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許德珩全家合影。前排左起許德珩、勞君展，后排左起鄧稼先、許鹿希、許建國、許進、鄧志平、齊淑文、許中明、許蘇蘇。
50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隨著一道耀眼的閃光照亮了中國新疆羅布泊上空，我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的消息傳遍了世界，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振奮了民族精神，同時終結了核大國對中國實行核壟斷、核訛詐的歷史。提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我們會自然想到鄧稼先這個名字。
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被譽為“兩彈元勛”。今年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50周年，也是鄧稼先誕辰90周年。值此之際，本報採訪了鄧稼先的妻侄子、全國政協委員許進，他為我們講述了鄧稼先的三點“成功秘訣”。
少年立志科學救國
鄧稼先是我的姑父，我一直叫他“姑爹”。多少年來，祖父許德珩曾說，姑爹鄧稼先之所以走上科學救國之路，和他父親鄧以蟄先生的影響不無關系。
鄧以蟄先生是我國著名美學家、美術史家、教育家，是一位國學深厚，學貫中西的學者。20世紀30年代，我的祖父許德珩在北京大學任教，而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先生則在清華大學和北大兩個學校教授哲學，兩個人在很多觀點上非常一致，因此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祖父曾回憶說，祖母勞君展第一次到鄧以蟄先生家做客時，那時的鄧稼先還是個“頑皮的孩子”，見到祖父祖母，他就一邊雙手抓著門框用身體蕩秋千，一邊向屋裡的父母喊：“來客人了。”此后，祖父和祖母當面稱呼他“稼先”，兩人私下談話時親切地稱他為“鄧孩子”。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隨著北平被日軍佔領，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遷到長沙，組建新的大學。鄧以蟄先生卻因為患肺病，無法承受旅途的顛簸，隻好暫居北平。在北平期間，鄧以蟄先生隻能靠著微薄的積蓄為生，生活十分清苦，但先生教育家人：寧願在自己家的院子裡種菜補助生活，也絕不為日偽做事。當時姑爹鄧稼先正在讀中學，受父親的影響，萌發出參加抗日的念頭。有一次，日軍攻陷了我國的一個大城市，強迫學生們手舉日本旗上街一起“慶賀”。鄧稼先竟然當眾把日本旗扯碎，扔在地上踐踏，並高呼“我隻有仇恨”。幸而有老師、同學們的掩護，才沒有被巡視的漢奸發現。
此后，姑爹迅速做出了去南方的決定。鄧以蟄先生表示支持兒子的決定，並叮囑說：“稼兒，以后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有用。”姑爹欣然聽從了父親的教誨，立下科學救國的宏偉志向。他和大姐鄧仲先一起經由天津、香港，出國至越南，再由越南輾轉到重慶，繼續學習，不久進入西南聯大深造，刻苦鑽研“理科”，為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無私奉獻的團隊精神
多少年來，姑爹的團隊因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科學史上的奇跡，而被西方媒體稱為“不可思議”。其實，姑爹凝聚團隊並沒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他依靠的只是無私地為國家著想的精神和對團隊每一個成員無微不至的關懷。
姑爹在從事核工業研究后，其領導的理論組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當時條件十分艱苦，又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團隊的很多青年人餓得有些受不了，姑爹就帶頭每天忍著飢餓堅持工作，給大家樹立起好的榜樣。1960年春節，姑爹的團隊一起包餃子過年，理論組有幾十人，但隻弄到一斤白菜、一斤肉和一斤面。經討論，大家一致同意南方來的同志絕對不可上陣包餃子，因為他們不太熟悉餃子的包法，一旦餃子包不好，到鍋裡散了，就會把寶貴的菜和肉的滋味全部煮掉。一時傳為笑談。
據與姑爹一起工作的孫清河回憶，有一次進行模型計算時，姑爹睡不著覺，他凌晨三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他把已經睡覺的孫清河叫起來詢問。等大家把問題搞清楚了，天已大亮。鄧稼先問孫清河等同事，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你們餓不餓？孫清河回答說：飯還吃不飽呢，哪有糧票吃夜宵呀。這時，鄧稼先從兜裡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四兩（當時一個人每月隻發28斤糧票）。
幾十年過去了，當年和姑爹一起工作的老戰友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姑爹之所以能夠帶領團隊做出舉世矚目的成就，關鍵是他從來都是犧牲自己，一心一意地為國家著想，為每一個同志著想，這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團隊的每一個成員，因此大家才會齊心協力，共同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科學史上的奇跡。
家庭的鼓勵和支持
1950年8月，姑爹鄧稼先在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國，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等。1953年，姑爹與姑姑許鹿希結婚，成為了我們家庭的一員。
其實，早在姑爹鄧稼先去美國留學之前兩人就已經認識了。介紹人就是姑爹的大姐鄧仲先，當時姑姑許鹿希在北大讀書，姑爹鄧稼先那時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擔任北京大學教職工聯合會主席。鄧仲先女士見我姑姑學習很好，便有意介紹兩人認識。1950年姑爹回國后，與姑姑開始了正式交往。三年后，兩人走到了一起。婚后的幾年，姑爹工作雖然很忙，但還是非常“顧家”的，特別是有了子女后，更是一到周末就抽時間帶姑姑和孩子去爬山、游泳。
隨著對工作的持續忘我投入，姑爹對於家庭和子女的照顧漸少。而姑姑總是在一旁默默地支持著姑爹，承擔起照顧家和孩子的重任，絕無半點怨言。記得1977年恢復高考后，表姐決心把握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上大學。她每天下班后抓緊時間補習沒有學過的初中和高中知識。姑爹出差回北京時，每天晚上給表姐輔導數學和物理。但表姐和表哥遇到難題時卻更願意向姑爹的搭檔、鄰居於敏叔叔求教。他們說:“於叔叔講題那叫一個清楚，比爸爸強多了。”姑爹聽后總是無奈地笑著搖頭。
1978年夏天，高考成績公布以后，姑爹認為表姐和表哥考得不好，便對我祖父表達了一些失望的意思。可祖父聽后馬上對姑爹說:“你不能批評他們。你的工作那麼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對他們的幫助有多少？你不能幫助他們就不能批評他們。”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看到的祖父對姑爹的唯一一次責備。
在回到北京后，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給姑爹一套兩居室的樓房。后來，又給他調了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在此居住，直到去世。姑爹家裡的家具十分簡單，除了書架、桌子和床以外沒有什麼擺設，唯一的兩個單人沙發是1971年接待回國探親的楊振寧先生時從單位借的。
去世之前一年，姑爹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級）。他本有資格搬到部長公寓去住，但是他卻沒有搬。姑爹去世后，姑姑仍居住在當時的房間裡，房間裡的陳設至今也未曾改變。記得有記者在採訪姑姑時問：如果讓鄧稼先重新選擇，他還會走這樣一條路嗎？姑姑肯定地回答說：他會的。（許進 口述 賈曉明 整理）
