戈林對希特勒說：“這是共產黨的暴行！共產黨的一名匪徒被逮捕。”而希特勒則稱：“這是共產黨發動革命的信號”，並立即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次日，希特勒在普魯士新聞公報的電台上發表講話，稱“這種縱火行為是德國布爾什維克進行的最駭人聽聞的恐怖主義行為”。

著火的德國國會大廈

德國國會發生縱火案的當天深夜，季米特洛夫乘坐晚班火車從慕尼黑來到柏林。他從第二天的晨報上獲知了這一消息。各大報紙以大號字報道了該縱火事件，並說大廈被燒是德國共產黨的暴行。數千名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遭到逮捕。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主辦的報紙也很快被查封。

2月28日，德國共產黨議會黨團主席恩斯特·托爾格列爾被捕。德共領袖恩斯特·台爾曼也於3月3日被捕入獄。

這使季米特洛夫更加擔心，他在柏林從事地下活動的條件已愈來愈困難，於是准備盡快向其他國家轉移。但不幸也很快降臨到他的頭上。

由於在餐館服務的一個納粹分子赫爾默爾的告發，正忙於掃尾工作的季米特洛夫於3月9日在拜恩豪夫餐館被捕。在此一起被捕的還有另外兩位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爾·塔內夫。三人被押解到了國會縱火案偵查委員會的所在地——德國國會。

在訊問中，季米特洛夫當即表示，他是保加利亞的政治僑民，是保加利亞共產黨議會黨團成員和領導人。他不信任德國警察，因而也不會在口供書上簽字。

正是從在柏林被捕的這天起，季米特洛夫開始堅持寫日記，一直到1949年2月初他病重住院和去蘇聯治病療養后才停止，前后歷經16年之久。

三名保加利亞共產黨黨員、當場抓獲的荷蘭共產黨員盧貝，以及德國共產黨議會黨團領導人托爾格列爾，隨即成為納粹黨向全世界聲稱防止了世界共產主義圖謀的“証據”。

起初，季米特洛夫以為被捕是由於他的身份是共產黨人，並未預料到會被納粹牽扯進國會縱火事件中。而隨著訊問的進行、“証人”的對質，還有從他身上“搜出”的偽造的柏林市地圖等“証據”的出現，都使他意識到，納粹偵查的目的是要將其“制造”成國會縱火的重大疑犯。

焚燒后的國會大廈

季米特洛夫的腦際很快被烏雲籠罩。面對誹謗和污蔑，季米特洛夫第一時間閃過的念想不是為個人辯護、防守，而是發動進攻。他准備通過列舉事實和邏輯証明推翻納粹的各項指控，揭露納粹的法西斯主義行徑，捍衛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

3月20日，季米特洛夫交給警察當局一份個人聲明。聲明說，他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活動家，作為共產黨人，他根本不可能直接或間接參與這一實為反共的行動。他明確表示：

縱火焚燒國會，要麼是精神錯亂者的勾當，要麼就是共產主義最凶惡的敵人的行徑。

他還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証據：

縱火發生時，他根本不在事發現場，起火時他也不在柏林。

偵查過后，季米特洛夫等三位保加利亞共產黨黨員於3月28日被移往莫亞比特監獄。他此時已身無分文，處境困難，時常受到獄警凌辱。他看不到報紙，外面寄給他的書信都被扣留，監獄借口這些書信是“偵查的對象”。他的鋼筆、煙斗和眼鏡也都被沒收。

季米特洛夫堅決抗議監獄沒收和扣留他的東西，並要求發給他報紙和德語工具書，但審判官沃格特總是予以拒絕。

在如此困境中，季米特洛夫做好了進行長期斗爭的准備。他從監獄中借來書籍，讀書、寫作成為他的日常“工作”，他把牢房變成了“辦公室”。由於沒有眼鏡，他“工作”時時常感到頭暈眼疼。

他在監獄中想方設法與外面的親友們聯絡。先與生活在保加利亞的母親取得了通信聯系，又同在莫斯科的老戰友科拉羅夫取得了聯絡。得到親友們的消息后，他倍感欣慰，母親從保加利亞寄來的書信更使他深受鼓舞。在嚴酷的革命斗爭年代，這位母親已經失去了兩個兒子，但她仍然意志頑強、深懷信念。季米特洛夫從莫亞比特監獄發出的信中曾這樣寫道：

我們親愛的媽媽的來信使我特別高興。她不顧一切，依然那樣勇敢無畏和滿懷希望，這使我在精神上如釋重負，得到了極大安慰。

6月20日，季米特洛夫再次收到母親寄來的信，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傳到了獄中。他從信中得知，妻子柳芭已於5月27日在莫斯科因病離世。

兩人結婚已27年，尚無子嗣。妻子的離世使季米特洛夫悲痛萬分，自己又深陷囹圄，但他明白，此時唯有隱忍，別無選擇。

他開始在獄中同納粹的各種圖謀展開特殊意義上的“戰斗”。他在德國法律規定范圍內要求自己的基本權利，每天通過抗議信和聲明向監獄和法庭發起進攻。季米特洛夫據理力爭，堅定不移，監獄不得不把沒收的鋼筆、煙斗和眼鏡發還給他。

由於抗議堅決、矢志不移，季米特洛夫在預審后就被戴上手銬。戴手銬的措施是與當時的法律相悖的，可見法庭不知道還能用什麼其他辦法來使這位態度堅決的被捕者屈服。這樣的監獄生活持續了五個多月。在此期間他閱讀並研究了德國法律、德國歷史及世界史的一些重要部分，進一步充實了自己的歷史知識，同時也閱讀了大量有關歌德、莎士比亞、拜倫、司各特等著名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評論荷馬、索福克勒斯、但丁、塞萬提斯、莫裡哀等作品的文章。這些文學經典排解了季米特洛夫在獄中令人窒息的孤獨，也給了他無窮的精神力量。

季米特洛夫在預審開始后就與審判官沃格特展開尖銳對峙。季米特洛夫強烈要求法庭向他提出明確而具體的對國會大廈實施縱火的公訴，而沃格特卻偏要求他提供有關在保加利亞共產黨從事非法活動的情況和他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以及與德國共產黨的密切聯系。

季米特洛夫態度堅決，沃格特無可奈何，對峙一直持續到6月1日預審結束。

國會縱火案發生后，納粹聲稱這是共產國際策劃的，解散了德國共產黨，並在強行通過《授權法》后的一個月內取締了所有非納粹黨派，建立起納粹獨裁政權。二戰后，在1945年11月進行的紐倫堡審判中，德國將軍弗朗茲·哈爾德曾書面供認：

在1942年元首生日午宴上，當大家談論國會大廈的建筑和其藝術價值時，戈林大聲說：“隻有我才最清楚國會縱火案，因為火是我放的。”他一邊說一邊拍自己的大腿。但戈林在當時的審判中對此矢口否認。對國會縱火案起因也有觀點認為，是盧貝出於個人原因而放火，被納粹黨利用了﹔還有一種觀點從反共的立場認為，是共產黨策劃的派盧貝去放火。

審訊過程中有很多次對質，季米特洛夫根本不認識對質中遇到的幾十個所謂“証人”。他也從來沒有見到過被捕的盧貝和德共議會黨團主席恩斯特·托爾格列爾。后來是在正式審判的第一天才看見他們。對納粹政府的陷害和污蔑他心知肚明，開始了反擊。

5月30日，他交給德國司法當局一份自己親手書寫的信件，信中堅持並表明了他在兩個月前寫給警察機關的書信中的立場。他分析了德國的政治形勢，闡述了各大政黨在當時的政治訴求，論析了納粹當局對他的縱火控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他寫道：

不言而喻，我同任何組織二月起義來用武力改變德國國家制度的計劃毫無關系。我只是在審訊時才聽說這種虛構的共產黨的計劃。但是，眾所周知，根據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自己的決議，共產黨在那一時期的全部政策和活動都是在政治上動員群眾反對法西斯，建立德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為維護全體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和權利、為使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擁護共產主義而開展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

決議所規定的德國共產黨的這條政治路線和具體方針，是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執行的，它完全禁止任何恐怖行動和任何由共產黨人搞冒險主義的起義計劃。

8月3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了司法當局發來的一份起訴書，長達235頁。這份起訴書曾被納粹當局嚴加保密。

“駭人聽聞的捏造！”季米特洛夫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起訴書中說，被捕的三位保加利亞人是在蘇聯、共產國際工作過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被捕前正在德國進行共產主義活動，也即是反國家的危險性人物。對於三位保加利亞被告中的領導人物季米特洛夫，起訴書中稱，他在德國起著為共產黨效勞的完全特殊的作用。但是，篇幅如此之長的起訴書，並沒有舉出充足的証據証明季米特洛夫與縱燒國會大廈之間有什麼關系。

起訴書僅根據大量所謂“証人”的“証詞”聲稱，三位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多次利用各種機會同盧貝和德國共產黨議會黨團領導人在國會見面。盡管起訴書中也提到了季米特洛夫2月26、27日兩天並不在柏林，但卻認為，他至少也是指示和慫恿了其同黨參與國會縱火案。

季米特洛夫在監獄中仔細研究了納粹司法當局的這一“長篇大作”，還在文內空白處寫上了許多評語。他明白了納粹對這一文件進行嚴加保密的原因，起訴書中沒有論據可以支撐作証，公開這個文件反而會成為對被告人無罪的証明。

季米特洛夫明白，他勢必將面臨一場艱苦卓絕的政治和心理較量。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他准備在審判中把納粹法庭變為捍衛自己的革命正義事業和榮譽的講壇。

國際上，來自美國、法國、保加利亞、德國的許多著名律師和進步人士，都紛紛表示願意為季米特洛夫提供法律援助，進行無罪辯護。季米特洛夫及其親屬也准備尋找一位合適的辯護律師。

但是，德國帝國法庭不允許被告自由選擇辯護人，親屬們提名的律師都被法庭以各種理由拒絕。法庭專門為三個保加利亞人指定了德國律師特切爾博士作為官方辯護人。

季米特洛夫很清楚，不可能指望這個由法庭指定的辯護人，他准備自行辯護，出庭時既是被告人又是辯護人。他意有所指地對這位法庭指定的辯護人說：

我能負責的隻能是同我的案子有關的您的一些行動和主意。就是說，您作為我的辯護人，這些行動和主意是以我准確的陳述為依據的，或者它們事先征得了我的同意，並符合我的認識和主張。

國會縱火案隨后被宣稱為“盧貝及其同伙縱火案”，交付德意志帝國法庭第四庭，將於9月21日開審。

納粹政府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以使國際社會相信，帝國法庭的裁決是“客觀的”。而同時，世界性反法西斯的聲援活動也此起彼伏、呼聲震天，抗議國會縱火案審判的信函和電報也紛紛向德國各駐外使領館飛去。

法國巴黎的工人群眾在示威游行時高呼：季米特洛夫萬歲！打倒希特勒！

季米特洛夫即將面臨世界現代史上最大的政治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